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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狂欢与主流共名之间——从赵本山到小沈阳文化现象

王丽丽
  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对于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而在这道年夜饭里,如果少了赵本山,似乎就会变得索然无味。20年来,赵本山的名字和春晚休戚相关。这个来自东北黑土地的农民,凭借他幽默诙谐的智慧和带着泥土芳香的原生态表演,把东北二人转和大众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喜剧小品的新纪元。就是这个在大众视野中被称为“东方卓别林”、“小品王”、“土神”、“红笑星”的赵本山,在学术界却颇受争议。彭俐的一篇名为《粗俗搞笑离艺术有多远》的文章中称赵本山的表演是“粗俗滑稽的庙会杂耍”,认为他成为艺术家,纯属历史的误会。是民间艺术?抑或是粗俗文化?双方论争似乎愈演愈烈,直到2009年春晚,赵本山甘当绿叶,不遗余力地扶持其弟子小沈阳出演了小品《不差钱》,从而使小沈阳一夜成名,身价剧增,成了中国小品界崛起的一颗新星,高雅与粗俗的论争达到了顶峰,有关赵本山及小沈阳的文化现象已经成为人们聚焦的热点。那么,赵本山及其衍生的小沈阳现象,缘何有如此之大的艺术魅力引爆中国艺术界,在其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动力?而这种文化现象也似乎为当代中国所显示出的文化态度作了鲜明的注脚。
  
  边缘身份的民间狂欢
  长久以来,赵本山无论是在新闻采访中还是人物传记中,都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农民身份,“我叫赵本山, 出生在铁岭农村, 生活在素称‘二人转’之乡的辽北民间, 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正是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决定了赵本山民间立场的自觉定位。一顶折檐的帽子,一件灰布制服,一双崭新的布鞋,成了赵本山的标志性服装,他塑造的“蔫哏”系列,是他艺术作品中最为耀眼的风景。《相亲》《我想有个家》《小九老乐》一起号称“蔫哏系列”的三部曲,三部小品连续三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炸响,从此赵本山的名字家喻户晓。在长达20年的演艺生涯中,他塑造的人物多半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 或是城市平民中的中老年人。他们身上有朴实的生活本色一面, 也有诙谐幽默甚至带点“ 狡黠”的另一面,正是这另一面折射出普通人在生活中追求美好的机智和灵动。赵本山调动生活的积淀,在本色与表演中,演绎了一群有缺点的可爱人物。
  赵本山的小品之所以经久不衰,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根植于东北这片广袤的土地,到民间去汲取营养,自觉的民间立场形成了赵本山小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北方特有的文化,让辽北语言充满了生动、鲜活的因子,生命力非常旺盛,特别是地方戏“二人转”,男演员就叫“丑”,女的叫“旦”。丑角在二人转里调解气氛,制造笑料,一串串即兴的说口,非常生活化,形成东北文化土层里特有的幽默。丑角之为美,在于他以反形式反映了人性中最真实的一面。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丑角形象,能使观众在发笑之余充分享受自身的优越感,又以其原始、本真的生存需求唤醒人们对于真实生存的关注。
  赵本山的喜剧小品浸润着强烈的乡土情结,给终日穿梭于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的人们带来了久违的乡土气息。它原汁原味、自由自在的品格唤醒了都市人渴望突破生活惯性,回到生命本真的记忆。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是谐趣的、狂欢的文化,它把人们的思想从现实的压抑中解放出来,用狂欢化的享乐哲学来重新审视世界。以赵本山为代表的喜剧小品,就是典型的狂欢文化,它的朴素、自由和对形而下生活的质朴追求给都市人带来精神上的快慰和补偿,带来生命回归大地的快感。除此而外,随着改革发展进程的深入,人们的社会心理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人们把目光由虚无缥缈的彼岸转移到柴米油盐的此岸,取而代之的是对当下生活的阐释与观照。这种平民意识的底子恰好与赵本山小品的文化品格相契合,所以赵本山受到如此多的赞誉,乃至整个戏剧界都刮起了“东北风”,不仅仅是缘于东北文化的质朴幽默,这里蕴含着深厚的民间狂欢内涵。
  
  令人关注的主流共名  
  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喜剧,“拨动了时代的笑神经,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大规模的笑的时代”(余秋雨语)。然而,毋庸置疑的是,赵本山在央视春晚驰骋20年,到底是春晚成就了赵本山,还是赵本山支撑着春晚?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谈,但如果单凭原汁原味的乡土喜剧表演,恐怕他也无法被代表主流文化圈的央视长期接受。纵观赵氏小品20年的发展轨迹,不难看出,每一部作品都和社会现实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赵本山正是以他特有的人生智慧和艺术感悟力,体味着改革带给农民的巨大冲击,全景式地展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面貌,以最本真的方式关注底层民众的人情冷暖,体现出特有的人文情怀。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尚处于转型期,改革的进程中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暴露了种种弊端。表现干群关系、抨击不正之风但又流露出“青天意识”的作品,成为赵本山小品叙事策略的核心判断。《拜年》就是此阶段的代表作。《拜年》反映了人们渴望严格执法、取消特权、公平公开公正执法的心声。其创作紧扣“主旋律”,将正义批判发挥到了极致,得到了社会主流意识的认可。这一主题在《三鞭子》和《牛大叔“提干”》中得到延续。《牛大叔“提干”》是一部极具社会讽刺意味的作品,牛大叔为乡里学校的玻璃苦苦奔走,而公司的马经理却大吃大喝,面对一桌即将被丢掉的好菜,牛大叔用食指指了半天没憋出一句话来,而就是在这种沉默中,让我们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压力。“上顿陪,下顿陪,终于陪出胃下垂”,“先用盅,后用杯,用完小碗对瓶吹”就是对公款吃喝、资源浪费现象的现形批判,也是对清明政治的强烈呼吁。在《三鞭子》中,赵本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群众对于为民做主的好干部的渴望,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马到场,这鞭响既是一种警示信号,也是百姓对血浓于水的干群关系的渴望。
  小品《昨天 今天 明天》可以说是赵本山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山丹丹”组合由此拉开了“白云黑土”系列喜剧小品的帷幕。小品借央视当时最火的节目——崔永元的《实话实说》做故事场景,在对农村夫妇白云黑土的生活访谈中,展现了改革带给农村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老俩口忆往昔,想未来,“纵观世界风云, 风景这边更好”,奏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发展的主旋律。到了2006年的续集《小崔说事》中白云因为接受访谈已自诩为名人,活在“腕”的梦想中,她与黑土“你装相、我拆台”,笑料百出,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的真实角色,在东北二人转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欢乐。如果说《昨天 今天 明天》开创了赵氏小品新纪元,那么《卖拐》系列小品则真正地奠定了他喜剧生涯的霸主地位。赵本山返璞归真将他最擅长的丑角艺术搬上舞台,开始了他的“大忽悠”系列表演。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人们对金钱和欲望有着盲目和狂热的冲动,市场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给不法商贩留下了空间。赵本山扮演的“大忽悠”就讽刺了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商业欺诈行为。“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赵本山极尽“忽悠”之能事,把正常人范伟“忽悠”得晕头转向,最后感激涕零地买了拐,买了车。可惜好景不长,到了忽悠系列的最后一部《功夫》,市场机制逐渐健全,人们的消费观念也日趋理性,“大忽悠”组团来到范厨师成立的“防忽悠热线咨询公司”,忽悠手段最终被戳穿,人们在笑声中对诚信经商的理念达成共识。
  值得一说的是,赵氏小品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每个小品中都有大段顺口溜的包袱,这样的台词显得举重若轻。双关语和谐音的运用,赋予了小品穿透力和张力,突破了舞台腔和报刊社论式、概念化舞台语言的旧程式,同时使观众与演员达成了默契的相通,开怀一笑之余,体味更多的是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思考。此外,赵氏小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当时拥有较高收视率的综艺节目为载体,内容和形式互为支撑,赋予喜剧小品新的文化内涵。同时,脑筋急转弯、智力测验、知识问答等艺术形式的引入,使小品呈现出游戏化、狂欢化的色彩,这种游戏化特征不断升级和衍变,为小沈阳的大红大紫奠定了基础。
  
  大众文化的明星制造  
  20世纪是开放、多元的时代,世俗性是这一时期中国在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特征。在当下中国,大众文化获得了空前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实现产业化的大众文化,因其活跃、多样和对娱乐功能的肆意彰显,已经成为社会文化消费的主流。这个无可阻挡的文化现象,借助媒体的力量,无孔不入,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在大众文化的整合下,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喜剧也不再是传统的“二人转”表演,在“刘老根大舞台”、长春和平大戏院等演出场地,总能看到现代舞蹈和流行歌曲的表演,这似乎成了东北民俗喜剧表演的必备调料。一方面,我们清晰地看到大众文化对东北民俗喜剧的渗透,另一方面,这也是东北民俗喜剧在市场经济境况下无奈的生存选择。赵本山说:“二人转艺人大多身怀绝技,虽然收入很高,但社会地位却很低,在一些人的眼里,他们是下九流。我是从他们中间走出来的,我有责任也有能力拉他们一把,让他们堂堂正正地走进艺术的殿堂。”在这一点上,赵本山甘为人梯,对艺术的敬业精神,在2009年央视春晚小品《不差钱》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是师傅赵本山不遗余力的扶持,小沈阳一夜成名。在小品《不差钱》中,小沈阳因惟妙惟肖地模仿刀郎和阿宝等人的表演而技惊四座,从而一夜火遍全中国。小沈阳的走红立刻引起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争议,纷纷指责他的表演格调不高,过于低俗。单凭几段娘娘腔的噱头和模仿秀来搞笑观众。而维护者则认为小沈阳自然而夸张的草根性表演,不仅让人耳目一新,更让人们在轻松之余开怀一笑。可以说小沈阳现象并不是空穴来风,它的备受关注,正说明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态和文化态度的某些特色。笔者认为,小沈阳现象是方兴未艾的山寨文化在娱乐圈演化的范例。它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存在于中国社会文化中的一种深层结构。
  根据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被标识为山寨的文本靠与被其模仿的原始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而获得关注和意义。小沈阳的模仿秀便是借助对名人的戏仿来制造轰动效应,他巧妙地利用了模仿秀这个范式,同时将现代因子融入到传统表演艺术中去,用极端夸张变形的艺术形式产生戏谑的效果。比如小沈阳在2009年春晚之后,人气飙升,接连参加五台晚会,被称为名副其实的“走穴王”。其中以他在北京春晚表演的长达20分钟的小品《超级大明星》最为抢眼。小品除了他一贯的单口秀外,最令人捧腹的无疑是他模仿刘德华演唱会的场景,可谓笑料百出。他用民间的方式戏仿明星,拆解并贬斥了明星们的自我炒作。
  
  小 结  
  真正的大作品一定在乱石嶙峋的海滨,而不是大理石修过的海滨;真正的大海一定有好多泥沙,真正的民间艺术也同样是泥沙俱下。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化尚处于转型期,赵本山带有泥土气息的原生态表演,使久居都市的人们在厌倦了高雅文化之后,回到了生命的本真状态。同时,赵本山小品紧扣时代主旋律,在共名的境界中表达了独特的人文关怀。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后现代”的气氛日益繁盛。“后现代主义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使得一向被认为是崇高和高雅的艺术打上了当代商品经济的印记,因而失去了美的崇高和独立的价值。后现代艺术对古典艺术、现代艺术的冲击,导致崇高和理想的衰落。”在这样的大众文化后现代时空里,赵本山的演艺路线日益下滑,表演的成份明显大于剧本本身的感染力。就在身心俱疲的时候,小沈阳的脱颖而出让观众耳目一新。小沈阳惟妙惟肖的模仿秀、把民间和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段子”拼接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这种文化现象正迎合了后现代主义热衷的拼贴和解构的思维,也是“山寨”文化的典型范例。尽管这其中还不时地葆有旨在消遣娱乐的游戏成份,甚至是带着乡野的粗俗与狂放,但这并不影响东北民俗喜剧的前进的脚步。当忙碌的都市人沉浸在喜剧带给他们的自由与狂欢时,渴望游走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梦想在会心一笑中得以实现。
原载:《文艺报》200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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