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人访谈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敏泽先生访谈录

敏泽、李世涛
内容提要 敏泽先生早年供职于《文艺报》,后因错划为“右派”而离开了工作岗位。“文革”结束后,他于1978年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并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

  

编者按:敏泽先生早年供职于《文艺报》,后因错划为“右派”而离开了工作岗位。“文革”结束后,他于1978年到《文学评论》编辑部,并在文学和美学领域从事研究工作。他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和《中国美学思想史》相继出版,受到学界的好评。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敏泽先生在访谈中讲述了他所经历的一段历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与文献价值

●20世纪50、60年代,《文艺报》在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几乎与当时发生的一切重大的文学、文化事件有关系。据我所知,您参与了《文艺报》的筹备和正式创办工作,这既给您提供了一个充满机遇的岗位,也给您带来了政治上大的灾难。可以说,在《文艺报》工作的短短几年决定了您前半生的命运。您是否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早期《文艺报》的一些情况,比如它成立的背景、它在当时所起到的历史性作用等。

■1949年,北平解放、和平接收告一段落之后,决定创办《文艺报》,为即将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做准备。在“文代会”之前,从1949年5月到8月,共出了十三期《文艺报》,限内部参考,大十六开,十天一期,不公开发行。当时的主编是茅盾,副主编是胡风、厂民,主要管事的是厂民,负责日常事务的是我、董均伦和钱小惠,其中钱小惠工作的时间很短。现在,这十三期报纸已经成为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恐怕很难找到了。当时《文艺报》主要介绍解放区文艺界和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活动和经验,还有信息交流,如南方或华东组建文艺代表团的消息等等,理论色彩不太重。

第一届“文代会”后成立了“中国作协”和全国文联”,决定正式出版发行《文艺报》。1949年9月25日《文艺报》正式出版。《文艺报》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关报,由作协书记处领导,中宣部主管,实际上是文艺界的领导性刊物,要根据党的指导方针办报。它的地址先是在东总部胡同22号,后来搬到贡院西街1号,1954年到1955年在鼓楼东大街152号,1956年以后迁到了王府井大街64号。当时全国的刊物、包括文艺刊物在内数量极少,《文艺报》在一般人的眼里实际上是党发布文艺方面的方针政策的场所,并非一般的刊物。江青、林默涵担任过中宣部文艺处的处长,丁玲担任过文艺处的副处长,与文艺报》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文艺报》在当时文化界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毛主席亲自抓的几个问题,包括《武训传》批判、红楼梦》批判,胡适批判都是通过《文艺报》进行的。当然,《文艺报》的威望很高主要是由于当时党的威望比较高;其次,它的主编丁玲、冯雪峰等都是新文艺运动中负有盛名的人物。刊物的编委,如黄药眠、王瑶、李焕之、马少波、王朝闻也都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可以说,当时《文艺报》的一举一动都很受大家的重视。

《文艺报》最早受到批评是由对一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批评引起的,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没有任何不妥之处。后来我看到几本文学史,他们不知李琮(我当时的笔名)是什么人,说当时李琮的意见是对的,但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评,原因主要是内部矛盾。接下来,《文艺报》发生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后来把冯雪峰也给牵涉进去了。照我个人今天的看法,《文艺报》还是推荐了一些当时比较好的作品,也批评了当时不好的一些作品,如对《旅大文艺》刊登的《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的批评,我那时认为应该写爱情,应该从其发生的历史条件来看待这个问题。对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是一个失误,对其他一些作品的批评也表现得比较粗暴、简单。对《三千里江山》的批评完全是自由的讨论,我当时发表了一篇文章,茅盾是支持的,巴人也是赞成的,不存在粗暴批评的问题。历史地看,就是要有二分法。有些批评,如《红楼梦》批评,《文艺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错误。“文革”后,唐因、唐达成来找过我好几次谈这个问题。根据他们的记忆,当时并没说不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只说文章写得比较简单,退回去请他们修改一下再寄来。后来文章在《文史哲》发表,又被毛主席看到了,认为《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投降。资产阶级指的是俞平伯。《文史哲》当时就是因为发表了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出名的。唐因和唐达成还专门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写了材料。我在《文学评论》工作期间也组织发表了几篇文章,对当年的《红楼梦》批评提出意见,认为尽管当时的《红楼梦》批评有一定的益处,但做法和批评都是简单、粗暴的,有很大缺点。当时有人对此很不满意,到中宣部和胡乔木那里告状。后来,胡乔木有批示,说评红楼梦》有成绩,但是也有缺点,建议不要再纠缠历史问题了。电影《武训传》放映后,毛主席看到了,认为是宣扬封建主义,也是投降主义,要展开对它的批判。毛主席的指示传达到中宣部,再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等报刊展开批判。批判胡风、《红楼梦研究》时,《人民日报》的编者按是由毛主席写的。由批判《红楼梦研究》进而发展到对胡适的批判,两者是连接着的。毛主席认为,《红楼梦研究》的思想就是胡适的思想,要把《红楼梦研究》批透就必须批胡适。批胡适时,通过内部传达,毛主席还提出批判胡适不要把胡适一概打倒,胡适“五四”时期提倡白话文还是有功劳的,不能全部否定,说了些相对公道些的话。《文艺报》是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的一个重要文艺刊物,在重大的政治事件中确实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至于今天怎样科学地评价它,又是一回事情)。

●我注意到,您在回忆《文艺报》时已经谈了不少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正如您所说的,作为党领导思想改造和政治批判的重要舆论工具,《文艺报》以其权威性参与了几乎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倘若说政治批判、思想批判是5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基本主题的话,我们该如何理解在一片批判声之外美学大讨论得以在“讨论”中进行的“一枝独秀”现象呢?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双百方针”具有怎样的意义?

■谈到50年代的思想文化状况,应该对它有所分析。历史地看,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即反“右”前与反“右”后两个时期。两个时期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推翻了国民党封建、腐败的政府,铲除了娼妓、毒品,出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情况,共产党的威信非常之高,人们对它也很信赖。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从而巩固新生的政权,这自然是合理的。这一基本思想在前、后期是一致的,并无原则的差异。但早期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学术自由的空间,进行批判一般也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如批判《武训传》时,曾批评上海文化方面的负责人夏衍,却并未给他戴什么帽子。反“右”前,学习马克思主义热潮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相当多数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要求,抵触的比较少,而且批评和反批评是比较自然的事。如朱光潜先生、程千帆先生,原来并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后来感到马克思主义确实了不起,就开始认真学习,并自觉地运用于对文艺的阐释上。1953年,中央政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56年前后,唐达成和我都写了批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和对待知识分子宗派情绪的文章。当时的学术批评虽然有时比较尖锐,但由于没有政治后果,情况就很不一样。从1956年开始,由于毛主席提出了“双百”方针,政治文化思想更加活跃起来。当时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虽然也较普遍地存在着简单、幼稚的情况,但也有少数人还是较为清醒的,能够认识到粗暴、简单的做法和推行教条主义的危害性,敢于对之进行比较求实而尖锐的批评。

反“右”是我国政治文化生活急剧“左”倾化的重要转折点,反“右”继之以反右倾,不断增强的高压政治使人们失去了讲真话的自由,学术自由更无从谈起。

还有就是毛主席作为党的领袖在思想文化领域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关于美学的这场讨论是由主管学术文化的周扬定性的,毛主席未直接或间接地过问过。周扬认为,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在解放前的旧国消极影响很大,应该清除,并与朱先生商议,是否可由他写一篇关于这一问题的自我批评文章公开发表,并展开讨论。我当时是文艺报》古典文学和理论组组长,这事经过文艺报》领导传达给我,要求我来负责具体组织、实施这一讨论。领导上决定讨论朱先生的美学思想,我是持积极拥护态度的。我当时也认为:鉴于朱光潜的学术影响比较大,应该做些批评清理工作。后来经过酝酿,于1956年初开始,贺麟、黄药眠、蔡仪等先生先后写了批判文章。我在《哲学研究》上也发表过一篇批评朱光潜的长文。当时我二十八九岁,年轻气盛,加上受到“左”的影响,文章写得比较粗暴、简单。“文革”之后,我多次做过口头和书面的自我批评。当时,美学讨论进行得很热烈,有时也很尖锐。不仅是单向度地批评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而且,随着讨论的展开,相互之间也有很多的批评。例如,朱先生不仅做了自我批评(发表在《文艺报》1956年6月30日出版的第12期上,题为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同时还坚持对蔡仪先生的美学思想进行批评,如发表在1956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朱先生的文章美学怎样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就是如此。这是他主动写的,并没有人组织他写。蔡仪和黄药眠之间也有互相批评,我本人也曾对蔡仪和其他先生的美学思想提出过批评。由于没有外在的政治干预和政治后果,主要一点就是毛主席没有干预,所以,学术气氛相对说是比较好的。否则,那后果就可能比较严重了。

●随着一些资料的披露,我才知道您也是“丁、陈反党集团案”的成员。实际上,您不仅仅受到了牵连,您当时的一些做法也受到了批判,还成为这个案件的主要证据。“丁、陈反党集团案”的定性不仅决定了丁玲、陈企霞后半生的命运,也对中国当代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您认为该怎样看待“丁、陈反党集团案”?

■丁玲与陈企霞之间也有矛盾,但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矛盾更尖锐。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后来又调来了肖殷。这样,《文艺报》的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副主编是肖殷。

1953年,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发表后便引起轰动,于黑丁和《河南日报》把《不能走那条路》吹得很厉害,中南区和河南的文艺领导对李及其《不能走那条路》的态度也不够切合实际。在《文艺报》编辑会议上,我讲这篇小说不错,但有缺点,这样吹,让李到处作报告、谈经验,对作者、作品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代表编辑部意见的署名李琮的文章《〈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批评了于黑丁和《河南日报》的做法。文章发表后,收到很多读者(包括大量河南读者)的来信,大都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于黑丁当时是中南区文联主席,鼓动《河南日报》向中宣部告状。当时,周扬是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讲,《文艺报》不宜批地方的文联主席,如果批的话,应该报中宣部批准。实际上,当时根本没有这样的规定。作为一个政治事件,周扬认为,《文艺报》不执行党的路线,打击新生力量,把这件事上纲上线。这是“丁、陈反党集团案”的最早罪名之一,也是这个冤假错案的最早依据之一。

周扬觉得,在好多问题上,丁玲不听他的话,因此要整丁玲。他说丁玲宣传“一本书主义”,吹捧自己,在文学讲习所挂自己的照片,排斥党的领导。1955年又发生了陈企霞授意别人化名给中央写匿名信的事。当时中央关于文艺工作有个意见,提出写英雄人物时不一定要写缺点。《文艺报》主张,写英雄人物不要“假、大、空”,应该符合生活实际。周扬却认为,《文艺报》是在宣传“天下乌鸦一般黑”、“写英雄必须写缺点”。陈企霞写匿名信是关于写英雄人物的问题,完全没有牵涉政治问题。中央却把它作为反革命事件,派人到全国各地调查,花了一年多时间,调查过好几百人。写匿名信的方式不一定好,但匿名信的内容没有攻击党,只是当时陈企霞有想法无处申诉,才只好写匿名信。当时,党缺乏政治上的民主生活,提意见不行啊!查匿名信主要是对陈企霞来的。陈企霞的资历较老,《鲁迅日记》曾提到过他,他曾经与叶紫一起在上海办过刊物。陈企霞事件本来与丁玲没有任何关系,但由于丁玲是《文艺报》的主编,也就牵涉到了她。再加上丁、陈一直抗上,不太听指挥,本来不存在的反党集团,居然被捏造出来了。为了使之成立,搞了许多年,牵涉了许多人。

后来康濯写了一篇关于《不能走那条路》的文章,批评李琮。之后,侯金镜、康濯做了文艺报》的负责人。康濯原来和丁玲的关系比较好,后来因“揭发”丁玲而受到周扬的重用,到《文艺报》接替了丁玲,成为反对丁、陈的骨干。丁、陈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对康濯的为人有看法。批判胡风开始后,周扬曾说过,蒋介石讲“攘外必先安内”,要解决胡风问题,必须首先要把内部的“丁、陈”反党集团给搞掉,这样才能更好地批胡风。当时的《文艺报》编辑部存在一些矛盾,但并不是很严重,文艺报》要大家注意团结、相濡以沫。后来却把“相濡以沫”这几个字搞成个罪名,认为是在搞反党小集团。“丁、陈反党集团案”的波及面很广,罗烽、白朗、艾青、徐光耀都被牵涉了进来,是宗派情绪的产物。尽管丁玲反复上书,但告状并没有实际作用。1957年6月,周扬就对陈沂说,陈企霞给我提些意见,我不高兴,就把他打成了反党集团。这是陈企霞平反不久后对我说的。当时周扬的一批拥护者和追随者,包括夏衍等在内,都积极参与了打击所谓的丁、陈反党集团的斗争。

●由于“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牵连,您被视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同党,您与他俩的关系究竟怎样?

■丁玲是我的老领导,我对她个人是尊敬的,但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没什么深的私人交往。当时搞“丁、陈反党集团案”时,找《文艺报》的大多数人谈过话,但大家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揭发不出什么东西。结果,周扬非常不满。他觉得,我没有与丁、陈划清界限,给我做了许多工作,但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大概还因为我是早期《文艺报》的骨干之一,便被想当然地划为反党集团干将之一。大跃进时,北大、南开等大学动员学生编写文学史,我就作为反面教员上了他们的“文学史”。后来,丁玲被发配到东北去了,我也下放劳动改造了,我们之间就没有什么来往了。1979年我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编辑部派蔡葵去找丁玲。丁玲当时还在山西长治,我让他代我向她问好。那时,给“右派”平反还有不少阻力,所以心中还是存着疑虑的。有一次,在长春开纪念鲁迅的学术讨论会上,我和丁玲住隔壁,经常交谈。一次谈到周扬,当我说“据我的观察,周扬在‘文化大革命’后确有明显的转变”时,出乎我的意料,丁玲一下子就火了,非常气愤地说:“你被周扬收买了,我不和你谈了。”我说,“我骨头没那么贱!谁也收买不了我!”后来,我从丁玲和别人那里了解到,周扬对丁玲的平反一直就持反对态度。周扬对她的个人成见很深,难怪她对我有这种反应。现在看来,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陈企霞是1981年回北京的。他看到我在《文学评论》上发的文章,知道我在《文学评论》编辑部工作,就来找过我,我也去看过他。他的脾气怪、暴躁,但很耿直,不会讨领导欢喜。

●您说“丁、陈反党集团案”是宗派情绪的产物,是利益小集团争权夺利的产物,但我想也与您分析过的当时的整个社会大的政治氛围有关,与当时党对政治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参与程度有关。与丁、陈比较起来,在美学讨论中一开始受到批判的朱光潜显然要幸运得多。他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还能写文章对批判他的人进行反批评,而且还宣称自己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朱光潜现象确实值得研究。我想提一个问题,依您之见,是什么原因促使党发动当时的美学大讨论?党的高层又是如何把握和评判这场讨论的?

■这场讨论是从清算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的消极影响开始的。讨论的前期,大都着眼于政治,就是要清除其中的唯心主义,以及远离现实和不积极参与现实变革的倾向。其实,对朱光潜美学思想的讨论,政治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这场美学讨论的动机或目的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那么就应该和必须展开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思想的批判,这是历史的要求。当然,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学术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很关心思想文化界的状况,这种关心都是从政治上着眼的,并且几次大的运动都是由他批示发动的,而一旦发动,就成为政治运动,这是大家都了解的。毛主席一关心,事情就大。譬如说,全国解放初期,姚文元曾是上海卢湾区青年团的一个工作人员,担任过《文艺报》的通讯员,1962年写信还称我为老师。他曾写过一篇东西,发表在《文艺报》上,被毛主席看到了,很感兴趣,跟《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讲了。当时批胡风,毛泽东也谈到姚文元。冯雪峰有一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姚文元,姚文元兴奋得跳了起来,这都是冯雪峰告诉我的。后来姚文元平步青云,走向了党的高层,但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反面。美学讨论,由于没有毛主席的干预,所以总体上很快顺利地转入了关于学科建设本身的讨论。回想起来,这算得上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了。美学小组成立以后,美学讨论更加关注和探讨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问题,也更具建设性。

当时周扬作为党的高层领导,对这次讨论有过简单的“指示”:通过讨论消除朱光潜先生美学思想的消极影响。后来我们提出美学讨论的具体设想,选题先报到了中宣部,并没有更进一步的批示。插一句,当我把批评朱先生的油印稿寄给周扬后,他当时还说,批评得是不是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实事求是地讲,从整体上评价周扬是复杂的,但对这次讨论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您刚才提到“美学小组”这个术语。“美学小组”是怎么一回事?它与这场美学讨论有什么关系?或者说,它起到哪些促进作用?

■我说的“美学小组”是由黄药眠先生、朱光潜先生和我倡议建立起来的,由我担任美学小组的秘书,负责会议的联络和组织工作,时间大约在1956年的7、8月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成立的一个美学组织。之所以成立这个小组,是由于参加讨论的学人都感到美学方面的很多问题需要展开长期探讨来促进其发展。当时参加的有黄药眠、蔡仪、贺麟、宗白华、朱光潜、张光年、王朝闻、刘开渠、陈涌、李长之和我,一共有十多人。除陈涌、张光年外,其他人都曾参加过美学小组召开的讨论会。参加次数最多的是朱、蔡、黄和刘开渠诸先生。美学小组成立后,前后一共开过三次讨论会,都是在《文艺报》编辑部举行的,先是在鼓楼东大街152号,后来是在王府井大街64号。讨论会开得很自由、很随便,发言也很热烈。《文艺报》1956年第23期还专门做过一次较详细的报道。

记得有一次会议讨论雕塑中的美学问题。刘开渠先生提出,文艺复兴以“人”为中心,摆脱了宗教的影响,但与中国的雕塑却有很大的不同。中国雕塑发达在魏晋之前,都是以宗教问题为中心的,而非以“人”为中心的;现在我们要以表现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为中心,又要继承民族形式。当时由于大家的年龄都还不算很大,所以这次会议一下子开了六个小时。谈到中西美学的差异时,有人提出,希望将来有机会组织大家到希腊、罗马和埃及看看,这样可以比较中西的雕塑、建筑、绘画究竟有什么不同。

美学小组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美学问题讨论的开展。《文艺报》当时发表过褚斌杰的讨论中国古典美学的文章,当时哲学所的曹景元先生(后来担任过《哲学研究》副主编)也写过文章。我本人1957年在《学术研究》上发了一篇探讨美的主、客观的文章。50年代我到上海见到蒋孔阳先生,他正在讲《文学概论》。我对他说,文学概论没有什么意思,劝他转向美学研究。他后来从事美学研究,倒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为了推动当时美学讨论的开展,1956年底,我将报刊上已发表的文章及《文艺报》当时收到却未及刊出的几篇文章汇集在一起,编辑了两本《美学讨论集》,前面的说明也都是我写的。1957年我被打为“右派”。1959年美学讨论的重心转入《新建设》,《文艺报》发的文章也就不多了,《文艺报》在美学讨论中的作用逐渐减弱。我离开文艺报》后,美学小组也就没有再活动。

●从您的一些文章看,您对冯雪峰有很好的印象,这恐怕不但是因为您们的学术观点较为一致,还因为您对他的人品非常敬仰,而且,您们在患难与共的交往中也建立起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里,再请您来谈谈有关冯雪峰的情况。

■丁玲、陈企霞出事后,组织上把冯雪峰调来了。在《文艺报》社,我特别尊敬的是冯雪峰。当年,他跟鲁迅的关系很密切,代表党做鲁迅的工作,是江西苏区中央苏维埃的负责人之一,经历过“长征”,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担任过第一任党校副校长。因为尊敬鲁迅、崇拜鲁迅,所以,我对他很尊敬,工作关系处理得也比较融洽。在李琮问题上,他觉得不应该批评于黑丁,自己也受了些压力。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应该重视现实主义精神。冯雪峰的观点与鲁迅的观点比较一致,与流行的简单化观点不一样。我当时担任《文艺报》的理论组长,经常找陈涌。陈涌对雪峰也比较尊敬。我与陈涌的关系较好,唐因、唐达成与陈涌的关系一般。当时,唐因、唐达成建议我们可以一起办一个文学上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同人刊物,希望我能跟陈涌讲一下。陈涌表示,如果雪峰参加,他可以参加。当时,为了避免被人抓把柄,决定群众一个都不吸收,唐因是党员,唐达成和我是共青团员,这样做是免得别人说搞非党的活动。我们只是口头上简单地商量过,雪峰和我都问过小川,周扬的话算不算数,如果算数,时机成熟就办。后来,又说过两次,没进一步议论。很快,“反右”开始了。这就成了我的罪名:分裂《文艺报》。我们当时都是《文艺报》的骨干,被认为是要另立山头,搞反党活动。但是,第一,这个设想根本没有成为事实;第二,我们向党组织做过汇报和请示。而且,如果我们要办的话,会向党组织提出正式申请、会写报告的,因为没成为事实,也就没有向党组织写报告。陈涌后来被打成“右派”的原因也是这个罪状。冯雪峰被打成反党分子,与这件事的关系也很密切。我和唐因、唐达成都先后以分裂《文艺报》的罪名被打成“右派”。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案”定案,到1957年反“右”前,冯雪峰也被认为有问题。这样,1957年“丁、陈反党集团”发展成了“冯、丁、陈反党集团”。冯雪峰一辈子革命,在新四军时被捕坐过牢,革命革了几十年,但到“反右”时,又把他打成了反革命。事实上,冯雪峰与周扬之间的矛盾起于30年代。当时,周扬在冯雪峰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周扬到解放区去了。在我面前,雪峰偶尔也流露出对周扬的不满,说周扬是白衣秀士王伦,肚量很狭窄。雪峰是非常耿直、非常厚道的同志。周扬对他一直耿耿于怀,说国防文学”之争是他身上的一个毒瘤,参加国防文学论争的人也都想打倒雪峰,但找不到机会,现在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我参加过作协党组召开的好多次批判冯雪峰的大会。夏衍批判冯雪峰十分积极。“文革”期间,我也挨整,但后期我比较自由一些,去看过雪峰多次。每次到北京后,我都要千方百计去看他。当时他住在北新桥十六号,很惨,得了癌症,做了手术之后,需要吃点维他命C片,连这都没有。我就托人从河北给他买了几百片寄去。原来他的地位很高,很多老干部(如宋任穷等)都是他的学生,他到重庆去,总理接他时,还与他拥抱。1953年,江青作为中宣部的文艺处长,到作协调查。她以毛夫人的身分颐指气使,态度非常傲慢,雪峰对她很不以为然。有一次开会,总理特意把雪峰叫过去,劝他不要让江青太过不去了,免得将来吃亏。临到晚年,他还想恢复党籍,给毛主席写信,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去看他时,实际上他仍被监视着。他非常详细地给我讲过延安时中央派他到上海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对他讲,到上海后给他买几本书,毛主席还对他说了很多风趣幽默的话,说他要做“才子”等。他在上海找的书,是委托潘梓年派人转交给毛主席的。“文革”时没有人去看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只有我去看他。他也讲了一些家庭的矛盾。

从历史上看,夏衍有他的长处和贡献,但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他写了本《懒寻旧梦录》,其中有些篇章还在攻击冯雪峰。他是整冯雪峰最积极的人,到“文革”后还如此。有一次,《文学评论》的一个编辑到西郊去,一位开电梯的说,你们怎么现在还发夏衍攻击冯雪峰的文章?今天还骂冯雪峰,太不像话了!原来,陈荒煤曾想将一篇攻击冯雪峰的文章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但人家根本不发;又拿到《文学评论》要求发,我们也不主张发。后来我提出一条,要发就必须允许发反批评的文章,否则,就不发。陈荒煤同意了。该文章发表后,舆论哗然,收到很多反批评文章,但大多数都发不出来。

●在办《文艺报》的过程中,因为李琮事件和办刊事件,您受到了周扬的错误批判。从某种意义讲,您也是受周扬迫害者。但从我读过的材料看,您与周扬的交往远不止这些,而且您对他的认识后来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周扬与当代文学、文化思潮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评价周扬的功过也是个复杂而困难的学术问题。这里只希望您从交往的视角谈谈对他的认识。

■我与周扬在“文革”前的交往就不必说了,这里主要谈谈我们在“文革”后的交往。我对他的认识确实有一个逐步变化的过程。在“文革”后期,有一次我从外地回京到北新桥冯雪峰家中看望雪峰。他一见我,就表现出了少有的兴奋,连起码的寒暄都没有,就一连串地问我:“你猜谁来看我了?”我一连猜了几个人,他都摇头,然后说:“你根本想不到,是周扬!”我不禁愕然。待我坐定后,雪峰详细地给我讲了周扬来看他时的种种表现和细节,以及他沉痛地自责、向雪峰道歉的情况。那时我对周扬的态度是:怀疑和观察。“文革”结束后,已经复出的周扬常在不同的场合作报告:批评以往工作中“左”的错误,检讨自己的责任,并向被他整过的同志致歉。由于对他的转变持怀疑态度,我一般不听他做的报告,但有一次例外。当时我住在崇文门旅馆,他在新侨饭店做报告,由于非常近,因此在上街散步时就溜达到那里,听了一儿,基本内容如上所述,只是觉得大体似可,但又不够沉痛,仿佛并非发自肺腑。

1981年,周扬先后托五六位看他的同志捎信给我:要我去看他。束沛德曾跟我说:周扬在作协的一次报告中,谈到以往的失误时,说他过去整了许多好同志,其中特别提到我,说我挨整后发愤读书,写出了一部颇有见地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说时感情很沉重,甚至掉了泪。知道这些后,我也为之感动过,但一直没有去看他。

有一次,在国际俱乐部开讨论文学史的会议,我和周扬不期而遇,他临时决定安排我第二天去见他。谈话时,他一再向我道歉,并说1957年整我,他有责任。他还特别称赞了我在《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第1期)上发表的《论人性、阶级性和文学》的文章。他认为问题提得好,论证也很有说服力。谈到钱钟书先生时,他称钱先生是“国宝”,说过去没有给他以应有的重视。最后还对我讲:“你见钱先生时,请一定给我带个信,我想约定个时间找他好好谈谈。”后来,我把这件事转告了钱先生,他答应了,但要我陪他去,说等他和我都方便时再说,还捎来了他新出版的一册围城》,要我转交给周扬。只是后来没有合适的时间,他们的会面才没能实现。谈话中,周扬一再称赞我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提了点意见,主要是对曾国藩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谈得太简单了,还说,并不是因为自己和曾国藩是老乡才提这个意见的。我解释说,此书完成于文化大革命之前,如果我当时对曾国藩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恐怕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是不够的,十有九成会扣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周扬听后,开怀大笑,连声称是。

1980年11月在武汉召开了一次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讨论会,会议邀请周扬参加,但他不能去,就找我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谈继承传统(既要坚决反对贴标签的倾向,又要把传统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现实主义及理论批评要提倡“深入地、扎扎实实地研究的学风”,反对浮泛的、“印象式”的批评等八九个问题。后来,我在大会上详细地传达了周扬的谈话精神。

通过与晚年周扬的几次接触,我觉得他在文艺思想和领导作风上确实是有所转变的,态度也是诚恳的。他住院时,我去看过他两次,第一次见面时,黎澍、于光远在座,谈的主要是黎澍当时提出的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人道主义问题,黎、于支持周扬关于人道主义的看法,我在肯定的同时有所保留。第二次是去看贺敬之时顺道看望他的。我时常讲,“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人赵翼的诗句)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

●最后想请您再简要谈谈对两位美学家朱光潜、蔡仪的印象。

■朱光潜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学者,但对他的认识却是非常曲折的。解放初期,像我这样进城接管过旧政权机构的青年人,现在想来,当时实际上患着一种非常肤浅的革命幼稚病。对从旧社会来并和旧政权有过牵连的人,总是心存疑虑,不大愿意接触、来往,看人家的问题,也很容易联系过去,上纲上线。50年代,我写的批评朱先生的文章,就是这种情绪下的产物。为了写这篇文章,我虽花了较大的力气,不仅看了朱先生的全部著作,连克罗齐的《美学》,当时在国内找不到,还辗转托人从香港找了一本英国1922年出的英文版本来阅读,但由于自己比较了解朱先生的过去,所以文章的火气很大。当时的偏见使我仅仅着眼于政治,对朱先生的学术贡献不置一词,现在想起,很感惭愧。我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却接到了朱先生的一封信,意谓:他认真地阅读了我的文章,在所有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评他的文章中,只有我的文章骂他比别的章都骂得凶,但很多批评他的文章他并不气,只有我的批评或者说“骂”,他是“心服”的,并约请我有机会到他家去作客,表现了一个真正学人的风范。当时我在内心深处还不想和他多来往,也畏此举会遭到种种“革命”性的流言蜚语,所以拖了很长时间未去,当然,后来还是去了。

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后,除家属和机关外,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为了避免给别人添麻烦,我自己主动地断绝了和别人的一切联系。劳改后到天津、河北文联工作,一天突然收到了从北大寄来的油印的东西,打开一看是朱先生寄来的,还附有一封信,说自己写了篇美学讨论的文章,系里不久要讨论,请我无论如何给看一看,提些意见,赶快寄给他。我感慨很多。自己从革命者一夜之间成了革命的敌人,他还敢和我来往,也不知他是从哪里打听到我的地址的。他确实有大家的学术风范和气度。“文革”后,1978年我回到北京,在《文学评论》编辑部见到朱先生的一篇文章已经签署待用。当时的政治气氛需要尽快刊发一些老学者的文章。我看了文章之后,感到无论如何不能发,应该改一改。一方面他是“文革”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他在文章中还大讲“阶级斗争”为纲,仍然是文革”的调子。尽管我本人当时思想上仍有许多框框,但感到这样讲实在不行。我讲,老学者在“文革”后第一次发这样的文章,对刊物和他本人都没有好处,我去跟朱先生说一说,请他改一下再发。当时有人就抹去了铅笔签好的同意发表的意见。我见面向朱先生说明来意后,他说我实在改不了,修改的事就全权交给你,你愿意怎么改就怎么改,我绝对信赖你。回来之后,我认真修改了三整天,送给他看后,他还是满意的。朱先生逝世后,他的家人通知我,要我一定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朱先生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真心实意的,为了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的原著,他自己还刻苦学习俄语。我在韩国汉城大学的一次关于美学的讲演时,有人问,朱光潜先生后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心的?我讲,是的,朱先生后期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全心全意的。

蔡仪先生是最早宣扬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学者,应该充分肯定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他在治学和为人的很多方面,都是值得人们深深尊敬和学习的。在治学方面,他学风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从不朝三暮四,而是一以贯之。与时下那种无一定的理论或变化“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流氓”式(鲁迅语)的“学”人,不可同日而语。他人品很好,正直善良。当然,从美学问题讨论开始,我们的观点就一直有分歧。我批评他的观点,他也从不以此为忤,批评、争议很少影响到私人关系。“文革”之后,他办美学刊物,还主动约我写文章,并作了一些认真细致的修改。他主编美学丛书,诚恳地希望我能挂个副主编的名义。这事我虽然谢绝了,但心存感激。这正是老一辈学人的风范,你给他提意见,他还要表示真诚的感谢。

原载:《文艺研究》 2003年第2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11665]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