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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经典同行

王余光

主持人开场语

  刚刚过去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书籍承载文化,传递文明,而与书籍相伴的阅读行为,使人们可以超越时空,在精神的世界里自由翱翔。当前社会,图书出版业越来越发达,互联网带来了海量的信息。与之相对,人们用于阅读的时间却越来越少。在有限的阅读时间里,应该选择读什么书?我们一起来听听王余光教授的看法。

  坐在图书馆那明净宽大的玻璃窗下,阳光柔和地洒落在书桌上,或听着外面雨点垂落在树叶上的声音,我们不仅感受着经典的魅力,也在体悟着时空的静谧。今天,我们阅读传统经典,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或许是完善自我的最好途径。

何为经典:需要具备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三个因素

  说起阅读经典,首先就会碰到哪些作品可以成为经典这个问题。其实,所谓“经典”并没有定论。

  六十多年前,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他所说的经典,相对于儒学的“经”而言,是广义的: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要读懂这些书,特别是经、子,得懂“小学”,就是文字学,所以《说文解字》等书也是经典的一部分。

  当代学者龚鹏程在《经学概说》一文中,讨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时说:一方面是经典本身的原因,因当它具有真理,足以启发后人,故为人所尊崇,视为恒经,乃不刊之理论。另一方面,它也形成于圣典祟拜之中。在经典化及其竞争关系里,某些书虽然也很重要,但未被经典化;某些书,原亦平常,却在某一历史条件下经典化了。

  先贤时哲所言,予人颇多启迪。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如果我们不讨论专业经典,仅就一般意义而言,那么经典具有三重特性或三要素:

  影响力:

  影响力体现了作品内容的吸引力。那些成为经典的作品,无不在一定区域具有重要影响力,如《周易》、《孙子兵法》等。当然,影响力分积极的与消极的,也有长期的与短暂的。那些“影响一时”的作品可称之为名著。而影响力,应当说并不完全出自作品的自身,或者说绝对自然发生的影响力是不存在的。我们每个人的阅读都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形态、家庭、个人的素质和兴趣、老师与同学、环境以及广告等等。

  时间性:

  一部作品,或许影响一时,或许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被人顶礼膜拜,但时过境迁,很快就被人们遗忘或抛弃。经典,需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需经久而不衰。也就是说,一切著作,若要成为经典,我想它必须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广泛性:

  我所理解的经典(非专业领域的经典),必须是广泛的,即它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是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如《诗经》、《论语》、《史记》、《三国演义》等等,它们的内容是广泛的。《诗经》三四千年以来,它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仍然关心,有不少诗在今天还成为流行歌曲,像邓丽君唱过的《在水一方》等。

  我想说,这三点,也就是影响力、历史性和广泛性,大概就是经典所需要具备的因素。

宋代刻本《论语》

中国人的阅读传统:经典崇拜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读书人在心理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阅读的思想与方法,然而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读书做官,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隋代初年创科举制度,到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读书以致富贵。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读,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往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得很早,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印出的图书品种一般不是很多,或仅限于一些经史名著。在11世纪初期,《史记》、《汉书》等,一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抄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书既不易得,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颇能反映读书人的一般心态。他说:

  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书不仅因贵重而加珍视,同时,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代一学者曾说: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衣食本是不可无的,这里只是想表明书的重要。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籍中,经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经典或阅读经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对经典的力量与象征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认为: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则可救济世人,经籍藏则可独善其身。读经籍可令人进步,否则就会落后。成大业者能推祟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籍而来呢?

  首先,经籍是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贤或不肖,读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重新前进的。经籍贮存知识,并为人们的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在中国科举时代,经书,特别是四书五经,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为科举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千余年间,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经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明辨人事经纪,判别嫌疑、是非、善恶,以宣扬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和史学研究,而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通过此书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资治通鉴》成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颇受当朝皇帝的赏识,对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员也有很大影响。即便在20世纪,有些人认为该书也是公务员必读的。

  第四,经籍有益于国家的治理、信仰的确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经籍或读书具有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权利或特征。读书会使一个人更有教养,即使不会,它也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教养。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被采访的人物常常坐在大书架的前面,这不正说明书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吗?哪怕这些被采访者根本不读书,或根本没时间读书。当然,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希望书不是象征物,而应该是读物。

宋代刻本《春秋经传集解》

阅读经典: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

  在中国,随着西学的引进,科举制度的废弃,传统经典与读书人愈行愈远。五四运动前后,新教育制度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推行,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已不把传统经典作为主要读物了。当时,有学者甚至说要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因而,为什么要读经典,在那个时代就已被提出。近一百年来,这一问题常常被人们提起。

  近十余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电视、手机与网络的普及所造成的冲击,使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减少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所谓文化软实力被学者们不断宣扬,而阅读传统经典,宏扬中国文化,正是这种软实力的必备内涵。

  1923年,梁启超在撰写《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的同时,还写了一篇《治国学杂话》的文章。在这里,梁氏就为什么要阅读传统经典,提出了两层意见。

  一是,作为中国学人,有必要读一些中国传统经典。他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后的附言中说:“以上各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二是,梁氏认为,不仅需要阅读必要的经典,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和“有益身心的格言”,也需要熟读成诵。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们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一方面我们应事接物时候,常常仗他给我们的光明。

  那些传统经典中的好文学,浇溉和滋养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有涵养与情趣;而圣哲格言,在为人处事方面,给我们以指引,不致使我们陷入困惑的黑暗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经过多次动荡的中国教育界,多少已意识到梁启超的深意,开始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

  1925年,孙伏园在自己主持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文启示。“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文,当时有七十余位学者作家应征。

  1934年,《教育杂志》主编何炳松向全国教育界征询“读经”的意见。次年五月,《教育杂志》将收回的七十余篇文章以专辑的形式推出。其中收录了时任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的意见。唐文治说:

  窃维读经当提倡久矣!往者英人朱尔典与吾华博士严幼陵相友善,严尝以中国危亡为虑,朱曰:中国决不至亡。严询其故,朱曰:中国经书,皆宝典也,发而读之,深入人心。基隆扃固,岂有灭亡之理?余谓朱说良然。吾国经书,不独可以固结民心,且可以涵养民性,和平民气,启发民智。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国,非读经不可。

  在唐文治看来,经书为国家的根基,可以团结人民、提高素质、开发智慧,创造和谐社会。

  1942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写成《经典常谈》,此后多次出版或重印。作者在《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再说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

  由朱自清的“文化”二字,可见六十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冲击的问题,担心中国人走向世界时会忘掉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自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六十多年来,《经典常谈》也成了人们习读经典的经典。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讲座”,请84岁高龄的钱穆作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他说:我们今天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应该读四部书:一部是《论语》,一部《孟子》,第三部是《老子》,第四部是《庄子》。读了这面,还应读那面,这就叫“一阴一阳”。又说:这四部书都是古代的。若要再读后代的,则我再举三部。一是禅宗慧能的《六祖坛经》。第二部是朱子选的《近思录》。第三部是王阳明的《传习录》。拿唐朝以下的三部,汇合上战国时代的四部,可成为中国新的《七经》。

  钱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其所《七经》说,乃其一生的读书经验之所得。

  钱穆高足余英时,长期在美国大学执教。上世纪末,作《怎样读中国书》,主张读传统经典,提倡“旧书不厌百回读”。该文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如“批判学说”、如“解构”之类。所以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界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而且立即用之于中国书的解读上面,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们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

  我们注重传统经典的阅读,或许源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所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然而,在美国,习读经典名著,特别是习读传统经典,同样是受人关注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哥伦比亚大学就创设了“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的必修课。前者致力于提供一个欧洲文学名著的标准选目,后者提供一个哲学和社会理论名著选目。美国《纽约》杂志的电影评论家大卫·丹比谈到母校坚持开设这类课程的原因时说:学校很清楚地知道,消费主义和平庸趣味的污染从来没有远离过这些经典著作名单。学校试图通过它组织和教授这两门课的方式驱除这种污染。首先,阅读常常是艰涩的,对当代的学生来说尤其如此。这是对西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且校方坚持认为它是必要的。……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这个人48岁回到母校选修“文学人文”与“当代文明”这两门课,重读西方经典。对此他说:媒体给予信息,但信息在90年代已变成了瞬息万变、十分不稳定的东西。“我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严肃的阅读或许是一种结束媒体生活对我的同化的办法,一种找回我的世界的办法。”

宋代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孟子注疏解经》

陕西韩城司马迁祠

阅读哪些经典:时间检验出古老文化的精髓

  不少读书人都认为:图书典籍浩如烟海,在阅读时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往往通过书目,来了解图书典籍的状况,明晓读书的门径。书目,特别是那些指导阅读性的推荐书目,在我们购书、藏书和读书时可提供重要帮助。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推荐书目的推荐性往往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与客观。

  首先是时间方面的因素。读书是时代需求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读物的选择是不同的。120年前,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面世,很受当时学子的欢迎,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一般读者,不会再依据《书目答问》去读书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开列的《中学国文书目》,今天也不适合中学生了。书目中开列的《二程遗书》、《十驾斋养新录》、《申鉴》等书,恐怕学文科的大学生也没有读过。因而,一部好的推荐书目,要能满足时代读者的需要。

  其次,推荐书目受推荐者的知识与兴趣的影响。1923年,清华一批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为了短期得到国学常识,请胡适拟定了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选书较多,偏重哲学史、文学史方面,史部书一概摒绝,有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亦未入选,当时梁启超就认为胡适这个书目“文不对题”。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0种。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荐书目的推荐者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选出十本“震撼世界的书”,这里没有中国人的书。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这里也没有中国人的书。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曾写过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书中选择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后他又写了一本《自1492年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提要》。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录中国人的著作。在后一本书的《导言》里,作者虽然承认东方的经典,“其中有许多书同样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书还是被“略去了”。另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曾出版《一生的读书计划》,向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了100部名著,这100部名著也都是欧美人的著作。中国典籍被上述推荐者所忽略,这确实是“世界观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说,这些推荐者是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的。

  也许,任何一部推荐书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推荐者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准确、客观地去了解、选择、阅读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们收集了80种中外推荐书目(中国的推荐书目54种,外国的推荐书目26种),运用了计量的方法,对这80种书目所推荐的书进行统计,以各书被推荐次数的多少为序,列出目录。这份书目不带有我们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荐名著方面,应该说更加公允、准确与客观。我想,在这份书目上,推荐次数最多的书,可称之为经典吧。其中中国著作大致有以下八类:

  1.四书五经

  这类书中《诗经》、《论语》二书被收录的次数最多。自汉以来,两千余年间,这些书对中国政界、学界,都有重大影响。这两本书为什么被学者认为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是简单易懂,而《尚书》、《周易》,可不是一般人读得懂的。

  《论语》作为孔子的言论记录,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尊重,汉代之后,它几乎是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之书。《论语》经过朱熹的注解后,便一直成为科举考试的最重要的教科书,宋元明清几朝的做官人、读书人无不受其影响。纵是科举废除以后,《论语》还是读书人经常诵读的书,今天,该书仍是一版再版,发行量之大是惊人的。书中许多词语,即便是在这白话文的时代,仍被人们在书面上或口头上常常使用。

  《诗经》作为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迷人的艺术魅力,为后代诗人墨客所景仰、学习、借鉴,强烈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诗经》中民歌和贵族讽刺诗表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开创了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诗经》也影响了散文的发展。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发起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就都把《诗经》的内容与优美艺术形式的统一,作为学习的典范,开创了中国散文文学的一个光辉时期。几乎可以说,《诗经》的影响,渗透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诗经》不仅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有史料价值的古代文献。《诗经》中某些诗歌记录了商、周民族起源的传说,商周之际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周民族早期活动的历史,都极有价值,并成为《史记》所依据的材料之一。

  《诗经》中不少诗非常好懂。其中最晚的诗到现在也有2500年,但今天读起来还非常有意思,其情感描述跟我们今天的情感仍很吻合。从《诗经》起,看三千年来中国人的情爱表述:从热情奔放,到曲径通幽;从禁闭再到开放。《诗经》成为我们情恋长河之源。我举一个例子,《诗经》中常提到两条河:溱水与洧水,有首诗即名《溱洧》:

  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该诗写于春秋之时的郑国,地点在今河南新郑县,溱水尚存,洧水现名双洎河。这首诗是写在上巳节(夏历三月初三)的时候,青年男女来到溱、洧之畔沐浴嬉戏。他们手拿兰草,又互赠芍药,以表达心中之爱。可以说三月初三应为中国的情人节,定情之花应为芍药。

  2.前四史与《资治通鉴》

  这类书中《史记》与《资治通鉴》二书收录次数最多。在传统史籍中,《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最受重视。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鲁迅对《史记》的称赞,也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史记》可以当小说看,《史记》里的纪、传跟小说一样很通俗,很有情节。《史记》说起来是一本史书,但实际上后来很多文学作品,如电视剧、剧本、小说等,多以它为根据,比如《霸王别姬》等。司马迁忍受腐刑的痛苦,完成《史记》,并希望通过对往事的表述,以寄望于未来,在这里,作者生命存在的意义在著述中得到了升华。中国自古以来有许多文入学士都希望自己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然而,邯郸学步,蹈常袭故,汗牛充栋之中,又有几部著作可与《史记》堪称伯仲?

  《资治通鉴》294卷,北宋司马光主编。全书记载了上自周威王23年\(前403年\),下讫后周显德6年\(959年\)的1362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通史。

  司马光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政治家,他在撰写史书的同时,也希望自己的书能为君主治国提供借鉴。

  3.先秦诸子

  这类书中《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诸家收录次数最多。

  道家的著作是很多知识分子晚年读的书,其中《老子》和《庄子》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几千年来,老庄的学说与思想一直延续不断,对中国人的思想有着很深的影响。西汉初年,政治上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即是以《老子》的思想为其基础的,并带来了文景之盛。东汉,道教产生后,《老子》作为经典,为道教徒所诵习。魏晋玄学家们以祖述老庄立论,将老庄与《周易》合称“三玄”。唐代,《庄子》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之一,被尊称为《南华真经》,老子被道教奉为教主,庄子也被神化了。《韩非子》对我们认识中国政治大有帮助,它是一部政治教科书。即便在今天,《孙子兵法》在军事、企业管理方面仍有借鉴。《荀子》一书在汉代与《孟子》同列诸子,并颇受学者所重。大概是主张性恶说,故受后儒诟厉,未能列入经书中。然而《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和在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冯友兰曾作一个比拟,他说: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苏格拉底之在西洋历史,孟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如伯拉图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高明亢爽亦似之;荀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如亚力士多德之在西洋历史,其气象之笃实沈博亦似之。

  4.其他子部书

  被收录较多的书是:《论衡》、《坛经》、《颜氏家训》、《明夷待访录》。

  近代以来,《论衡》一书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章太炎认为王充是“汉代一人”,绝未过火。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里对王充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指出:

  王充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地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问世后,一直受读书人的重视,宋、元、明、清历代学者颇多赞誉,认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在古代中国的家庭教育中,极具影响。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蔡尚思与几家大学书目收录,可见此书受当前学界重视。这部思想史上的名著,对中国两千年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唐宋诗文

  2000年元旦,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中华文明火炬传递仪式”,一个重要内容是学生齐诵古典诗词。举办者认为:背诵古诗文,是让民族精神的血液在一代一代人身上流淌,是激活传统、继往开来的有力之举。据最近的调查:73.1%的家长和86.7%的教师认为背诵古典诗文能弘扬传统文化;88.7%的家长和96.7%的教师认为对孩子的修养和人格发育有好处;94.2%的家长和100%的教师认为对提高孩子的语言文字能力有好处。以上数据表明,人们对这一问题基本上达成共识:阅读传统经典,对我们传承文化和提高素质是大有裨益的,而那些优秀的古诗文,特别是唐宋诗文,更受人们重视。

  6.其他诗文

  以《楚辞》、《文选》、《陶渊明集》、《世说新语》收录次数最多,宋代以后的诗文被推荐的较少。

  《楚辞》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差不多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大约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春秋末叶以后,流行于黄河流域的诗不再有人续作了,而南方长江流域的楚国,文化渐渐地发达起来,在文学上更有不少建树,这就是楚辞的兴起。正如粱朝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自从《国风》、《小雅》、《大雅》以后,不大有人继续写《诗经》那样的诗了。后来涌现出一些奇特的妙文,那就是《离骚》一类的作品了。这是兴起在《诗经》作者之后,活跃在辞赋家之前,大概由于离圣人还不远,而楚国人又大都富有才华的原因吧?楚辞产生在长江流域,与《诗经》在风格上多有不同。陈耀南在《典籍英华》中,将它们的差异概括为五端:

  诗所收作品,多属黄河流域(北),楚辞属长江流域(南);

  诗多写人事、写实、含蓄,楚辞多神话、想象奔放;

  诗多短句叠字,以四字为主,楚辞多长句,以五字为干,加虚字以咏叹;

  诗各章多重整齐,反复唱叹,楚辞不分章,意或重而语少复;

  诗作者多失主名,楚辞多知作者主名。

  可以说,《诗经》与楚辞同为后世韵文之祖,堪称为我国远古先民的绝唱。

  7.古典小说

  以《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主。

  1949年以前,除胡适书目之外,其他书目均不收录这类小说。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并受学者的轻视。可以说,只是从胡适开始,才真正重视小说的研究。胡适写过一系列古典小说的考证性文章,并积极协助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古典小说的标点本。因此,胡适在他的书目中,推荐了《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1949年以后,大多数书目都推荐了古典小说,古典小说的影响与日俱增。据一次对北京市民的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对被调查者影响最大的中外书籍,《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排名第一、第二、第五、第十,足可表明四大古典小说的影响力。

  8.其他

  以《说文解字》、《左传》二书收录次数较多。

  1949年以前,各书目重视推荐《说文解字》,这是受这种治学传统,即“读书以识字为先”的影响。因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第一篇即为《说文解字》,并说:从前学问限于经典,所以说研究学问必须从小学入手;现在学问的范围是广了,但要研究古典、古史、古文化,也还得从文字学入手。《说文解字》是文字学的古典,又是一切古典的工具或门径。

  1949年以后,这种治学传统的影响逐渐消失,《说文解字》不再受推荐者重视了。

  《左传》一书古代列入经部,长期又受到史学家与文学家的重视,一直有着持久与广泛的影响。《左传》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是我国最详备完整的早期编年史。《左传》详于记事,对春秋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都有很好的记载,特别是记载军事,不仅写得很详细,而且也很生动。此外,书中对当时的朝聘盟会、天文地理、氏族和少数民族等都各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编年体史书已达到比较完备的程度。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都把它看作是编年体史书的鼻祖,给予很高的评价。《左传》善于描写人物,烘托场面,经纬史事,是我国历史文学的开山,成为后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

据清乾隆版《晚笑堂画传》摹绘的王阳明像

杜甫《石濠吏》图(亚明作)

结 语

  从以上各类传统经典被推荐的情况来看,不少经典是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如《诗经》、《论语》、《孟子》、《史记》、《资治通鉴》、《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楚辞》、《文选》、《左传》等书。有些经典其影响力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明夷待访录》、《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古典小说、《说文解字》等。从总的方面来看,近百余年来,传统经典读倾的基本阅向是:从艰深到浅显,从文言到白话,从原本到节本,从专集到选本,体现了传统经典阅读大众化的发展方向。

  以上各部经典,都写成于古代,近人或今人的著作都未进入。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读书人的一种珍古典重基础的心理。长期以来,中国学人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些著作,真正是中国学术之源。而作为经典,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正是明证。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古训、尊先法的民族,对前人圣贤的大道理看得特别重。在这样一个民族社会的背景下,结晶着前辈思想的经典,就不仅具有一种狭义的学术意义,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都发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在这斑斓的文化园地里,大道名儒,各树一帜;诗词曲调,连峰叠起;每一位哲人的每一本宏著,都构成了这一古老文化的精神实体,并垒起了这一厚重国体的思想基础,塑造着民族的灵魂与性格,也在感召着每一代人自强不息。

博谈杂议

2009年第8期《哲学与人生》

  一口气读完孙正聿博士的演讲稿《哲学与人生》,总体上有两个感觉:

  一是缜密系统。诚如演讲开篇引述的冯友兰先生的话,“什么是哲学,哲学就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整篇演讲稿围绕“存在”二字,紧扣“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从哲学层面系统地解读了人生的真谛。正是由于演讲的系统性,增强了理论的说服力。也正因为演讲的系统性,世界的复杂性特别是人生复杂性得到了简明的揭示。

  二是深入浅出。在许多人眼里,哲学是很抽象很枯燥乏味的,人生则是一个很大很严肃的课题,接触“哲学与人生”这样的命题常常是很费神的。不过,这篇演讲读来却感觉很轻松。作者将原本深奥的问题与大家熟悉的现实生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选取的许多素材都源自于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一些信息。这些,不仅让人容易理解,而且感觉哲学并不隐秘、哲学无处不在。

  同期刊载的李永田先生有关内心和谐的演讲稿《认识自己》,同样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一则来自于希腊神话的谜语,一声进迷宫时“你是谁”的拷问,一个与听众见面时的自我介绍,“三个一”组合起来,让人对自己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最后归结到走好人生“五步”,给读者勾勒出了人生的求索过程,简洁明了。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委 陈相飞

  孙正聿老师的演讲非常精彩,把枯燥的哲学讲得娓娓动听,读来很受启发。我认为哲学可以给人生提供正确的引导,使人生少走弯路,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能选择正确的和适合自己的道路。我认为人生是个哲学问题,人要真正懂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就必须进入哲学领域,只有哲学才能从最深最高的层次来理解和把握人生。没有哲学的人生是盲目的,没有人生的哲学是空中楼阁!

  江西省石城县委宣传部 张兴亮

  这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讲,孙正聿先生用平实而睿智、思辩而生动的语言,以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文化积淀,深入浅出地阐释了人生与哲学的关系,并用哲学的眼界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使我懂得了“要用哲学知识来认识人生、指导工作和待人处事”的道理。演讲中,孙先生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感悟娓娓道来,既有他学习哲学的经历与成长过程,又包涵了他运用哲学的理念来解读与指导生活的体悟,读之如饮清茶,既能解渴,又能清心。

  学哲学、用哲学能给我们带来思想的碰撞,精神的抚慰和心灵的启迪。马克思早就说过:“没有哲学我寸步难行”;爱因斯坦也说:“哲学是所有科学之母”。愿我们人人都学哲学、用哲学,人人都拥有智慧的人生!

沈阳军区驻辽宁丹东某部 李祥辉

  演讲家李永田讲: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要有一种哲学思考,那就是要始终做到清白、正直、勤奋、快乐,这样才无愧于人生!在人生的途路上,不管一个人遇到何种困难,碰到多大挫折,都不要灰心丧气,不要望难止步。也不管一个人取得何种成绩,有何种修为,都不要沾沾自喜,不要骄傲自满,不要目空一切。不择手段赚取或骗取的金钱、地位、名利等等,只不过是外物暂时赋予个人的所谓“光环”罢了。人生如白驹过隙,因此,对于一些名利的东西,我们不必刻意求之,应当淡然对之。

河南省濮阳县民政局 梁星毯

原载:《光明日报》200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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