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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社会:审美教育何为?

姚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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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中国带入了消费社会和消费经济时代,这是历史的跃迁、社会的进步,但也使得新的矛盾和问题浮现出来。丹尼尔·贝尔说过:“消费经济借助表面事物而存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16页。三联书店1989年版。)消费经济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特重外观、热衷形式,有人称之为“炫耀型消费”(维勃伦),有人称之为“声望经济”(戈夫曼),说的都是一回事,那就是从商品消费走向了符号消费,消费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由广告、商标、品牌等构成的商品符号。这种“买椟还珠”式的消费行为更加看重商品的符号功能和符号价值,从而“地位性商品”(布尔迪厄)大行其道,成为身份、等级、名誉、声望的表征,成为欲望、梦想、幻觉的寄托。于是符号泛滥,能指过剩,文本堆积,形式超量。热闹繁华的步行街,流光溢彩的霓虹灯,铺天盖地的宣传广告,富丽堂皇的商品包装,在人们眼前构筑起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消费经济的风行有可能孵化出一种感性化的文化风尚,最终牵动整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这一现状无疑对审美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消费社会,审美教育何为?
  自从有美学以来,人们便没有停止过对于审美教育的性质和功能的思考,从总体上说,人们普遍确认审美教育是通过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来促进人的提升和完善。鲍姆加通在建立“Aesthetica”这一学科时虽然着力强调美在感性,美学即感性学,但他仍然指出美是“感性知识的完善”,在感性之上提出来自理性律令的更高要求。后来席勒力图在感性的王国与理性的王国之间建立一个审美的“第三王国”,使人既摆脱物质的压迫,又解除精神的束缚,从而获得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他将这种审美的自由活动称为“游戏”,它一方面是理性的法则与感官的兴趣调和,另一方面是感觉和情感符合理性的观念。席勒关于人的解放在于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将这种统一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之下。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立、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它就是这种解答。”从上述关于审美教育的经典论述来看,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乃是推动人性复归和提升、使人真正成为人的必由之路,也是审美教育的最高目标。在感性横流、符号泛滥的消费社会背景下,重申审美教育的必要性,首要之务在于恢复理性应有的地位,在感性与理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谋求感性与理性的平衡和和谐,从而促进人的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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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次技术革命特别是新技术革命以来,现代科学技术极其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生活的性质和方式,它推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但同时也给人类造成了许多困惑。人越来越倚重于技术,造成人自身能力的严重退化,人对技术成果的控制变得越来越无能为力。技术的工具逻辑对于精神文化的渗透和控制愈演愈烈,把真、善、美之类人文价值变成了一道技术问题,变成了似乎一按揿键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导致了“技术异化”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求助于人文理性并在此基础上达成高新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平衡,以人文价值的柔性来软化技术的刚性,以人文内涵的丰厚来弥补技术的刻板、僵硬和冷漠。
  在这里审美教育大有用武之地。技术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更多看到的往往只是工具的价值、物质的价值、经济因素的价值,而将人文价值置之脑后,社会价值体系暴露出明显的欠缺和薄弱之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深表忧虑:“当今社会一味强调物质经济的成就,而不够重视人的心理和精神的胜利。”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11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经济越是发展、技术越是进步,审美教育越有加强的必要。审美教育关心的是人的修养、人格、潜能、个性、能力、目标感、成就感、责任感和道义感等终极性、本源性的价值,其核心就是一种充满人性的血色和暖意的人文理性。人文理性的真正确立,有助于最终建立一种健全、合理、优化的社会价值体系,而这恰恰能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建设和技术进步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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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活动注重功利性、实效性和本位性,这一切原本是天经地义的,惟其如此,才能促进生产、发展经济。但不可否认,这也容易导致金钱至上、惟利是图、损人利己、见利忘义等不良观念的滋蔓,造成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的失落,引起理想、信念和信仰的缺失,从而导致人格的严重缺陷。
  一般说来,人格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缺乏性动机,即排除饥渴和摆脱危险的动机,这类动机起因于生理上的缺乏;一是丰富性动机,即人获取满足和寻求发展的动机,包括对于自尊、爱、人际关系、探索、理解、创造、成就、游戏、美、艺术的需要,这些需要表现为超越缺乏性动机的饱满状态。这两类动机都不可或缺,但是人格上升的标志不在缺乏性动机的强烈,而在丰富性动机的充沛,丰富性动机兼顾那些与人的生存攸关的物质需求但又摆脱了低级的物质需求的束缚,以丰富多采的精神性需求展示了更高的人格境界。
  依人本心理学之见,达到丰富性动机顶端的是“自我实现的人”,他表现出许多优良的人格特征,如完整、完善、完成、正义、活跃、丰富、单纯、美、善、独特、轻松、乐观诙谐、真实、诚恳、现实、自我满足等。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实现的人”不乏理性色彩,他具有出色的认识能力,清醒的是非观,对未来具有准确的预感,较之常人目光更为敏锐,判断更为准确,这一点体现在生活中的许多领域,不但包括对人的理解,而且包括对艺术、音乐、政治和哲学的理解。(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然而这些优良的人格特征并不能自发形成,如果缺乏教育的正确引导,这种在人格之阶上的攀升则不能避免盲目性和被动性,最终能否臻于极境便值得打一个问号。因此人本心理学倡导一种新的教育:“这种教育将更强调人的潜力之发展,尤其是那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潜力;强调理解自己和他人并与他人很好相处;强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强调向自我实现发展。这种教育观将帮助‘人尽其所能成为最好的人’。”(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吕明,陈红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6页。)审美教育无疑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方面,其宗旨并不在于传授谋生的本领,而在于帮助人探索一条发展之路、向上之路,它总是标举一定的人文理性和审美理想来促进丰富性动机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人格水准的升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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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文化中有一个特殊现象,即个性与非个性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是个性的施展余地太大,另一方面是个性的严重失落,这二者恰恰互为因果。对于这一矛盾现象的产生,大众传播媒介起着关键的作用。
  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当代文化在传播内容、题材、类型、形式和风格方面日趋多样化,为大众的文化个性的伸张展现了阔大的空间。但是这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大众传媒总是竭尽全力迎合大众,大众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对文化发言,但是大众实际上并未真正取得文化主体的地位,大众传媒表达的常常是文化制作者从自己的实际需要及商业策略出发所形成的既定意图,这些文化制作者能否真正尊重大众的个人意愿和文化个性,消除强制和专断的倾向,便很值得怀疑了。
  在个性问题上还有一种错觉,即把个性的发展与个人选择的权利联系起来,将最大限度的个人选择视为个性发展的最佳条件,现在看来未必如此。如今每天有几十个电视频道供人选择,而每一个频道又有若干档节目在吸引人,每天有数不清的大报小报供人阅读,而每一份报纸又有无数个板块在争夺着人的眼球,此外还有通过网络、手机、数码相机、MP3等渠道蜂拥而至的文化信息,使人应接不暇、无从下手,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有效的选择取舍。可见,固然个性的形成必须具备选择的自由,但一旦选择变成了不胜选择,那么个性也就失去其固有的边界而不成其为个性了。
   大众传播媒介所造成的这两重意义上的文化个性的失落需要通过审美教育来改变。审美教育是一种个性教育,它更加注重个体人格的培养,更多关心人的个性发展,更多强调实现自身价值,发挥个人潜力,健全个性心理和提高个人素质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营造一种更加合乎人性的、让人能够按照自身特点去发展的社会氛围和社会风尚。这里还有一个界限必须廓清,一方面,审美教育与那种价值观念上的绝对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它反对滥用大众传媒强制推行某种既定的东西,使之成为一种迫使大众被动接受的普遍准则,从而阻碍大众文化个性的伸张;另一方面,重视大众文化个性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对于那种漫无边际的价值多元的认可,虽然审美教育承认价值选择存在着某种多元性和不可通约性,但也认为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价值态度并不利于文化个性的发展。这种在拒绝绝对主义与反对相对主义之间探寻文化个性的发展之路,正是审美教育倡导的人文理性的又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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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社会不耻言利也不避谋利,出于赢利的目的,消费经济体制下的符号生产特别看重上座率、收视率、畅销度,因此难免刻意追求娱乐性、刺激性、火爆性,对于官能快感、本能欲望、原始冲动持过度纵容和曲意迎合的态度,从而有可能导致趣味趋下、格调不高的时弊。
  西方谚语说:“趣味无争辩。”在人们兴趣口味的多元取向这一点上,此说可以成立,但人们的审美趣味仍然是可以争辩而且应该争辩的,习惯上审美趣味也仍有好与坏、高雅与低俗、精致与粗放之分,这种区分之成为可能,是因为审美趣味虽然表现为感官的嗜好和兴味,但在其深层次却潜伏着认知力、理解力和判断力的作用,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支配着前者的水平和档次。博克认为,审美趣味涉及三种心理功能,即感官、想像力、判断力或推理的能力,其中后者显得特别重要,凡是好的审美趣味都有理解力在起作用,而错误的审美趣味则原因在于判断力出了毛病。(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第2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既然如此,那么事情就往往成了这样:尽管人们的感官功能并无大的差别,但由于更深层次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不同,其审美趣味便大相径庭,要说差别,终究是在认识水平和理性深度上见出分晓,因此说到底,审美趣味还是有其理性内涵,并以此为标准而分出优劣高下的。这种具有更深理性内涵的趣味必须通过审美教育来塑造。审美教育对于人的内心理性力量的召唤,其要旨在于树立一种人文理想。这种人文理想是一种价值的界定、意义的界定,它是通过提供某种信念、信仰的概念、范本以凝聚人们的精神结构,使得人们的趣味格调表现出一种健全、合理、向上的趋势,保持在较高的水准之上。
  确立审美教育的人文理想有许多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包括中国的、西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优良传统,当然还有当代的,抛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资源都是不对的,但这多种资源的整合又不能成为一种无序的混合,必须找到一个中心、一个基点,从这个中心、基点出发去整合和凝聚这众多资源。然而在如何确定这个中心、基点的问题上,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或回归传统,或向西方看齐,看来都不行,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似乎都没有抓到点子上。我一直认为,确立审美教育的人文理想,不应照搬西方模式,也不应简单地回归古代传统,而应立足于当代,立足于中国,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实发展,应善于发现和大力弘扬当代精神结构中那些具有生长性的因素,那些具有未来性的质点,如当代人的参与意识、竞争意识、主体意识和风险意识,当代人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优化的知识结构,当代人的创业精神、开拓精神和务实精神,当代人勇于选择、勇于实现自身价值、勇于承担责任的胸怀,当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等等。当代审美教育应以这种新型的时代精神作为核心和基点, 去凝聚和整合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生命力的因素以及西方文化中积极有益的成分,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融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的新的人文理想。
原载:《文艺报》200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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