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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雕龙”,心驰“军国”

——南朝世情与《文心雕龙》

刘 凌

刘彦和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反之,“披文”可观“时变”,“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世情”与“文”(论)的互阐、互证,乃是古文论解读的基本方法。拙文即尝试从史实考察出发,将“世情”与“文情”互相应发,重点探讨军、政、文等“世情”,对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影响,刘勰重“名”、干“政”、锺情“军国”的内外根由,并由此反观当代知识生产建构,以及知识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

中国古代学术的鲜明政治性,已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或云:文论有别诸子学术,以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不一定关涉政治。而殊不知,创作思潮和文坛风尚,每与政治相纠缠,而文论家又无不生活在政治之中。如此以来,文论得无与政治乎?当然,文论对政治的反映,非如直接镜象,而是经由作者身世、经历、教养、志趣、性格所折光的特色肖象。

而今,我们均称刘彦和为“文学理论家”。但他当年是否也以此自许呢?他想当政治家还是当文学家?刘彦和曰:“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程器》)较之同类著作,《文心雕龙》确有超乎寻常的政治色采,对此做符合实际的分析,未必就是“庸俗社会学”。探讨此点,不仅有助于准确认识刘勰,理解《文心》,或也能为当代知识者角色定位和人格建塑提供有益鉴戒,进而导至对知识生产建制的理性批判。

一、刘勰的“文”、“名”、 “位”三部曲

马斯洛心理学,将“自我实现”视为人的最高心理需要[1]。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不就正是古贤的“自我实现”吗?“三不朽”也者,声名不坠之谓也。不过,它是叔孙豹针对范宣子私家世禄功利论,而倡扬社会公益功利论的重“名”观。但重“名”,确乎是士人的一大传统。

时至后汉,由于“选士”和“清议”影响,士人求“名”意识大盛,以至《日知录》称“汉人以名为治”(《名教》)。此“名”乃“名教”之“名”。后人描述其得“名”之道云:“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厉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最先,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名教》引《旧唐书》薛谦光语)许多士人“恃其才智,炫耀上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后汉书•苻融传》)。及其末流,则“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堕入“纯盗虚名,无益于用”的矫情伪饰,致使“后进希之以成名,世主礼之以得众”(《后汉书•方术传》)。

魏晋以来名士,则以“才名皆胜”(《世说新语•识鉴》)相标榜。其“名”观虽承汉而来,而又有所不同。他们虽仍“以名节相高风义自矢”,却更加“师心放达”(《日知录•名教》),突出个人风度。他们本“名教本于自然”、“缘情制礼”宗旨,在坚持“君臣”、“父子”大伦的同时,更重个性、才能和风仪,从而将东汉名士之“独行”推向极端。

但名士们决非为“名”而“名”,“名”与“利”紧密相联。《日知录•名教》论“名节”,称其虽“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又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名之所去,上之所摈”。《魏志•夏侯玄传》云:玄“少知名,弱冠为散骑黄门侍郎”。可见名显即可为官。因此,“名”与“位”前后相随,故有“名位”一词出现。《南史•徐广传》引何法盛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当然,魏晋以来,也有轻贱“名爵”者。《世说新语•识鉴》载:“张季鹰(翰)辟齐王东曹椽,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有“菰菜羹、鲈鱼脍”的“适意”生活,自然可以不“要名爵”,但“家贫”之士却难学得。

史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入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罕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陈书》卷六“后主纪”末史臣论);“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资治通鉴•齐纪二》)。齐梁皇室也多好文。因而寒门士子又多以文名进身,当然需有“伯乐”引进。《南史•始安王遥光传》即曰:“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梁书》江淹等人“传论”也谓:“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晋书•张华传》载,他对“穷贱侯门之士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乐广传》也称,出身“寒素”的乐广,则是因幼时夏侯玄的赏识而起仕。鲍照也是以“才学知名”(《南齐书•幸臣传序》)而进身。由此可见,此间名士,已完全不象汉儒“以雕虫为后科”了。

粱初以文进仕之风大兴。《南史》卷七十二《文学•周兴嗣传》记述:“梁天监初,奏《休平赋》,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国侍郎,直华林省。其年,河南献舞马,诏兴嗣与待诏到沆、张率为赋,帝以兴嗣为工,擢拜员外散骑侍郎,进直文德、寿光省。”这正是刘勰刚刚撰成《文心雕龙》的时候。

但“名位”追求却遭遇不公平竞争,庶族士子每受士族、豪门压制。史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辨”( 沈约《宋书•恩幸传序》),从而导至“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所论必门户,所议莫贤能”(裴子野《宋略••选举论》)的不良政风,引致寒门士子的愤懑和抗议。

刘勰乃寒门出身,因家贫不得不寄食寺院,依附僧祐。“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序志)他既已“博通经论”,就不甘永远寄人篱下。无论是为实现政治抱负还是为个人生计,他都必须求“位”做官。所以,他力主“练治”与“工文”相结合(《议对》)。为此,他对仍存的士庶之隔,就不能不心怀愤懑。这正是“或有志而无时”(《哀吊》)、“身与时舛,志共道申”(《诸子》)、“名崇而讥减”(《才略》)、 “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程器》)等牢骚、感慨的政治根源,如《程器》纪评所谓“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

但作为寒门士子,求“位”必先成“名”。《文心雕龙》多处就表露出对“名”的推崇,诸如“形同草术之脆,名踰金石之坚”(《序志》),“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诸子》)。而要成“名”,又必先工“文”,所谓“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序志》);“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诸子》)。而《程器》“名之抑扬,既其然也;位之通塞,亦有以焉”一句,又道出了“名”与“位”的自然联结。统观这些论述,不难看出“文”-“名”-“位”的内在逻辑。由此足见,刘勰之志恐不在“文”,而在“位”也即“官”。由《程器》“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论断推测,《文心雕龙》之重“质”崇“实”,决非仅是一种文学标准,实也暗含强烈政治诉求。

不管怎样,刘勰之“名”观,已甚少古代“三不朽”的理想主义色采,和后人“赢得生前身后名”(辛弃疾《破阵子》)的辽远,而是更为关注当下现实政治目标。加之南朝“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降及梁朝,其流弥盛”(《南史•文学传》),对刘勰更是一个激励。《南史•王筠传》载,世家王筠曾以“范蔚宗云崔氏雕尤”激励子弟学文。刘勰以“雕龙”作为书名,是否受其启发,以文才自许并力求界入士族“时流”呢?

刘勰的这种人生态度,必然影响他对两晋、南朝作家的取舍。关于《文心雕龙》不提陶潜的根由,有陶潜“近道”、“入宋”等说,恐均欠准确。由《灭惑论》、《文心雕龙》可知,刘勰憎厌的是道教,而非道学,陶潜所“近”者实为道学,而非道教。赵翼《陔馀丛考》早已指出:六朝忠臣几无殉节者,“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王夫之也说,其时“君臣之道丧”(《读通鉴论》卷十五)。有些重臣是几代元老,刘勰将要“取定”之的沈约即是。对此,时人并不视为污点。因此,刘勰不可能因陶潜由晋入宋而厌弃之,何况潜很快便挂冠归去呢。笔者以为,恰是刘勰积极入世、从政的强烈政治关切,使其难容一切归隐者,甚至讨厌对此关切的曲折、隐晦表达。刘勰所不满于玄风的,也只是其“嗤笑徇务之志”(《明诗》)。《文心雕龙》一系列相关论述,证明此论非诬。诸如:“立德何隐,含道必授”(《诸子》);“及其来选,又称疾不会”(《议对》);“故有志深轩冕,而泛泳臯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情采》),等等。这些,简直就是针对陶潜而发。整部《文心雕尤》,确实没有言及、肯定一个隐士。另外,陶潜之平淡,也不合彦和“以雕縟成体”(《序志》)的文学观。无论如何,六朝最杰出的诗人淡出了视野,应说是刘勰一个难以原谅的失误。锺书老责其不知“于诗咏中拔陶潜”是“识有未逮”[2],是为确论。刘勰也不懂,最高当局有时也需要隐士装点门面,与他同时就有个“山中宰相”陶弘景(《梁书•陶弘景传》)。梁武帝对弘景的青睐,恐怕大大超过对刘勰的兴趣。

“君子藏器,待时而动。”(《程器》)在某种程度上,《文心雕龙》就是刘勰所“藏”之“器”,一种干政之具。这或不是无端猜测之词,也无损于它的学术价值。

二、刘勰的“习武”、“军国”情结

有组织的军事力量,随着国家出现而产生。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力,强制的后盾和手段就是军事暴力。罗伯特•比尔施太特认为:“权力是使用武力的能力,但不是它的实际应用。”[3]武装力量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异己分子的一种威胁。当然,如果追根究底,还是马克思那句名言——“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4]。因为暴力的最终目的是攫取经济利益,暴力工具也需相应的经济支持。汉高祖刘邦,早就领会了靠武力“马上得天下”的法则,它后来演化为“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一名言。吴思先生总结为:古代中国的“元规则”,就是“暴力最强者说了算”[5]

关于《文心雕龙》重“武”之因,前贤、时贤多以“士大夫文弱之弊”、“主华实相胜”[6]释之。鄙意以为,其论即或成立,也嫌过于空泛。其真切动因,尚需深入求索。吾邦确实有文、武兼备传统,所谓“武为表,文为里”(《孙子•行军》)、“官分文武,王之二术”(《尉缭子•原官》)。但在一本论“文”专著中数标“军”、“武”,一定另有隐衷。

汉未以来的利益争夺、社会分裂,无不强化着对军事力量的需求。曹操,就是凭借武装力量统一了中国。他曾表示,决不放弃军权,因为“诚恐已离兵为人所祸也”(《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魏武故事》)。故尔“其时言兵法者亦盛”[7]。时至魏晋,“将军”称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此后的魏晋南朝列代,又无一不是在刀光剑影中面南登基,军事力量自然非同小可。晋代王衍就曾指出:“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王衍传》)士人仅靠文名,虽可谋得一官半职,却难跻身权要。即使象桓温这样的经学士族,也主要是靠军功进身。因此敏感的儒生们,也每每对武职跃跃欲试。

然而,社会事象错综复杂。社会最需要的,却不一定是最宝贵的。众所周知,自汉末以来,势家大族力量日盛,从总体上看,魏晋南朝政治就是士族政治。士族政权亟需武装力量,但养尊处优的地位与习惯,又使他们鄙薄武职,重文轻武,“文清武浊”,已成为士族根深蒂固的偏见。司马氏就标榜“吾本诸生家”,而耻为“将种”(《晋书》卷十五、卷二十)。因此,除个别高层将领由士族、宗室担任外,绝大多数中下级军官均由寒人充任,使寒门士子或以乡议清望或以高门赏识而进身。史称:“(晋)武帝甚重兵官,故军校多选朝廷清望之士居之。”(《晋书•职官志》)尽管寒门人士升迁高级将领困难重重,但毕竟有可能以军功跻身上层。陈寅恪曾指出:早在东晋,将领之职“就落在了流人中有武力的中层阶级楚人之手”[8] “楚人”也即“寒人”。周一良先生则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兵户’、‘将家’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9]

陈寅恪认为:“江南社会处于从东晋贵族制向南朝贵族制的质的转变之中。这一转变以皇权的强化和寒门、寒人的抬头为主要特征。”[10]有人指出:到晋宋之交,南朝豪门逐渐“弃武从文,先后从武力强宗转向文化大族”[11]。甚至有人认为,从刘宋起,士族“兵权被解除”,有名将帅“大多出身寒门”[12]尤因士族人士不善武事,所以政权往往为非出高门的武将篡夺。但由于士族有雄厚的田园经济基础和广泛社会关系网络,新政权又不得不向他们妥协,承认并维护其政治特权。不过,保卫这个政权,毕竟还是要靠塞门武官。这就给庶族士子开辟了一条可怜而又珍贵的官途。因此,南朝的军号虽然仍然面向宗室诸王,但更多情况则是寒门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本人乃武官出身,极为“善骑”(《南史》五十九《任昉传》)。他之欣赏武功,也在人意中。他在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13]。此事虽发生于刘勰入仕稍后,但其趋势由来已久,刘勰当不会一无所知。

确如陈寅恪所说:宋、齐、梁三代,均对“北人”相对较为信任,多以“北人”中的“豪族”和“高门”为文武骨干[14]; “刘裕易晋为宋,依恃的乃是京口楚子集团。”[15]刘穆之、刘秀之不管是否与勰族同宗,但无疑均属京口集团的莒人,与刘勰有新旧乡谊关系。而勰父尚就在刘宋任越骑校尉。此职乃仅次将军的近卫军领军,地位相当高。可见京口刘氏集团,实有武功传统。由勰传“勰早孤”一语推断,可能由于其父尚早亡,才招至家道中落。但彦和对父辈军功辉煌,想必心怀向往。加之,又有齐梁励武现实政策,就必然激起其从武志向。他主张既“习武”又“晓文”,“文武之术,左右惟宜”,“攡文必在纬军国”(《程器》),即为此志的集中表露。在明其心志的《序志》篇中,再一次强调“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证明刘勰决非随便一说。“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又表现了他对时俗“唯以居位为贵”(《晋书•卫瑾传)的不满,和难以重振祖贤军功的不甘。

曹氏父子均好文重文。但这决非仅是一种爱好,而隐含着某种政治战略。曹植《与杨德祖书》,在历数文人后即言:“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这种重文政策,既可广罗人才,强固王纲,又免得文人在外捣乱,何乐而不为?这大约即是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一语的潜台词。刘彦和“攡文必在纬军国”一说,或本自曹丕,但以“军国”相称或另有深意在焉。查“军国”一词,《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和《全汉文》均未见,直到《全后汉文》始现。这或与汉末战乱频仍、以军建国有关。至晋代,本词运用竟数倍增加,盖也战乱时运使然也。此后南朝历代均有“军国”称谓。梁武帝以“军”起家,靠“军”维国,加之其时军事人材奇缺,致有前述武帝激励政策。而刘勰本有恋“武”心态,此情此境拈出此语,也就十分自然。这背后,或许埋伏着一段小小军事思想史呢。至于“兵意”对刘勰身世、心态、出处进退,以及对《文心》辩证立论、布局谋篇的影响,通人林中明氏述之已详[16],兹不赘论。

三、《文心雕龙》书成后的政治浮沉

一般说来,文论著作不宜大发政治议论,《文心雕龙》前后文论大都如此。而刘勰何以如此?或因受压太甚,情不自禁。但更可能有意为之,让在上位者,尤其是让延誉、举荐人听到其不平之鸣,以争取仕进。刘勰,作为穷愁潦倒、默默无闻的一介书生,如无人引荐,决不可能轻易“奉朝情”。按照惯例,举荐依据则为“文名”。由现有史料看,有条件担任“伯乐”者,只能是其师僧祐和文坛大老沈约。据牟《谱》考证,约“与定林寺早有联系,刘勰必定在负书取定沈约之前就与之相识”[17]。约“流寓孤贫,笃志好学”,其经历与勰相若,极可能因惺惺相惜而举荐之。当年张华不也曾对穷贱善士“咨嗟称咏,为之延誉”(《晋书•张华传》)吗?而约引“兼记室”,“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特被亲遇”的经历,竟也与刘勰相似,不知纯属巧合,还是有某种联系。

《梁书•儒林传论》记载:梁初武帝鉴于“魏、晋浮荡,儒教沦歇”,曾以儒术“收士得人”,乃至“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刘勰极可能因此得以“奉朝请”。刘勰的文才,或也投合了好“文”的梁武帝的癖好。勰的佛学背景,也与武帝的亲佛倾向相合。但奇怪的是,其书出却“未为时流所称”。自打魏晋以来,“为时流所推重”便已成为士人身价的重要标志。由“时流清望”(《晋书》卷六十四《列传》第三十)、“时流名辈”(《粱书》卷一《武帝》上)一类提法可知,“时流”乃为“名辈”、“清望”即士族豪门所引领。故而“不为时流所重”,每与“渐失缙绅之望”(《宋书》卷六十《列传》第二十)相提并论。武帝虽“思阐治纲,每敦儒术”(《梁书•武帝纪中》),但其信仰之“道”,实乃为佛。天监三年即敕曰:“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为正道,其余九十五种,皆是外道。朕舍外道,以事如来……公卿百官,侯王宗室,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敕舍道事佛》,《全梁文》卷四)以此衡文,《文心雕龙》之儒“道”,显系其所“舍”之“外(邪)道”。《文心雕龙》主旨乃抨击士族轻靡文风,并时或表露对豪族特权的怨愤,其政治、文艺倾向,都不可能获得士族文坛的接纳与欢心。由武帝本传可知,他所好之“文”,实乃歌功颂德之时文,而不是《文心雕龙》这种读起来很费劲的学术“文”。所以,不管沈约怎样“大重之”,武帝也决不会喜欢它,就象他不喜欢沈约的“四声”论一样。这种态度,自然又会强化“时流”的排斥。

所以,刘勰只能起任基层微官,或担任宗室记室,做点文字工作。但中军临川王和仁威南康王均握重权,有“将军”名号。勰任东宫通事舍人,既可能由于“好士爱文”(《梁书•刘孝绰传》)的昭明太子征召,也可能为两宗室所荐。而其转迁步兵校慰,更可能得力于位居将官的两宗室。 前职多为兼领,位列末班;后职或是虚衔,并不带兵。但前者已属“清选”,可参机要;后者位居六品,已接近“官居五品以上”[18]的士族标准。作为一介寒士,能有此地位,已属难得。牟先生称此时“正是刘勰一生幸运之际”[19],当为确论。

齐、梁诸帝为迎合“时流”,弥合与文化士族的距离,每附庸风雅,好文乐赋。但作为“马上得天下”的武人,他们又打骨子里瞧不起文人。齐武帝就曾不屑地讲:“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史•刘系宗传》)对于梁武帝而言,沈约乃开国功臣,却终因文人本色,加之知悉篡齐内幕,也只予高位厚禄而不授重权,致使约几度请辞,最后惊郁而亡(《梁书•沈约传》)。因此,小有文名、政绩的刘勰,决不会入武帝之眼。即使昭明之“爱接”,也无非是“讨论篇籍”、“商榷古今”(《梁书》卷八《列传》二),最多引为文友。牟《谱》称“昭明之‘爱接’,实为冷落”[20],抑或稍过,但未视勰为将来助其登基的重臣则确。勰在东宫的两个职衔,也只是清选高位罢了,决非他所想望的“栋梁”之任。

尽管寒门势力有所上升,但士族毕竟仍占优势。出身塞微的权臣朱异就分明感受到士族贱视的压力,愤慨于“诸贵皆恃枯骨见轻,我下之则为蔑尤甚”(《南史•朱异传》)。又如陈寅恪所论:齐、梁二萧乃“寒微士族中的豪家将种”,“虽非高门”,“亦非微族”[21],因而特重维持士庶平衡。梁普通二年,就曾有“明辩士庶”之议,“武帝以是留意谱籍” (《南史•王僧孺传》),清理门户。刘勰虽未入士籍,但东宫两职因属清选,当会承受一定压力。加之勰时已年届“天命”,早迈建功立业最佳时段[22],只能退居二线了。由此足可想见,刘勰心情该是何等怅惘。

刘勰的真正优势,不过是熟悉典籍,尤其是佛经。以此而论,武帝敕其“于定林寺撰经”,可谓人尽其才,用人得当。但他却志不在此。眼见宏图难展,晋升无望,所依昭明又逝,真乃绝望之极。适逢帝礼三宝,佛风昌炽,因便“启求出家”、“燔发自誓”。武帝也乐得顺水推舟,随即“敕许”。按说,彦和恰可依托清静园林,“傲岸泉石,咀嚼文义”(《序志》),但他却无 “圣贤之素心”(《养气》)。“达政”而不可得,“雕龙”又非所愿,思来想去,悲愤何如!其郁结致疾,“未期而卒”,也就在人意中了。

四、刘勰人生模式的评价与启示

在中国,作为知识生产者和运用者的“士”,始自春秋时代。其基本规定,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此之“道”,非一般哲理之“道”,而指治世之“道”。阐扬、捍卫、践行这种道义,乃士人基本职责。因而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如西方那种以传播个人思想为职业的人[23]。就此而言,刘勰的“原道”、“达政”不管具体内容如何,毕竟是先儒“志道”的余响,体现出一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有值得肯定一面。而况从两晋始,“博学”并“达于从政”(《晋书•荀勖传》),堪任“治国之器”(《世说新语•赏誉》),就一直传为美谈呢。

历来史论对魏晋南朝士族多有否定。但其主持的田庄经营,促进了经济繁荣;其个性张扬、清谈好文,又激发了思想解放和文艺情采。凡此,均功不可没。但其拥兵自重,纵情声色,重家轻国,又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晋书》就指王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王衍传》)。《梁书•褚渊王俭传》史臣论也批评,士族地主“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后来王夫之也抨击士族头领王导“以庇其宗族为重”,“不足以为晋之纯臣”(《读通鉴论》卷十三)。齐梁士族因袭此风而更甚之。凡此,又均过不可恕。在此情势下,刘勰力主“达政”,关切“军国”,实具历史进步意义,不可轻率判为“落后”、“反动”。

但又不宜对彦和政治关怀评价过高。他虽高调标榜“原道”、“征圣”、“宗经”,而实则已与先儒“志道”大异。儒道“民本”精华已无处寻觅,“从道不君”(《荀子•子道》)浩气不见踪影,也看不到汉末贤士的“澄清天下之志”(《世说新语•德行》),和过江名士“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世说新浯•言语》)的豪情。勰传称其任太末令“政有清绩”,不详确指。但由下文“表言宜于七庙同改”推断,恐也无非礼仪变通之类,不会是亲民“仁政”佳绩。相反,《文心雕龙》对历代帝王每超实褒赞,评论近代文坛也多所顾忌。本来宋代乃“讹滥”文风渊薮,他却以“近世易明,无劳甄序”(《才略》)一语带过。究其根底,无非顾忌仍居要津的文坛大老如沈约辈等。登庸之后,此弊尤甚,对皇廷和宗室的吹捧几近令人作呕(见《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象碑》)。本传称“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虽文多失传,但其风格恐也去《石象碑》未远。《日知录•两汉风俗》评东京之末蔡邕等人文集“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刘彦和的“滥作碑颂”呢?

综观彦和一生行止,其道义关怀实含甚多功利,这自与寒族窘迫经济地位有关。当时,只有士族文人才有西方古代知识分子那种“高贵而光荣的闲散”[24]。确如有人所说,寒门子弟童年就依附寺院,大都是为了避穷,而无关信仰[25]。勰依僧祐,恐也如是。这也是他依僧祐十余年而未变服的根本原因。由《文心》“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论说》)观之,他所重者乃是佛理。即使其“栋梁”之志,也并无远大目标,而深怀进入“时流”的热望。当然,这也是当时士人普遍心态,自有可予宽谅之处。晋代却诜即慨叹:“有人事则通,无人事则塞,安得不求爵乎?”(《晋书•却诜传》)武帝也对此了如指掌,曾渭“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从而借“每敦儒术” (《梁书•武帝纪中》)招才纳士。士人对信仰的这种功利心态,与王权意识形态整合的左顾右盼相应,遂酿成鲁迅所讥讽之士人“无特操”[26]信仰特色。

不过,尽管时风如此,难以独违,也不应无限宽容刘勰功利心态。即在当时,也并非只有这一种选择。差不多与他同时,就有“性质直”、决不“卖论取官”的范缜,违忤圣意发“神灭”之论(《南史•范缜传》),其真理之勇,足令彦和汗颜。时还有司文郎兼中书舍人虞荔,在“左右之任,多参机轴,内外机务,互有带掌”的官境中,却能“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见知,当时号为清白”(《陈书•虞荔传》)。可见只要志趣有异,仍可有不同选择。

竞争是个好东西。战国时代,由于列国竞争,知识市场相对广阔。故而出现君主“以士为轻重”(《日知录•士何事》)的局面。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时至秦汉,王权垄断知识市场和道义话语权,“士志于道”就十分艰难。从此,士子就始终处于进退每犹疑、“贫富常交战”的心理冲撞之中。而南朝的复杂政治形势,更使这种冲突益发紧张,刘勰悲剧即为一例。彦和轻视陶潜,但靖节却能以“道胜无戚颜”而予化解,而勰却至死在“进退交战”中煎熬。

近年多有论家指责“割断传统”,似乎传统象件旧衣衫可丢可穿。殊不知传统硬核割而难断,每以“割断”形式绵延不绝。诸如生产资料国有名义的贵族集体私有制,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士人之“毛”附在权力之“皮”上,均是古今为然。因此之故,当代学子迄未挣脱“进退交战”的梦魇。所异者,乃在政治压力之外,又添学院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压迫。知识者究竟魂归何处?至今仍前路迷茫。遍观士林,或热中仕途,或醉心职衔,或追逐时尚,或困守书斋;等而下者,既无文德之勇,又乏职业规范,攀龙附凤,鼠窃狗偷;而鲜有人文关怀,和道义承担;那类既具学术忠诚,又能为公义发言者为数了了。吾邦本有“士志于道”、“不治而议论”优良传统。西哲渭,“知识分子必须是独立的观察者,有节制感地履行自己作为公民和舆论领袖的角色”[27]。国贤也主张“以出世心态,作入世文章”,“既不俯仰媚时,又保持人间情怀”。这或只是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但不值得学人心向往之,起而效之吗?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诸子》)尽管《文心雕龙》为政治关切的副产品,却给刘勰带来千古声名,其永恒价值也远超东宫显职和“政有清绩”。文人立志,能不慎乎?新儒家重镇徐复观,生前曾为自己预拟墓志铭曰:“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十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28]。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又将如何为自己预拟墓志铭呢?刘勰的镜鉴,可否使人们更加谨慎措词?这大约就是研究刘勰人生道路的当代意义吧。

注 释

[1]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思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2]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张湛注列子》。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7页。

[3]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 819页。

[5]吴思:《血酬定律》自序。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版。

[6]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下册。引王元化、刘永济、饶宗颐等人论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一八九二页至一八九三页。

[7]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8]万绳南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74页。

[9]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载《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 陈寅恪:《南朝皇帝权力与寒门、寒人》,《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7期。

[11]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40页。

[12]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82页。

[13]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14]《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91页。

[15]《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81页。

[16]林中明:《斌心雕龙》。(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57-97页。

[17]牟世金:《刘勰年谱汇考》。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42页。

[18]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赞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17页。

[19]《刘勰年谱汇考》第97页。

[20]《刘勰年谱汇考》第106页。

[21]《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朝讲演录》第183页。

[22]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政界名人成才年龄结构剖析》。该文统计显示,当时政界名人建立功业的平均年龄为43.8岁,50岁以后则属于老化期。见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

[23]雅各•勒戈夫:《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引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4]《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143页。

[25]王青:《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职业教徒的阶层分析》。《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26]鲁迅:《鲁迅全集》第卷《吃教》。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0页。

[27]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28]徐复观:《旧梦 明天》。载《徐复观文录选粹》,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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