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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古代文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党圣元研究员访谈

章辉
内容提要 章:党先生,您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今天想就古代文论这门学科百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一些探讨。
章:党先生,您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今天想就古代文论这门学科百年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做一些探讨。在百年现代学术研究中,古代文论似乎处于一个很特殊的位置。研究西方文论我们不必说明研究的前提,而研究古代文论则需要证明: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古代文论?在“五四”之后,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研究古代文论还有意义吗?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化,而研究方法和学科建制又是现代的,这是否导致了古代文论这门承载着古代文化的现代学科的两难处境?

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古代文论是一门现代学科,是现代性东渐后才兴起的学科。如果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整个中国社会、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的基本问题的话,那么,对中国古代文论这门现代学科的发展来说更是如此,并且由于其独特性,在这门学科中传统与现代之间更富张力,有时冲突也更为激烈。我们一方面应把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发展置于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来考察;另一方面,古代文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遭际,也为我们考察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复杂性,提供了典型而独特的个案。

章:中国现代学科建制来自西方的学科分类系统,我们先从起源处看吧,请具体谈谈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这门学科兴起的现代语境。

党:一般而言,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转折:一是在近代“新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传统的观念、思维和学术范式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其结果便是若干新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诞生;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受意识形态更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由此导致了学术研究在观念和方法上的革命,使之呈现出不同于先前的新面貌;三是受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开放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学术研究在反思与清理的基础上出现了多元化的探索发展格局。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同样经历了这样三个转折,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转型之缘故,尤其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解构,传统的诗文评最终从文学批评的现实舞台上淡出,蜕变为由西方引进而来的中国现代学科体制中的一门专门学问,即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可以称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建构态”,因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形成,在二十世纪初的学术转型格局中应该说是属于重新建构之类的。所谓“重新建构”,就是以旧学为基础,以西学为参照,在现代学术思想、方法的导引下,对传统学说加以改造,在观念和方法上采补其所无而新之,使之转换为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内在机制而言,它实际上成为了一种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相互取舍兼容的学术类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形成就是如此,它是以传统诗文评为基础材料,吸收域外文学研究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对几千年的文学批评传统加以重新认识和阐述,而逐步整合建构起来的。从学科创建的目的和研究方向的展开来看,谋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又是其始终追求的价值目标。

我们可以借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看这门学科的形成。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现代学科的“基本范式”移自域外,在这个意义上可称之为西化范式。“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基本范式是在“诗文评”这种传统基本范式遭遇危机时产生的,这体现了中国文论力图解决自身发展危机的一种努力。包括文论在内的中国文化,可以说其现代转换的动力是来自其自身内部,但其现代转型所依凭的文化资源、运作方式等却来自“外部”。这就使中国文化在现代转型中除了要应对内部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关系外,还得同时应对外部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且这两种紧张关系还非常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我们根本无法把两种关系分开来单独谈;也正由于这两种关系的纽结,中国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就内蕴着更大的张力,转型的参与者就承受着更多的精神焦虑,而过大的压力、过多的焦虑,无疑是转型过程种种偏失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章: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问题是现代语境下才出现的重要问题,也是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传统美学或文学理论批评是经验、直观以及模糊式的,并且缺乏理论性、逻辑性、思辨性、分析性、系统性等,至于理论范畴体系就无从谈起了。还有人认为,相对于西方美学的“显体系”,中国古代美学文论思想是“潜体系”。请问您对这一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党:学界的种种说法除了说明中西文论或美学在思维机制、理论方式上存在的文化差异,以及表明立说者的文化立场外,再不能真正说明和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以西方文论为标本来衡定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和体系,并且要找出相同的东西来,结果自然会令人失望。就事实而言,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有着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方法,亦不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有着自身脉络清晰的体系,只是在体性上不同于西方的而已。但是,由于文化认同和知识谱系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一些论者以为只有西方式的理论、逻辑、分析才是理论、逻辑、分析,而异于西方式的则不是;只有西方式的体系才算体系,否则便不是。再加上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人思维方式的隔膜,种种对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体系的误解与责难就由此而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其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套独特的概念、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便集中地体现在这些极富理论思维特点的范畴群及其体系之中。学界在这一问题上要走出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章: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化,而现代化来自西方,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传统发生冲突。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论争中,中西问题其实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或中或西的文化选择也必然会影响到古代文论的研究。那么,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如何超越中西之争呢?

党:具体到古代文论的研究,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焦点性的文化问题,在于其关涉到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以及如何对传统文学思想资源进行评价与取舍。综观二十世纪以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论争,相当一部分人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陷入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前者主“全盘西化”,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思想持虚无主义态度;后者因循守旧,以“国粹主义”者自居。我们也可以将二者之间的观念对抗概括为“荣今虐古”与“荣古虐今”两种文化发展观的冲突,这两者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彼此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致输攻墨守,争端大起。比较而言,应该说“荣今虐古”思潮对现代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要更大一些。我们看到百年文学思想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人往往在社会政治思潮的策使下,反传统意识极度延伸,以致粗暴对待传统,“妖魔化”传统,最终将传统置于被审判的位置,从对其展开的一次次的批判中获得即时性的政治效应,这就从根本上忽视了对传统资源价值的利用。

我认为,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新世纪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进步只能是走中西融会贯通而综合创造的路子。所谓融会贯通、综合创造,就是走出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于弘扬民族主体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放眼世界,广采博纳,审慎辨析,融通中西,重在创新。不能囿于一家一派,也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兼收并蓄的目的,而是意在建构出既内含切身体验,流淌着民族文化血脉,又充分吸收域外文化之长,能适应文化交流、对话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学价值体系。可以设想,如果在中国新世纪的文学理论建构中不能积极主动地吸收西方人文的先进成分,以不断地丰富自身,使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内涵和特点,就无法因应新经济、全球化、网络以及基因技术时代对文学所带来的一系列需要与挑战,以至于成为不幸的落伍者。历史证明,正是这种对于民族文化的忧患、危机意识,才是人文创造的原动力。

章:请具体谈谈百年古代文论研究的问题所在。

党:“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的产生与西方学术体系的引进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比可以见出各自的特点。就我国古典学术体系看,主要还是在“经、史、子、集”的大框架下所作的进一步分类,这跟当时各学科运作的实际状况是一致的,并没有西人那样强烈的“理论史”意识。从集部所附的唯一与现在所称的古代文论学科相关的“诗文评”类所体现的内容看,也与现代以来形成的“古代文论”的表述样式差异甚大,其中包含的如纪事、感悟、评点、摘抄、说理等,以及对法式、理论或概念的讨论等多种含混的记述方式,甚至有些是学科边界相对模糊的。近代以来的西方学术运作模式则将所谓的“理论形态”从事实状态中抽取出来,将它们与多要素混杂的具体性相剥离,形成了所谓的“概论”等。具体落实到文艺学上就有了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等理论系统,一般每一学科均有一概论形态,它们可以整体地解决这一学科存在的基本问题。如果先不论研究者的本意,而只从已成的研究实情看,以上这种研究方式的长期传承就导致了古代文论研究中的这样一些问题:一是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二是批评史与更宽泛意义上的批评观念的割裂;三是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还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在本世纪前一阶段,学术界最繁忙的是引进体系与构造体系的工作,反映在史的方面,就是各种“通史”的大量诞生,这种模式一直影响至今,并给后来的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从前几十年的情况看,批评史界所选择的研究范围多数未超出这些通史所列出的条目,比如性灵说、神韵说、《诗品》、《诗式》等等,不断在这些封闭式的题目上低水平重复,而不是自己去阅读原作、发掘问题,大量的原始材料被搁置起来,更不用说对原始情境的认知及进行有效的原创性研究。在评价上也是这样,很多是延续旧说而来,例如前面的学者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和当时的历史语境,认为“前后七子”的文学观没有多大价值,而高扬“公安派”的文学观念,后来的学者几乎千篇一律地迎合前说,实际的情形当然远非如此简单。如果自己不深入材料,或也如通史式做法而停留在事实表面,便无法通过综合更多的史料对其作新的判断,也就很难发掘出新鲜的观点及有价值的考证。在这种所谓大家与通史模式的阴影覆盖下,批评史研究的道路只能越走越窄。

实际上老一代学者在提出问题,或划出研究范围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与他本人的知识储备、学术兴趣以及当时的社会需求、文化语境有直接的联系。当然,一种学术运作方式一旦形成后往往具有一定的惯性,后人不反思这种情况,以为他们提出的问题就是本学科的基本话题,是自明性的,这就沉陷在传统惯性中了。也就无形中将自己的研究视野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之中,以至于整个学科的发展都受到极大的局限。我们现在要想使这个学科深入发展,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回到古代文论话语产生的文化历史语境之中,看看它们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当然这并不等于我们对前辈学者的研究一笔勾销,我们还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接着说。克服传统惯性最好的方法是加强反思,我们不能放弃对他们进行反思的权力。我们一定要明白他们何以对那些古代文论概念、命题或人物感兴趣是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他们的选择标准与动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则要尽可能地直接面对古代文论话语资源,进行重新选择与评价。这就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个“除幻”或“去蔽”的环节,也就是将笼罩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剔除掉。对于这一学科的反思有必要扩大到对整个学科构成方式与运作模式的反思,包括对源头与过程的清理,这样的反思是具有学术史意义的。这些年来除了资料整理上的工作有较大成绩及在个别区域做得较好外,作为整体学科来看,明显缺乏模式开拓的能力,在专业性进展上也很有限,由此便有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对之作渐次改进的工作。我们今天也有意识地进行学科性检审,其中最为重要的,我认为,还是紧扣对古代文论事实本体的追寻,重新认识文论史的真实、完整的形态,通过对其全面揭示来确定新的学术运行范则,而不是像前段研究那样离它越来越远。

章: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化,就是以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范畴、概念体系框限解释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这一模式在使中国学科现代化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病,我想古代文论研究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

党:是的,问题很大很多。“以西解中”是古代文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研究史主导的理论运作方式,具体表现如下:一是从学术体制上来说,古文论研究被纳入引自西方的现代学科体系中,这本身也可谓以西解中;二是从研究体例上来说,不以体系胜的古文论在现代研究中被体系化,也可谓以西解中;三,更明显的以西解中是以西方的概念框架来裁剪古文论,比如极端化而流行甚广的突出例子,是把古代文学及其理论的发展纳入西学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中;四是在理论的具体阐释上,往往总以古文论牵强附会于西方某种理论,在古文论范畴研究中,更是将那些范畴抽离于其文学史语境、文论史语境及文化语境等,用产生于不同语境中的西方理论,不加分析地直接诠释这些范畴;五是在基础理论建设上,现代的中国文论要么全用西方话语和理论,要么即使偶尔用国学概念、理论,在以西学概念和理论为主导的框架体系中,其地位也只表现为只是西学的例证、注脚;六,与此相关的一个潜在理论预设是: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是西方的,中国古文论普适性较弱,即使要运用,也要根据西方普适性的理论体系加以调整,如此等等。“以西解中”涉及的是古文论的诠释问题,这种牵强附会的诠释方式的恶果之一,是使一些研究者对“诠释”本身产生了怀疑乃至厌恶,进而走向另一极端,即彻底放弃理论诠释,只作文献的考证、整理,并认为只有这种研究有真价值,这种研究取向的初衷的确有尊重乃至保护古文论独特性的意愿,但与“以西解中”作法在基本认识上又是一致的:古文论不再具有普适性,或者说不再具有“理论建构”的价值,而只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

古文论现代研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可称之为中西文化视界融合史,克服“以西解中”绝非反对中西文化互动、视界交融,而恰恰是为了把中西文化视界在双向互动中推向“深度融合”,在此不断深入融合中展示传统文论思想的丰富性。试图从古文论中直接演绎出一套理论框架并把我们现在的文学活动乃至西方的文学活动纳入其中,这一抱负固然可敬,但恐怕很难一蹴而就,过分执着往往会生出许多弊病。揭示古文论对于现在文学活动的价值,应首先在一般性的哲学层面上展开,从这一角度看,古文论作为一种深厚的文化精神传统的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开阔我们现代文论研究者的理论视界;二是可以彰显人类文学思想的丰富性。一种不是建立在思想丰富性基础之上的视界狭隘的“现代文论”,其对“现代文学”的诠释力恐怕也难免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局限、封闭在所谓“现代”而拒绝历史智慧的启发,恐怕恰恰很难对现代文学活动作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这也是简单化地一概反对古文论现代转化者所应充分注意的问题。

章:那么,在古代文论研究中要解决哪些问题呢?

党: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简单谈两方面,一是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中所遇到的如何回应西学的问题;二是文论的体系化问题。

关于中西关系的文化难题,“五四”先贤们身处国门大开之初,一方面传统势力非常强大,另一方面他们自身的传统学养大都较为深厚,所以激烈攻击传统的他们实际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其实是离不开他们本身深厚的传统文化学养的。再看看“五四”以后中国的发展吧,内战、外战再内战,再继之以文化大革命十年,到了今天吾辈身上残存的传统文化学养还有几分?大致说来,造成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断裂,激进反传统的“五四”先贤们脱不了干系,但恶劣的社会历史处境对文化传统的戕害作用恐怕要大得多。传统文化几乎深入“五四”先贤们之骨髓,可以说他们反传统是有资本的,今天再倡言什么反传统,我们又有多大资本?今天再反古代文化传统,大概几近骑士大战风车了吧?“五四”先贤可以“荣今虐古”,我们今天再“荣今虐古”大概只能施虐于影子了吧?这是我们今天反思“五四”激进做法时要注意的不可回避的文化处境。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的宏大史学建构与西方进化论的、决定论的、线性论的历史观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内在关联。当西方解构主义大行其道时,西方传统的系统结构性的文化思维方式就面临着挑战,那么,古代文论研究中过分偏重系统结构的学术运作方式是不是也面临着挑战呢?至少这已值得我们加以深刻反思了,那种唯体系是瞻的看法与做法至今已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随着西人走向另一极端,我们在西方解构主义盛行的今天多大程度上可以恢复古人诗话、词话之类的学术运作方式,恐怕还是个很大的问题。

章:我们无法超越自身,无法超越时代,我们的学术范式和学术观念根植于时代所提供的视域。我想,包括古代文论研究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都要秉承历史主义意识和原则,就是对前人的文化意识有清醒的认识,对自身的文化处境有相当的意识自觉。

党:应该如此。今天看来,“五四”时期主导的新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在当时的古代文论研究上还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的,比如当时移自西方的“纯文学”观一度占据上风,使研究者相对忽视了对一些古代文论史中“杂文学”理论的研究。如何面对各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文学观念,对今天的古文论研究依然是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学观念。我们今天多大程度上能摆脱、超越我们自身的时代局限,我们几乎没有太大把握,我们在这方面能做到的只是多注意自我反思。而我们相对容易做得到的是“不抹煞过去的时代意识”,这才能真正贯彻历史主义,而如此贯彻历史主义,就必然要求我们在文学观上采取多元、多样化的立场,真正的历史主义是与多元主义乃至相对主义等密切相关的。今天来看,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所以取得较好的学术成就,显然与他们更接近历史主义、多元化的文学观念有关,而五、六十年代的不成功也与文学观上的单一化和非历史化有关。总之,我们今天较之前辈“得时所厚”之处,恰恰不在我们今天的文学观更为高明,而在于我们认识到各种相异的文学观都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因此不是用我们今天自认为很高明的“一种”特定的文学观去取代前辈的特定文学观,而是用多元的文学观取代过去一元独尊的文学观。

章:包括古代文论研究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曾经走过左的弯路,您刚才谈到的多元文学观似乎与这一问题有关。现在看来,左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在学理上错误的根源是什么?

党:就是片面地强调致用,要求文论有现实功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向重视“致用”精神的转向,可以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句影响时间长、范围广、程度大的口号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来说,郭绍虞对旧作的修改是一极富象征意味的事情。改写的原因当然不是增加什么新材料,而主要是“改变”乃至“改正”编写的“指导思想”,“能从阶级作分析”也就成为改写的主要指导思想。已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以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贯穿文学史,在作者自己可能是诚心的学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指导自己的研究,但在基本精神上可能恰恰未必符合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有着极强的时代问题意识的,它与欧洲当时的文学实践活动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的,而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再以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贯穿文学史尤其以之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恰恰是非历史化的观点,这既忽视了时代性、历史性差异,也忽视了民族性、文化性差异。有人批判古人阶级观念不强、不懂现实主义,这分明是以今天殊异的情势,视古人数千年前的陈言旧说为可笑了。唯物-唯心、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等等,于古人而言,并非全然不是问题,但也确非主导问题,比如文-质、体-用、形-神、情-景等等,可能才是古人更为关注也试图努力解决的更主要的问题。为证明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之好,去搜求、编排古人所论并无不可,但若作“史”,则对古人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非作“了解之同情”不可。但之所以改写未成功,问题是出在注意重视“阶级意识”的文学观吗?从理论上看,很难说重阶级分析的文学观念就一定比载道、缘情等文学观更站不住脚,问题其实出在“抹煞过去的时代意识”:不仅抹煞了“五四”时的“时代意识”,而且还抹煞了古人的“时代意识”,阶级文学观一元独尊,其它如载道、缘情等文学观均不值一提,提及则要加以批判,一部古代文论史也就成了一部阶级思想斗争史。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以来,狭隘的阶级分析法被摈弃了,但基本的学术运作方式其实并无大变,依然强调的是“指导思想”或所谓“新观念”,重视用新观念对现有材料作新的阐释,而相对不重视对原始文献的进一步挖掘与整理。

章:这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文论研究到底有没有功用?有何功用?

党:这个问题需要分几个层次来说。首先古代文论研究是否就是探求古代文论的发展规律?我们探寻文学活动的规律总的来说是无法仰赖所谓科学实验的。探究自然规律就是“求是”、“求真”,但仅凭史料是否就足以得其本真呢?古人所处的环境我们了解甚少,而我们依据的材料,仅是当时所遗存的一部分,籍此“残余断片”的史料,又如何可以对古人学说的用意有真正的了解呢?从具体的操作来说,要探究“规律”,最简单地也要求我们对原始材料略加整理、排比、连缀。一堆材料如何加以连缀,其路径是多样的,而一个研究者选择其中的一种连缀法,所依凭的恰恰就是某种理论观念的预设。其实我们许多所谓规律研究的问题并非出在理论预设或所谓观念先行,西方现代诠释学的一个基本理论成果可概括为一句近乎悖论的话:以为可以完全排除任何理论观念、主观偏见地进行纯客观的人文研究,其实恰恰是最大的主观偏见!但这决不意味着对人文研究中主观随意性的放纵,诠释学的基本精神恰恰是对主观随意性的某种警省。相对容易做到的是:你不妨带着某种理论假设去搜求、处理史料,但是在进行的过程中,要使你的理论假设适应史料,而不是相反让史料适应你的理论假设,当两者不一致时,要调适的是你的理论假设。我的基本认识是,在探究古文论发展规律方面,文献材料与理论假设乃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极端地强调理论只能从文献材料中出也即强调由材料而理论的单向线性关系,往往会使研究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前畏缩不前而放弃理论上的抱负;过分地强调理论建构也即强调由理论假设而文献的单向线性关系,其流弊则是削足适履,如此建构起来的所谓理论缺乏的正是历史的深度和传统的力度。

其次,古代文论能够指导今天的文学创作吗?强调古文论研究能指导创作,则是要求“理论”能有用于“实践”,这一种说法一般言之固无不可,但不加分析就会出现谬误。在古文论今天的研究格局中,一种意见认为古文论应该也可以指导今天的文学创作,一种意见则认为古文论无法指导今天的创作,因为由“五四”而至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处于完全不同,也可以说是相互断裂的“文化时空”中。其实,古文论能否指导今天的文学创作,这需要分层次地加以具体分析。在相对较低的层次上,我们能说八股文的创作法还能对今天的散文创作有所助益吗?适用于文言格律诗的创作法还能适用于白话新诗吗?但在相对较高的层次上,古代诗人所面对的“言不尽意”等语言困境,我们的现代诗人就不再面对了吗?而古代诗人、诗学家在探究克服“言不尽意”等语言困境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对我们的现代诗人就毫无启示了吗?这里还可以再结合所谓“探究规律”来看,古代文论既揭示了传统文学创作的一些特殊规律,同时也揭示了一些一般规律,而所谓一般规律往往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能一定程度上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限制。所以,古文论如果要能对今天的文学创作有所影响的话,也必须以所谓普适性较强的“文学原理”为中介。另一方面,有些人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及理论是在西方文学思想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中国传统文论中概括出的规律不能适合分析和指导现当代文学——我们觉得这依然是个层次性问题。总之,今天欲有所作为的“文学原理”,既需要揭示文学及文论的特殊性所在,也需要揭示其普适性所在;同样,既需要揭示中国古代文学及文论的特殊性所在,也需要揭示和分析其普适性所在。

那么古代文论在今天是否有用?从“致用”方面来看,于社会整体而言,人文活动往往不能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无利可言,所以其用大抵不可以经济价值论,而科学活动则往往可以直接带来很大的经济价值。既不可于“经济”处求,于是人文活动之用就往往只能到“政治”中去寻,人文活动往往靠依附于、服务于现实政治而获得其存在、发展的合法性,于是,服务现实政治就成为人文活动最直接的“有用之用”。这方面我们主要的历史教训是:人文活动急于服务现实政治,不仅影响了人文活动本身的正常发展,其实又何尝真能有补于现实政治呢?

服务政治、指导创作之用,固然直接,但的确是过分狭隘。人文之用,其体现往往不直接,但的确是宽广而深厚。宽泛而言,人文之用就在展示人文物事之“可爱”,以此而论,古代文论研究的最高目的就在展示文学本身的“可爱”与人文魅力。我们觉得,展示人文魅力与揭示发展规律应是高度统一的,但却有不尽相同之处:揭示规律不妨按照“宇宙的尺度”将历史上的一切人文物事视为“史料”,视人文遗迹与自然遗迹等同,相对说来,这种研究基本上只是一种纯粹的理性认知;展示魅力则是按照“人的尺度”来观照一切人文物事,要展示文学的人文魅力,则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非要有敏锐而深刻的感性体验不可。

展示文学艺术的“魅力”、“可爱”,就是文学研究作为一种人文活动的重要使命之一,或许也是其最高使命,所谓揭示文学活动的规律尚在其次。科学主义则竭力试图祛除一切魅力包括文艺的魅力,“祛魅”也就是“祛可爱”,于是文学等人文现象在科学主义光芒的照耀下变得“可信”、“可以理解”了,但却不“可爱”了。胡适的文学研究几乎丝毫没有揭示和展示文学的魅力和可爱,因为适之先生本来不屑于此;而为我们今天所推崇备至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价值何在?是揭示了我们古代诗歌发展的“规律”吗?显然不是,而是在于它充分展示了中国古典诗词洋溢人文魅力的可爱之处,此等境界又岂是张扬所谓科学方法者所能及的呢!总而言之,古文论研究之用,首先在陈寅恪所谓的“人文主义之教育”,而非指导创作之类。人文教育貌似迂阔但实际上很切实,而指导创作之类貌似切实,但其实往往行不通,比如古今中外哪一作家会只因为某一“文学原理”而取得创作的成功呢?相反更多作家对所谓“原理”往往敬而远之。充分揭示古代文学乃至一切文学的人文魅力,恰恰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上,从研究格局上来说,须下及文学史而能涵泳其中,上达哲学史而能思辨其外。于史而论,不参透我们民族传统文化哲学的精髓所在,则不可能充分体悟和展示古代文学“真魅力”、“真可爱”之所在;于今而论,要充分展示古代文学乃至一切文学艺术之“真魅力”、“真可爱”,则非需充分调动古今中外一切人文思想资源不可。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性来说,应由过分偏于逻辑思辨而转向同时还能融入感性体贴,重视涵泳、体贴、体认、体证等等方是古代文学理论乃至哲学理论等重要的运思特点,这同时也是对民族传统的某种回归。

章:那么,古代文论的非逻辑、非体系、非理性的语言是否能够展示文学的“真魅力”呢?后现代思潮解构西方传统的诗歌与哲学的区别,以修辞法阅读哲学,以非逻辑的体验式语言展示审美活动的奥秘与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语言是否暗合呢?

党:以展示人文魅力论,古代文论不成系统的诗文评体例,总体说来在展示其观照对象的人文魅力上是成功而有效的,但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以此是否还足以向今人充分展示古代文学的魅力?固然,系统化、逻辑结构化的现代研究体例,其流弊之一也确实表现为恰恰掩盖了古代文学的人文魅力,但这也决不意味着这一体例与展示魅力之间就是必然对立而尖锐不可调和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之所以能充分展示古典诗词的人文魅力,其关键恐怕还不在其类似古人的诗话、词话体例——这种体例模仿起来其实再简单也不过了,而在其真切而深刻的艺术感性体验。同样,结构缜密而自成体系的著述,其弊恐怕首先还不在其体例,而在缺乏深刻而敏锐的感性体验。问题的关键不在体例,不在什么语言或构架,而在于是否有对于艺术魅力的真正的敏感和体悟。

章:我们已经谈了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明了问题所在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对于古代文论的研究,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呢?

党:综观百年学术史,古代文论研究中的“文化视界融合”问题是其中一个极其重要而迄今尚未厘清的问题。在我看来,文化时间上古与今的关系、文化空间上中与外的关系,以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求是与致用、研究者个体与理论传统整体、经典解读与理论创造等等诸般关系,皆可置于此“视界融合”中加以融会贯通的分析,“视界融合”似可作为分析传统文论现代遭际的收结点。

从学科属性来看,古文论研究既属于“历史”学科,同时也属于“理论”学科,因此,经典解读与理论创造的关系是该学科的基本问题之一。西方现代诠释学的“视界融合”论,一方面强调对传统经典之解读总离不开解读者的理论创造性;另一方面同时强调一切人文理论的创造总离不开对历史经典的解读,在理论创造中解读经典,在经典解读中创造理论,两方面不能支离割裂,既往研究的一大流弊正是将两方面支离割裂。与此相关,既往研究的流弊,以古今关系论可谓“历史性”或“传统性”视界的缺失,以中外关系论可谓“自主性”视界的缺位,以科学人文关系论可谓“主体性”视界的阙如及与之相伴的“主观性”、“随意性”视界的泛滥。这些流弊又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并衍生出其它诸多弊端,比如,传统视界的缺失导致的是“荣今虐古”,而与之相对的“荣古虐今”又往往体现为“主体性”视界的缺如,再又,“荣今虐古”往往还表现为认同于西方中心论等等。

总的来说,源自人文主义传统的西方哲学诠释学,是建立在对人文科学问题不确定性认同的基础上的,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恰恰是对人文真理开放化、多样化、多元化的倡导,但同时也并不意味着对主观主义的任意放纵。在古文论研究中,我们对主观主义的过度诠释确应保持足够警省,但不能因此走向另一极端而彻底怀疑乃至否定理论诠释本身的价值。其实,主观、随意、想当然的过度诠释是容易做的,而投入科学主义、客观主义的怀抱而只作文献的搜罗、整理相对也是容易的,难做的恰恰是既能克服主观随意性又能坚守人文真理独特的开放性,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实现人文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科学”所可能施之于人类社会的价值。

加达默尔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颇大,在他看来,作为历史传统的经典本文的视界同样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而作为诠释者的人的视界也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在两种视界的互动融合之中,两者各自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才能被扬弃。古文论研究中的一个突出流弊“虐古荣今”,一方面是无视我们今人对历史传统的归属性,另一方面又是无视诠释者自身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今天我们反对“虐古荣今”绝非旨在复古,我们的落脚点不是“古”而是“今”。“虐古荣今”者的迷失不在对“今”之重视,而在对“今”之封闭,重视传统文论的价值不是为了复古,而恰是为了“今”之发展,因为传统中蕴涵着“今”之发展源源不断的文化精神力量。

对于历史的“连续性”与“断裂性”的关系,“视界融合”论强调二者的高度统一:“连续性”表明人的理解、诠释活动对历史传统的归属性,“断裂性”则为理解、诠释活动中主体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古文论研究中盛行的一个流弊是对历史传统之“断裂性”的过度强调,或可称之为“过度断裂”论。这种过度断裂论的结果是使我们经常陷入以上所说的两个“陷阱”之中:一方面总是试图将过去的原文同化为现代所期待的意思,这在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一些研究中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的,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第一个陷阱,试图通过过去自身来理解过去,这就是所谓的客观历史主义。

再比如关于“现代转化”问题,有很多不同看法。我们认为应以“视界融合”为前提,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意涵,厘清其思维特征、基本范畴、形态乃至体系,同时通过必要的评估来彰显传统文论中所蕴含着的理论价值。“转化”的重点应该放在传统文论范畴体系的体认和建构方面,同时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并运用于理论批评实践,以激活之,从而使其真正参入、融合到当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来,如此也就实现了“现代转化”的目的。“转化”是对传统资源的真实汲取、利用,而不是通过简单比附为其作现代包装,或者进行偷梁换柱式的改写。当然,原封不动搬来就用,不进行必要的现代阐释和价值评估,必定食古而难化,让现代人的文化“胃口”承受不了,因而无补于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视界融合乃是一个不断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使我们的视界不断地扩大,我们强调今天不能以西学的某种观念去裁剪古文论,而应回到其文化语境,恢复其历史丰富性,而恢复传统文论历史丰富性对于今天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的“现在视界”更加开放,在与传统文论视界不断地融合之中,我们现在乃至未来的文论才能获得真正的丰富性。

章:在我看来,一切历史都是接受史,我们在接受历史的时候总是加以变形和创造。以视界融合这一概念说明古代文论的现代接受非常恰切。您刚才谈到要回到古代文论的文化语境,这关系到古代文论研究的具体展开,请把这个问题再谈一谈。

党:近一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研究现状,概括地说,其主要流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方面:一是往往把移自西方的问题视为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上的“元问题”,从此出发,古文论最多就只是西方理论的注脚;二是使古文论脱离其产生的语境而牵强附会于某种西方理论。针对相关流弊,首先,古文论研究要回到其文化原点,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论自身关注的问题。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西方文论当然存在相通之处,但是文化时间与文化空间的不同,必然使它们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究竟是什么或许很难找到唯一准确的答案,但是仿照西人艾柯的说法,在“以西例中”之中,哪些做法或说法明显地掩盖了这种“差异”我们则是相对容易确定的。比如以所谓“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贯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史,就明显地掩盖了中西文学思想之间的“差异”,或者说,我们虽不能指出贯穿中国传统文学思想史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绝非贯穿其始终的主要问题则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回到文化原点要求我们增强“问题意识”,首先要打破认为西方文论中的问题就是文论所应涉及的普适性的元理论问题的迷思,同时要沉潜到古文论的原始文献之中,真正发现和提炼出属于中国传统文论自身的问题。其次,回到文化原点,具体地要求古文论研究要回到语境。比如今人撰写古文论史著作,是在对历史文本加以现代阐释的基础上为之的,其中存在着一个历史还原的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还原,一是讲求视界融合,忠实地解读古人,务使所阐述出来的内容符合古人原义;一是将古人的话语放在历史发展的链条中加以考察,看他在哪些方面承继、沿袭了前人的话语,哪些方面提供了自己的话语,为文论史增添了新的内容,从而在文论史上给他一个准确的历史定位,著者称此为“双重历史还原”。 “入乎其内”绝非复古主义式的要把理论视界完全封闭到过去的传统之中去,也不是认为早期的“出乎其外”毫无价值,而是为了在两者间建构起必要的张力。“入乎其内”是为了强化古文论研究视界的自主性,只有真正具有自主性的文化视界,才能与其它文化视界形成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深度融合。因此,强调“回到”、“还原”的目的不在“复古”而在“创生”。这其中大抵又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作具体分析:

其一,回到学术史语境。学科分化首先对文论材料的择取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把文论材料的搜罗范围定位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集部之尾的“诗文评”,今天依然非常通行,而这种定位其实是很值得反思的,不管怎么说,这种定位显然大大缩小了相关研究的范围。因此,回到学术史语境,首先要重视回到古文论所由形成的哲学思想史语境,古文论的基本思想与古代哲学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古文论研究固然要上升到哲学层面,而“哲学”首先必须是作为古文论发展语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从学术研究具体展开的方式来说,在文献搜罗上要由“醇”返“杂”,扩大搜罗范围,高度重视所谓“诗文评”以外的文献的收集、整理、诠释,在不同学科关系上,要尽量打通文史哲。回到学术史语境,将有助于我们从最为基本的学术思维方式上形成我们自主性的文化视界。

其二,回到文学史语境。在这方面,古文论的一大特点是极少脱离作品品评,而西方则有相对脱离于文学史的“纯理论”。在早期研究中,像郭绍虞等先生还是极重视文论研究的“文学史路径”的,但是移自西方的现代学科体制本身对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又必然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当“文论史”剥离于“文学史”而成为一门独立自足的现代学科时,客观上就会形成抽离于文学史的态势——这种影响在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已有所体现,而随着后来学科分化的进一步细化,文论史与文学史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从而滋生了诸多流弊。脱离文学史语境,其实也影响到我们对古文论材料的去取,因为重视“纯理论”,所谓“诗文”直接之“评”受到过多重视,而古人文学思想不仅仅只通过诗文直接之“评”来表达,而且还通过诗文之“选”、“注”等来进行表达。比如,如果讲魏晋南北朝人文学思想对唐人的影响,影响最大的恐怕首先还不是哪一种具体的文学“理论”或“思想”,而首先是一部《文选》,唐人的诗学教学书首先不是一部“诗歌基本原理”之类的东西,而是一部选本。

其三,回到价值论语境。在这方面盛行于现代研究中的一大流弊是对所谓“载道”文学观不加分析的过度轻视。用郭绍虞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是叙述而不是表彰”。从古文论发展史来看,也确有强调审美的“文士”与偏重载道的“经生”在文学思想上的不同乃至争论,但总体来说,古文论史上没有极端强调审美独立性的言论,但也没有极端强调工具论的观点。特别要强调的是,强调审美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在西方也恰恰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以此来裁剪古文论不仅仅是文化空间上的错位,而且也是文化时间上的错位。大致说来,强调经世致用乃是古文论的基本思想之一,据现代性的审美独立立场来对此加以批评是缺乏“了解之同情”的,而唯审美有价值这种认识的后果是:掩盖了文学活动其它方面无限的丰富性。因此,今天对以西方审美中心论裁剪古文论作批评性反思,绝非否定审美对于文学活动的价值,而是为了揭示文学活动审美以外的其它的丰富性,同时也是为了展示文学思想无限丰富的可能。

章:当前,全球化把现代性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性/现代性等构成了新的张力关系。古代文论应该成为构建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有效资源,那么,全球化对于古代文论研究有什么影响呢?

党:当前,古代文论不仅仅承担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更有全球化语境中的中西冲突。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扩张速度空前加快,知识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数字化生存与大众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密切,这一切无不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以及精神消费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并进而对大众的文化价值选择和精神心理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大国,中华民族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人文传统和审美传统,并且随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这一传统已经渗入到了我们的血脉之中,滋养着我们的心灵,成为形成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的重要因素。所以,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及附带的相关问题又一次凸现在人们面前,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和文学理念建构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古代文论这门学科正是以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面临着这些复杂的文化语境。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看到,所谓“全球化”、“网络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并不意味着丧失民族文化个性而完全趋同于别人,民族性、地域性恰恰是一种人文的魅力所在。因此在我看来,“全球化”、信息社会既给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文化、文学提供了对话交流和实现人文资源价值共享,从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更大便利,同时也强化着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意识,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全球化”过程又是民族人文价值再发现的过程。过去我们讲,在文化艺术方面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窃以为至今看来这句话也没有不对之处,近来有论者则提出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这么倒过来一讲,正好暴露了以为“全球化”、“网络化”时代的文化艺术从此便没有民族性、地域性特点可言的认知缺陷。事实上,至少在人文方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存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国家由于各自的发展利益和意识形态需求,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并不会出现文化单一的“全球化”。现代性亦是多元化的,所以对话交流能给世界文化格局带来的最为理想的境地就是“和而不同”,这也是维系全球文化生态平衡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于此并不否认对话交流能促进不同文化系统的真善美和以人为本等价值创造方面会进一步扩大相互认同的部分,以及文化制作和传播的方式相互接轨之处会更多一些。这样说来,在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中,除了积极主动地吸收域外人文思想而外,加大传统文学思想现代转换的深度和力度便成为当务之急,古代文论在建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章: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一支,是中国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感性体验和理性思考。经过您的分析,我们得以明了百年古代文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路径,多谢您提供了精彩的思想!

党:一孔之见而已,希望古代文论这门学问在新世纪获得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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