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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的文体构成思想

唐辉
内容提要 刘勰文论体系中,《情采》五篇论文体构成,《比兴》五篇论文体修辞,两者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组合。刘勰的文体构成思想兼重逻辑与审美,它发端于日常语言经验、凝定于章句实体结构、延展至艺术语言审美,理论原型上有较为深厚的原生性民族文化背景支持,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文体构成 情采 熔裁 声律 章句 丽辞
龙学研究中,关于《情采》以下十篇的整体研究一直未能引起学者足够重视。刘勰文论体系中,《原道》以下五篇、《明诗》以下十篇及《史传》以下十篇构成一道两体关系,与之相对应,《神思》以下五篇、《情采》以下十篇及《指瑕》以下十篇则构成一心两用关系,这意味着《情采》以下十篇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卷篇组合,刘勰在《原道》中将其归入“言立”即立言范畴。从创作角度讲,所谓立言指构成文体,其中《情采》五篇论立文之体,《比兴》五篇论成辞之用,体用结合则意味着文体在语言层面上的生成。试就《情采》五篇文体构成思想申论如下:

一、文体的情理本质

《说文》云:“体,总十二属也,从骨。”即体的本义指人体骨骼系统,有整体构成之义,象喻思维模式中,文体的语言结构可以借此喻示。通观《情采》等篇,刘勰的文体思想主要涉及文体的情理本质、篇章结构、声律结构、章句结构及丽辞结构等五个方面。
《情采》赞云:“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①在这里,言指文体语言结构,文指舒布文采,心术指为文之用心,英华为文采同义语。刘勰认为:文采以文心为本。由于情理是主体的心脑功能,这等于说作为语言结构的文体以主体情理为本,情采即情理文采的概念由此生成,《情采》在《文心雕龙》理论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也由此确立。
《情采》云:“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
夏,五性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②在这里,神理之数即经验观察意义上的自然之道,其直接理论渊源是易传之学中的观文——察变模式。《周易•贲卦•象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③本节论述中,自然、社会现象及其支配规律均以文为喻,故观文——察变就是通过现象观察以求证支配规律并借此指导主体的文化活动。古人心目中,日月五星等天文现象有形象可测,山川大地等地理现象有形势可观,君臣家国等人文现象有形迹可察,这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产生形文观念的基础。从主体角度来看,以上现象目得之为形文,耳得之则为声文,心得之则为人情物理之文,其实质都是借助感官感知事物表象,借助心灵求证事物本质,与后世经验观察方法和分析方法并无大异。
《情采》又云:“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④其中经纬的本义是纺织活动中的经线和纬线,这里喻指情理和文辞之间的本末体用关系。刘勰认为,文体创造以人情、物理的感受、认知为本体,以文辞、文采的运用、发挥为末用,因而历史上的文体创造有“为情而造文”与“为文而造情”的区别,这在主体人格上的表现就是彬彬君子之风之于巧言令色之徒。尚需说明的是,刘勰对文采并非持简单反对态度,相反倒是积极肯定有真实形色可观、有自然声韵可感、有深刻情理可思的情采,毋宁说,这正是古人将语言作品称之为文章的本质意义所在。在这里,文取文饰之义,章取显明之义,前者源于文身之文,后者源于音乐演奏结构,两者均与先民通过祭祀以求趋利避害的早期文化活动有关,后转用于喻指记录文化成果、经验的语言文字作品,是为篇中“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等语的基本意义所在,更为详尽的分析本文不便展开。

二、文体的篇章结构

篇章结构与章句结构相对而言,其中前者指文体的宏——中观结构并偏取思维结构之义,后者指文体的中——微观结构并偏取语言结构之义,两者结合则为完整的文体语言结构,传统文论称为篇章句字者是,亦可反向称之为字句章篇,其间差别在于着眼整体或着眼局部。《熔裁》赞云:“篇章户牖,左右相瞰。辞如川流,溢则泛滥。权衡损益,斟酌浓淡。芟繁剪秽,驰于负担。”⑤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刘勰的熔裁理论主要针对篇章,即宏——中观结构问题。其二,经验表明,篇与章在语言实体形式上不存在均衡、对称问题,但总体性的篇章之旨与相应的语言文辞之间需要讲究均衡、对称,这意味着刘勰的熔裁理论以广义名实学为理论进路。其三,具体文体的结构过程中,意不足而辞有余是经常发生的现象,但意有余而辞不足则较为少见,前者可称为文辞泛滥或文辞繁秽,因而权衡、斟酌、芟剪诸工夫十分重要,是为刘勰提出熔裁理论的文体实践依据。
《熔裁》云:“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⑥在这里,浮辞与预设中的实辞对称,指有名无实之辞或繁采寡情之辞,反之则为名实副称之辞。名实学观念中,一名之立,必有其实,所谓循实制名、循名责实者是,推论之则文旨、文辞之间是一种扩大的名实学关系,传统文论中又表达为文质关系或华实关系。象喻思维模式中,本体、纲领等为同义喻词,指作为主体思维表象的具体性文体情理结构,外化之则为文辞结构,调谐两者及其名实学关系则喻之为熔裁,诸如炼辞、炼意、构思、剪裁、刊改等均可包容于整体性的熔裁观念中。
《熔裁》又云:“是以草创鸿笔,先标三准: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余于终,则撮辞以举要。然后舒华布实,献替节文,绳墨以外,美材既斫,故能首尾圆合,条贯统序。”⑦天文历法学中,调谐日运动周期与农耕节气之间的关系称步历,刘勰借此喻指文体结构过程中的基本步骤,称为三准,其中准有标准之义。其一,结构文体之始:确立情理结构、文辞结构,以名实相副原则为要;其二,结构文体之中:酌取情景表象、事理表象,以逻辑类比原则为要;其三,结构文体之终:点化心思意绪、人情物理,以言约意丰原则为要。这些分析虽以“论文叙笔”二十体为背景展开,但刘勰强调“首尾圆合,条贯统序”的有机整体性文体构成观念可以通适于一切文学创作。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刘勰的许多精论要语值得借鉴,如戒“一意两出”、戒“同辞重句”、戒“委心逐辞”、戒“游心窜句”及崇“字去而意留”、崇“辞殊而意显”等,这些都是深谙创作甘苦并符合创作规律的经验之谈。

三、文体的声律结构

声律一称音律,音乐中指宫商角徵羽等五音变化及其组合关系,汉语中指平上去入等四声变化及其组合关系,文论中指四声、押韵等在文体语音结构层面上的运用,如诗律、词律、曲律等。《声律》赞云:“标情务远,比音则近。吹律胸臆,调钟唇吻。”⑧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其一,声律作用。所谓比音即组合声韵以造就声情,与之相应的则是结撰文辞以寓托辞情,前者诉诸听觉,故近,后者诉诸思维,故远,这意味着借助声情表达辞情会有化远为近的良好效果。其二,声律作用方式。汉语史表明,刘勰时代尚无成熟的声律理论,故篇中刘勰对声律的描写也总是借助音乐术语和譬况用语展开,可置而不论。但刘勰认为,文体创造要讲滋味流转,讲韵气和谐,要求主体之意、文中之情要通过唇吻调利的和谐语音结构来表达,反对拗口难听的吃文(犹言口吃)之患,这些思想至今仍不失积极意义。

重视声情是中国文学的固有本质和传统。文化史表明,中国文学源于诗乐舞高度结合的巫史卜祝之祭。在这里,祭文祝辞的讽诵之声、与之匹配的音乐演奏之声、与祭者的舞容构形及道具服色配饰等构成了一个声、音、形、色有机结合的综合性艺术系统,其中自然语声的艺术性运用起了关键作用并深刻影响于后世。例如《汉语大字典》引《周礼•春官•大司乐》云:“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郑注:“兴,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曰言,答述曰语。”其中兴是兴象托喻,道是借古讽今,讽诵言语等则为乐语所附文辞的艺术性诵读与唱和方式,以声节之则是要突出其声情作用。其在后世的影响,就文学欣赏来说,它是会通辞情之道,就文学创作来说,它是吟诗作赋之道,若推而广之,它也是主体默诵之、情会之、理遇之并手书之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一般性文学创作之道,《声律》之介于《熔裁》与《章句》之间正应由此解释。
从文体角度讲,创作中任何语音的安排都是一种意义的象征或隐喻,虽难于指实,但不可轻易否定,可以归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范围。直观而言,六朝时人论文讲气韵生动之美,刘勰则讲滋味韵气之美,前者主要诉诸视觉性形姿体态观赏,后者主要诉诸思辨性声情辞情品味。从单一性视觉运用到复合性感官与思维的联动,刘勰对艺文之美的把握较之时人更为丰富、系统,这为后来的滋味说、声气说等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综观全篇,刘勰对声律的营构注重同异、间离、粘联、圆环等关系性因素,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圆形结构中的差异性安排,或者说存在一种圆中寓变、变中求圆的艺术审美观念,其本质仍要追溯至中国文化关于时间是一个循环不已、续续相生过程的独特认知,后来诗词格律的基本精神也并未超出这一范围。

四、文体的章句结构

章句概念源于汉代经学中的五经及其他文本分析。《说文》云:“章,乐竟为一章。”即章原为乐章,文论中借指中观语言结构。《说文》又云:“句,曲也。”又云:“钩,曲也。”段注:“凡章句之句,亦取稽留可钩乙之意。”即句钩同义,指章句分析中可钩取、点断的句读,以行文中语势、语气可略作间歇、停顿为准,但并不意味着语意完足、终结,文论中借指小于章而大于字的微观语言结构。黄侃云:“结连二字以上而成句,结连二句以上而成章。凡为文辞,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览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识其义者也。故一切文辞学术,皆以章句为始基。”⑨对一切既成语言文字作品,章句是行之有效的解构性分析工具,反向用之则为结构性分析工具,刘勰的理论用意正是后者。
《章句》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⑩在这里,由篇而字意味着由宏观到微观,是为文体解析序,反向而行则为文体生成序,两者共有篇章句字等四个语用层次。如果说字不妄是原生性名实学要求,那么句尚清、章尚明、篇尚炳等则是名实学要求在各文体语用层次上的扩大性运用,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清新明丽。进而言之,刘勰对文体诸层次的分析直接来源于语言运用的拟时间累积特征,其中事实上存在一个四分同圆结构,它曲折地隐喻了四季成年这一既分殊又圆合的经验性自然时间本质,这在后来就凝定为起承转合的文体结构模式并得到极为广泛的运用。
《章句》又云:“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反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11)这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篇是中微观章句以至于字词的有机复合,但宏观的篇只能是依存于主体思辨的逻辑具体,离开章句字词等语言实体前者将不复存在。故立足于篇来看,所谓前章后句之类势必存在一个结构位序问题,这在篇中就表达为启行之辞、中篇之意、绝笔之言等,即文体结构需要一个前部导引呈示、中部承续拓展、后部回托援应的逻辑划分,刘勰以拟鱼、拟花的方式说明了三者之间的生命有机体联系。与前述四分同圆结构有所不同的是,这是一种三分同体结构,它直接源于文体书写的拟空间展开特征,并曲折地隐喻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文化观念。
《章句》赞云:“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12)这就是说,章句构造一要讲守常用变,二要讲关联协同,是为章句构造的总原则。其中不变之常有:其一,“篇有小大”而“调有缓急”,即章句构造要考虑篇幅长短、文气抑扬、韵调缓急等。其二,“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即句字经营中词义要关联、句义要协同。其三,“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即分章以意义相对完足为准、联章以意义协同为准。其四,“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即句间、章间关系应不违人情物理或逻辑顺序,前文称为理资配主,其理论预设是名为宾、实为主。其五,“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即四六句型为常、三五句型为变、其余句型也可以通权达变。其六,“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即韵调、辞气攸关文体情态效果,这实际上已涉及非语言因素在文体中的具体运用问题,此外关于虚词实用的论述也可以归入这一范围,不赘述。

五、文体的丽辞结构

中国文化语境中,丽辞之丽首先应当训两训耦,取成双成对之义,其次应当训明训美,取文采藻饰之义,丽辞即以骈偶形式出现的美丽文辞。刘勰文论体系中,丽辞既非独立的文类、文体,又非后世所称的对偶辞格,从发生学上讲,丽辞是附着于字句章篇母体的次生性语言结构,一定意义上也是形文、声文、情文等集中而突出的实体承担者。文学史表明,丽辞在先秦作品中还只是偶尔出现、率然为对,至两汉作品则大量出现、刻意为对,至六朝作品则满篇皆对、辞意两偶。此后创作中,一方面,骈偶成为定型文体,虽不占统治地位,但代有其传,另一方面,隋唐以降古文家讲究用散行之气、运对偶之文,丽辞再变为形、声、情俱佳的警策性语言艺术,直至现当代仍不失其魅力。以此之故,章句与丽辞是同一文体语言结构的不同侧面。
关于丽辞的辞格意义,许多学者已有较充分研究,本文不拟复述。丽辞的文体学意义在于:其一,仿拟自然的审美观念。《丽辞》云:“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3)对纷繁复杂的万事万物,中国先民偏好采取一分为二的经验性价值学方式方法,其思想原型当为文化创生中主体的趋利避害模式。这种思想当然谈不上有多么深刻,但实践效果良好,有大量直观自然事实支持,后者如生物有机体的肢体、器官多成双成对出现即是。肢体成双例如手脚并用,其理在于方便运动,器官成对例如双目双耳,其理在于方便定位,象喻思维模式中,这种源于自然的双对现象及其内在机理被转喻为文体语言结构的构成类型和构成机理。很显然,这种文体构成思想也不深刻,但实践效果良好,方块汉字能够提供直观语言事实支持,其实质是源于农耕生产方式的天人合一文化观念在审美意识层面的衍射。
其二,语义重心虚置。《丽辞》赞云:“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14)在这里,丽辞的语用效果既是一种以人体审美为预设的情态之美,也是一种以逻辑思辨为诉求的精味之美,两者结合则构成了丽辞语用的语义重心。需要注意的是,丽辞的语义重心并不存在于偶对语言形式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存在于偶对双方相生相长的互动性关系模式中,传统文论称为互文见义,求取之道是以意逆志,即以文学接受者之意逆文学创造者之意,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体语言结构的语义生成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丽辞也是一种语义表达效率较高的语言形式。
其三,辞意差异匹配。《丽辞》云:“反对为优。”又云:“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又云:“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15)偶对语言形式中,可指实的表层辞意相反而待生成的深层辞意相同,这样的偶对就是反对。从文体学上看,反对之所以为优不仅在于语义表达效率较高,还需注意的是,意异必定辞异,辞异即语言形式的陌生化,这意味着文学主体必须具有丰富的人文知识经验和多样化的文学创新才情。另一方面,辞异不能导致意异,或者说理殊不能导致趣离,否则偶对语言形式就要解体,这意味着丽辞对主体创作的种种约制。正是在这种表里殊异和约制、反约制的矛盾运动中,丽辞源于章句而成于通变的创造本质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彰显,其于诗词曲诸体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以上分析表明,刘勰的文体构成思想具有兼重逻辑与审美的总体特色。它发端于日常语言经验、凝定于章句实体结构、延展至艺术语言审美,理论原型上有较为深厚的原生性民族文化背景支持。自从这套文体构成思想提出以来,中国士精英文学始终未曾背离其大旨,其理论解释力之大可谓前无古人而后少来者,即使在今天也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①②④⑤⑥⑦⑧⑩(11) (12) (13) (14) (15)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174,1151,1157,1207,1180,1182-1188,1243,1250,1257,1289,1294,1327,1304-1314.
③马振彪.周易学说[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225-226.
⑨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27.

原载:《名作欣赏(下半月)》2006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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