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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媛诗话》的自我指涉及其内文本建构

王力坚
内容提要 该文借助产生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过程并广泛流行于当前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称文本互涉(intertext)理论,对清道咸才媛沈善宝在其《名媛诗话》中反映自身及其家系女性成员与文学的现象进行探讨。文章认为,具有诗话编撰者与诗人双重身份的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不仅循例大量征引他人的前文本(pre-text)——包括本事、作品与批评,而且还体现了相当明显的自我指涉(auto-referentiality)现象——即不时自我表述(包括其本人及其家庭/家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该诗话当作再现其自身(及其家系女性成员)历史与文学创作的文本空间。不过,沈善宝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呈现为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叙述,而是在随机动态的过程中,将其自我指涉置于与其相关的诸多关系(文本/前文本)之中,由此构成一种涵蕴其间的互文性,或称之为“内文本”(intratextuality)建构。其最终效果,不仅使这种“内文本”建构成为该诗话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在貌似(自我指涉的)零碎拼合中浮现出沈善宝自身(历史与文学)的轮廓与影像。这样一种文本策略的运用及其价值取向,无疑是强化了女性自身(尤其是作为时代才媛领袖之一的沈善宝)在重构女性文学史过程中的责任感及参与感。
关键词 《名媛诗话》 沈善宝 清代才媛 自我指涉 内文本 互文性

 

 一、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或“文本互涉”(intertext,亦译为“相互文本”)是产生于西方学界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过程,并广泛流行于当前西方文化研究中的一种理论。根据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罗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所下的定义是:“一个相互文本就是潜藏在另一个文本之中,形成各种意义的文本。”①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家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则认为:没有一个文本是初始的,独创的,任何文本都依赖于先前存在的文本和释义规范,都是对其他文本之吸收和转化②。克莉斯蒂娃的定义显然是相当广义的。尽管如此,古往今来的无数文本的文本互涉现象,总是有显性或隐性的不同。中国古代以“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许顗《彦周诗话》)为表述特征的诗话,无疑就是一种文本互涉现象相当明显的文类。然而,在诗话最为兴盛的清代,才媛沈善宝的《名媛诗话》③却有别具一格的表现。

    沈善宝,字湘佩,号西湖散人,籍贯浙江钱塘,生于嘉庆十三年(1808),卒于同治元年(1862),除《名媛诗话》外,还著有《鸿雪楼诗选初集》④及《鸿雪楼词》⑤。如果说《鸿雪楼诗选初集》与《鸿雪楼词》体现了沈善宝的文学成就,那么其生活后期所编撰的《名媛诗话》便是最终奠定了沈善宝在清道咸年间(1821-1860)女性文坛上的领袖地位。

    道光二十二年(1842)春,沈善宝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开始编撰《名媛诗话》,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冬落成11卷,复辑题壁、方外、乩仙、朝鲜诸作为末卷,共成12卷。之后,又陆续补充续集上中下3卷方完稿。全书共15卷,纪事上涉唐、宋,下及咸丰中叶,对清代(尤其是道咸年间)诗坛的女诗人(几乎涵括咸丰以前全部重要的清代女诗人)的创作状况及其家庭生活、交游、教育及宗教信仰等状况,进行了颇具广泛性与代表性的记录与描述,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学/历史资料,可称是一部清代女性文学简史。

    在《名媛诗话》中,沈善宝循例大量征引他人的前文本(pre-text)——包括本事、作品与批评,通过按照年代顺序连缀数以百计⑥才媛的介绍/评述,建构成由顺治初到咸丰中叶的清代才媛文学发展史。与此同时,还体现出相当明显的自我指涉(auto-referentiality)现象——互文性的特殊表现——即在文本中不时自我表述(包括其本人及其家系女性成员)并征引自己(及与自己相关)的作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将该诗话当作再现其自身(及其家系女性成员)历史与文学创作的文本空间。可见,沈善宝《名媛诗话》中的互文性现象有其异于常态之处,本文即对《名媛诗话》异于常态的互文现象及其内在的历史文化底蕴进行初步探讨。

    二、沈善宝的双重焦虑与企图

    美国解构主义大师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在其名著《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中提出了“文本不表明克服了焦虑,反而恰恰就是焦虑本身”⑦的论断。布鲁姆还认为,文本不仅体现了作者的焦虑意识,还体现了作者的主体意识与权力意志,互文关系并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还内化了作者的功能。因此,布鲁姆强调要注意寻求文本生成的内在机制⑧。那么,沈善宝《名媛诗话》文本生成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名媛诗话》有没有体现沈善宝的焦虑意识乃至主体意识与权力意志?确实很有意思,沈善宝固然不知布鲁姆为何许人,但她的《名媛诗话》——首先在《名媛诗话》自序中,却颇为清楚地表达了她的焦虑意识乃至主体意识与权力意志:

    自南宋以来,各家诗话中多载闺秀诗。然搜采简略,备体而已。昔见如皋熊淡仙女史所著《淡仙诗话》内载闺秀诗亦少。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筚,嫁于村俗,则淹没无闻者不知凡几。余有深感焉。故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惟余拙于语言,见闻未广,意在存其断句零章,话之工拙,不复计也。(卷1/页1-2

    “搜采简略,备体而已……内载闺秀诗亦少……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蓬筚,嫁于村俗,则淹没无闻者不知凡几……”在在彰显了沈善宝的焦虑意识,而“余有深感焉,故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则显示了沈善宝有感而发、挺身而出,力图掌控话语权为才媛文学立传的主体意识与权力意志。方秀洁(Grace S.Fong)便指出,沈善宝在《名媛诗话》自序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也通过不同的形式体现其自传书写欲求——其自我表述、编排诗集的方式以及在文本叙述中触目可见征引她自己的诗作。这样一种自我表述也体现在对其他才媛的生活与诗歌创作的书写之中⑨。

    在《名媛诗话》的卷478及续集上,还有好几例彰显了沈善宝焦虑意识以及为才媛文学立传的主体意识。这些表述的语境有在诗话编撰中亦有接近完成时,表述者有沈善宝自己亦有他人,然而表述的意思不外对女性在文学史中的缺席感到焦虑,力图掌控话语权以建构/重构妇女文学史经典,并视之为千古不朽的事业。这些表述或许可说是集体的声音,是沈善宝以代言者的身份所表达的一代才媛的共同声音,是群体众声的集合。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曾指出,女性作家“经常体现一种群体意识,我就是我自己,但我也代表所有妇女,我受压迫的历史即是所有妇女受压迫的历史”⑩。清代才媛确实也不乏这种为群体“代言”的意识,除沈善宝外,如熊琏的悼词数十首,就宣称“皆为金闺诸彦命薄途舛者作”(况周颐《玉栖述雅》),其《金缕曲》中亦有“我为红颜聊吐气,拂醉毫、几按凄凉谱”的表述。作为具有主体意识的沈善宝,更进一步在众声喧哗中,或隐或显表述了其个人的强烈愿望——对自我的肯定与重视,对才名的渴望与追求。

    对于沈善宝的才学,无论是长辈还是同侪,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极高的评价。如沈善宝的业师兼寄父李怡堂(1756-1837)为沈氏《鸿雪楼诗选初集》作序便称赞沈善宝曰:“吐属风雅,学问渊博,与之谈天下事,衡量古今人物,议论悉中窾要。”(原序三,页1)佟景文(1776-1836)在同为《鸿雪楼诗选初集》所作的序中,更对沈善宝的为人与才学作了充分的肯定:“闺阁中有此如椽巨笔,不特扫尽脂粉之习,且驾蕉园七子而上之。……岂惟巾帼中不易得,正恐翔步木天,入金马堂之选,亦不数数觏也。”(原序二,页1-2)沈善宝于道光十七年(1837)入京方结识的满族名媛顾太清(1799-1876),亦对沈善宝的才与名③赞誉有加:“佳句读来嫌太酽,怀君空负济川才。”(《题钱塘女史沈湘佩〈鸿雪楼诗集〉其一》)“彩笔一枝,新诗千首,名重浙西东。”(《一丛花·题湘佩〈鸿雪楼词选〉》)“初逢宛似旧相识,更羡当筵七步才。”(《迭前韵答湘佩》)“从容笑语无拘束,始信闺中俊逸才。”(《再迭韵答湘佩》)同里挚友张孟缇在奉和诗中,对沈善宝作出极高的评价:“闺阁清才第一流,苍茫仙梦落琼楼。盛名已播千人口,奇气能消万古愁。玉井丹霞濡采笔,宝炉青火炼纯钩。策勋傥比从戎例,娘子军中万户侯。”(《沈湘佩夫人惠题拙集迭韵奉柬》其二)江阴榕江才媛陈慕青更对沈善宝的才情表示了衷心的敬仰倾慕之情:“青莲甘下宣城拜,我亦麄才合让君。”(《题武夫人沈湘佩善宝〈鸿雪楼集〉并谢题拙稿四章》其一)“千钧健笔欲凌空,多少名流拜下风。”(《和沈湘佩见赠原韵即以寄怀》其二)

    在《名媛诗话》中,类似的肯定与评价亦不少见。沈善宝对才名显然持肯定态度,如评述《邯郸客舍题壁》“事业到头都未是,英雄当下只争名”云:“‘英雄’句七字千古!”(卷12/页2)毫不掩饰对才名的推崇与追求。不过对自己才学/才名的评价,沈善宝表面上似乎甚为低调,如前引序言末尾有云:“惟余拙于语言,见闻未广。”但在诗话正文中,沈善宝却频频征引他人颇为高调的评价,如前引丁步珊、邱云漪与陈静宜均不约而同推举沈善宝为“弁冕闺英”、“闺秀诗坛盟主”、“之子才调无双,贤名第一,是吟坛宗主”。此外,其弟子韩淑珍和诗有云:“得亲绛帐三生幸,闺阁高才第一人。”(续集上/页14)无锡才媛秦宜人亦称颂她“清风林下久心倾,应是神姝谪玉京”,“一代骚坛树旗帜,千秋才调轶冠中”(续集下/页6)。同里鲍玉士的“又见才名动帝州”(卷6/页8)与南昌姚淑卿的“才名直欲动公卿”(卷7/页22)更将沈善宝的才名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鸿雪楼诗选初集》卷5中,沈善宝倒是公开阐明她这种雄心壮志:“不惮驰驱赴帝京,要将文字动公卿。”(《抵都口占》)

    换个角度来看,如前所述,弘扬女性诗学、重构女性诗史是沈善宝的第一重(群体)焦虑与企图。那么,作为一代才媛诗群的叙述总结,总该会标举出其中的杰出人物/领袖人物。这样一个桂冠归属何家?《名媛诗话》开篇第一人顾和知(1592-1620)便获得高度评价:“节行文章为吾乡闺秀之冠”(卷1/页2)。此外,陈尔士(1783-1820)与汪雅安(1781-1842)皆获冠予“一代女宗”(卷5/页8,卷11/页1)的美誉。不过,对于沈善宝来说,这三人皆为老前辈,顾和知为明末清初人,陈尔士与汪雅安皆基本属乾嘉时代人;而且,三人的桂冠美誉,大抵来自经济之言、道德文章的建树,而非文学上的才华与成就。那么,沈善宝时代诗坛上的出类拔萃者是谁?通览《名媛诗话》,获明显标榜者只有潘素心(1764-?)、王澹音(1796-?)与沈善宝本人。这评价是出自陈慕青的眼光:

    诗人嗜好有不可解者,当今海内闺秀诗集甚众,而陈慕青独推许潘虚白老人《不栉吟》、王澹音《环青阁诗钞》及余《鸿雪楼诗草》。(续集上/页1

    潘素心为乾隆时代随园弟子,虽然道光年间仍活跃于才媛诗坛,但毕竟已过其巅峰阶段;王澹音的生活年代亦主要在嘉庆年间,二人以“前辈”身份与沈善宝共享声誉,如此看来,在陈慕青眼中,当时(道咸年间)女性诗坛佼佼者非沈善宝莫属了(12)。沈善宝所谓“诗人嗜好有不可解者”,其实也跟其对邱云漪的推举表示“过情”(续集上/页3),对韩淑珍的和诗表示“推崇太过”(续集上/页14),对秦宜人的揄扬表示“过当”(续集下/页6)一样,是一种欲拒还迎、以退为进的姿态,不难看出沈善宝急欲彰显自我才名——亦即对自我的肯定与重视的焦虑与企图(13)

    由此也就可见,彰显自我才名则是沈善宝的第二重(个体)焦虑与企图。通观《名媛诗话》全文,沈善宝这样一种焦虑与企图更是显而易见;而这重焦虑的消解与企图的实现,正是有赖于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自我指涉(包括其家系女性成员——下同)手法/模式的广泛运用,在评说各方才媛、弘扬才媛诗学的同时,亦通过各种方式凸显自己的人生、历史、才学以及与此关系密切的其家系女性成员的方方面面的表现。同时,沈善宝将个人的历史/家族史(自传)穿插交错于群体的历史(才媛传记)之中,或许就是以期借助群体的力量突破个体的局限并消解外在的阻力,由(个人)闺阁的私领域(通过才媛群体)进入社会的公领域,从而也就顺理成章且更为有利地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力(14)

    从叙述逻辑看,沈善宝两重焦虑与企图的关系当作如此理解:第一重焦虑与企图——弘扬女性诗学,编撰女性诗史以确立女性文学史之经典,其实也就是第二重焦虑与企图——彰显自我才名、实现自我价值以名留青史的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第一重焦虑与企图是要达到群体道德层面的高尚目标,第二重焦虑与企图则是缘自为了满足个体欲望层面的原始动机。如果说前引《名媛诗话序》欲将“闺秀之学”振兴于“淹没无闻”的企图是正面展现了前者,那么,在卷11末(页25-26)所叙说的编撰诗话的启动触因则是从侧面透露了后者:

    余赋命不辰,椿萱早背,于归时见姑太恭人已逾古稀,克勤克俭,躬亲操作,近年稍不如前,神明亦觉渐减。读苏州江铭玉《堂上视膳诗》有“明知温清时时缺,隐惧春秋渐渐高”,不禁怦怦心动,泪为之堕。余自壬寅春送李太夫人回里,是夏,温润清又随宦出都。伤离惜别,抑郁无聊,遂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编为诗话。

    此壬寅为道光二十二年(1842),沈善宝35岁,正值当年,但却从有感于父母早逝、姑亦老迈,到读“隐惧春秋渐渐高”诗句惊心落泪,进而因闺友离散而“伤离惜别,抑郁无聊”——时不我待、心愿未酬的焦虑感与紧迫感溢于言表。由此,也就充分显示其“遂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编为诗话”的直接触因,是来自其“个体欲望层面的原始动机”。

    三、诗话体例与互文性

    如前引《彦周诗话》所言,历代诗话大抵或以评论为主,或以记事为主,或以考据为主,一般皆属随笔性质,广征博引前代/当代有关资料,由篇幅不长的条目连缀而成。南宋后的诗话逐渐趋向系统化的建构,采用按内容分类的体例编排,如严羽的《沧浪诗话》按“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等,分门别类,序列清晰明朗。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30则,第一则以论“诗道”而为总纲,中间28则分论“诗体”、“诗法”、“诗病”、“诗境”、“诗风”等,最末1则论其撰写目的而作结论,组成一个排列有序的结构体系。清代诗话盛行,诗话的体例亦颇为多元化,但仍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系统化的建构,如袁枚《随园诗话》属随笔性质,其主要内容为采录性灵诗与阐述“性灵说”诗论,间有记事,体例虽嫌琐碎松散,但以“性灵”宗旨贯穿始终,仍在大体上见出其有序趋向性。无论如何,上述诗话所观照者皆不外为诗本身。

    因此,也就见出了沈善宝《名媛诗话》体例的异同之处。

    所异者,《名媛诗话》观照的重点不是诗而是诗人(15),即基本上是以历时性(不同年代)与共时性(不同地域)的才媛传记连缀而成,建构起清代顺治初期至咸丰中叶的才媛文学发展简史。大体说来,卷1至卷5,基本上是记录沈善宝生活年代之前,即顺治至嘉庆前期的才媛(包括籍贯、身世、事迹、创作——下同),卷6至卷11记录嘉庆后期至道光后期的才媛(主要是江浙一带的才媛),卷12辑录复辑侧室(妾)、民间(题壁)、方外、乩仙、朝鲜才媛等所谓边缘人物,续集上中下3卷,则是补记前述才媛之间的交游活动,所涉年代,已及咸丰中叶。

    所同者,亦是广征博引前代/当代有关资料,由篇幅不长的条目连缀而成,并保持着系统化的建构。其中“广征博引前代/当代有关资料”,又正是诗话跟其他文类相异之处;而这一点,如前文所指出的,恰恰是暗合了互文性的特征。

    根据互文性理论的表述,互文性最为明显的表征是文本至为广泛的交涉状态,它意味着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乃至与整个文学传统以及广泛的话语场域之间的共时/历时关系(16)。所谓“广征博引前代/当代有关资料”,显然就是文本互涉的具体表现。这一特征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就有充分表述:除了前面所引“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意在存其断句零章”(《名媛诗话序》)及“假闺秀诗文各集并诸闺友投赠之作,编为诗话”(卷11/页26),乃至其子武友怡在跋中所谓“诗话之作盖博采诸家记述,益以邮□所至,访辑成编”(续集下/页19)的表述。卷67891011以及续集上、下,还有十多条具体的个案体现了类似的表述。

    前代作者编诗话,或取平时闻见拉杂成文,或汇辑前人论说,至清代诗话编撰,则多倾向于访求、征稿与投稿三种方式(17)。这三种方式中,征稿当是最轻松又简便的,如凌霄(1772-1828)《快园诗话》(嘉庆二十五年自刊本)自序便有此等征稿言辞:“卷数无定,凡有佳句,尽可函赐。随到随刊,无分先后。”但这种方式却使编撰者的主动性/主导性最受动摇,或许正因如此,沈善宝舍此而专取主动访求与接受投稿相结合的方式。与文士(尤其是名家)多通过友人、门人、乡人代为搜访或投稿多为慕名/闻风而来不同(18),沈善宝访求与接受投稿的方式,更倾向于亲历亲为的即时性——广交各方才媛,亲自向各方才媛求索征集并接受友人投赠以及通过友人辗转介绍。这样一种有意无意地凸现编撰者个人因素的做法,其实也正暗合了前文所指出的互文性的特殊表现——自我指涉的表征。上引诸例的关注点本来应该是相关的诗话资料(前文本),但沈善宝(编撰者本人)在这些资料来源的过程中介入,便使关注点转移到这一“过程”以及编撰者与资料来源各方的“关系”之中。关注点转移到“过程”,表明这样一个“过程”显然会直接影响到这些资料(前文本)进入诗话(后文本)的命运——包括资料的选择、取舍、详略、改写/误读乃至诠释与批评,由此得以切实掌控才媛诗坛的话语权/阐释权。关注点转移到编撰者与资料来源各方的“关系”,则表明沈善宝正是通过这样的关系进行自我指涉——即在介绍其他才媛之际,迂回穿插,甚至凸显了其自我因素。

    本来,从诗话体例原则来说,它所针对的对象是“他人”而非“自己”,沈善宝要在这样一种体例中进行自我指涉,无疑就得采取迂回、穿插、应合、转引等辅助性手法。通过编撰者与资料来源各方的“关系”进行自我指涉,只不过是《名媛诗话》所运用的“辅助性手法”的一种具体表现。另外,前文介绍过,按照《名媛诗话》的体例,卷1至卷5是记录沈善宝生活年代之前的事情,在这样一个语境中,编撰者自己“现身”的难度是很大的,但沈善宝仍然在至少25则辞条中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自我指涉。

    如《名媛诗话》卷2(页14)载:“余有《秋怀》十五律,颇为一时传颂。今见《绿净轩集》中,亦有《秋怀》十五律,而一种沉郁顿挫之气尤胜于余。”《绿净轩集》的作者徐德音是康熙年间杭州才媛,亦曾长期随宦京师。沈善宝在二人相似的背景(才媛随宦)下,举出二人的同名诗作《秋怀》十五律作比较,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沈善宝评述徐德音的作品“一种沉郁顿挫之气尤胜于余”,似乎也颇为低调,但却在介绍徐德音之前便先推出她自己的作品,而且强调“颇为一时传颂”,其按捺不住的自信与自得隐然而现。事实上,卷7(页4)介绍到随园弟子潘素心时,便再次坐实了其《秋怀》十五律“一时传颂”的效果:“余未入都之前,太夫人见余《秋怀诗》十五章,深为激赏。”

    又如卷3(页20)介绍清初山阴才媛商景兰(1605-1676),推举其悼亡之作为闺中冠冕,并征引了多位女诗人的诗句跟商景兰悼亡诗作比较,最末一位就是沈善宝的母亲:“……及先慈之‘可怜儿女尽童孩,短幅缞麻称体裁;灯下依然作欢笑,不知哀处更堪哀’,沉痛已极,读之酸鼻。”虽然指涉其母但跟指涉自己毕竟还是隔了一层,不过沈母引诗内容所反映的,恰是沈善宝幼年失怙的艰难岁月(详见后文),经过这一迂回手法,依然达到了自我指涉的效果。

    当然,沈善宝在《名媛诗话》的自我指涉,集中表现在卷6至卷11,尤其是在卷6对沈善宝及其家系女性成员的重点介绍,以及在卷7对其寄母李太夫人的介绍。在这两卷中,沈善宝与其闺友的交往也得到最为详尽甚至是同步的介绍。卷12及续集上中下3卷,则只是零散随性的补述。卷1至卷5,也以各种方式穿插介绍了不少沈善宝及其家系女性成员的事情。

    方秀洁曾指出《名媛诗话》广泛地运用了自传体书写(19),这一判断颇有启发性,惟需作进一步的补充说明:《名媛诗话》的自传体书写运用是别具一格的方式。

    根据辞书的定义,自传是“对作者生活的一种连贯起来的叙述”(20),传记则是“指对一个人的一生的详尽叙述”(21)。可见,“生平行迹”是自传/传记的主要内容。然而,诗话并非自传,要在其中撰写连贯详尽的“生平行迹”绝无可能,因此,《名媛诗话》中沈善宝的生平行迹只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般的呈现。洁乐宁(Estelle Jelinek)曾指出,女性自传在形式上往往不连贯,或是以断简残篇的形式出现(22)。洁乐宁的论断不无偏颇,却跟《名媛诗话》的情形不谋而合。只不过洁乐宁将之视为女性自传固有的形式特征,《名媛诗话》“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表现是作者顺从于诗话固有形式而采取的应对策略。

    此外,菲利普·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亦曾将自传定义为:“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他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23)在《名媛诗话》中,沈善宝对自身的指涉固然有“回顾性叙事”,但亦有“当下性叙事”。如果说前者通过回忆旧日往事体现作者对历史话语权的追溯,那么后者则通过叙述作者与才媛交游的现实生活与创作及其对此的所思所想,体现了作者对当下发言权的掌控,并进而强化了其自身在重构女性文学史过程中的现实参与感及时代责任感。至于作者“个人生活”/“个性历史”的反映,则是通过其生平行迹的自我指涉穿插镶嵌于群体历史之中;这个群体,除了前面所说的才媛之外,更主要的是其为数众多的家系女性成员。

    四、生平行迹与家系女性成员

    《名媛诗话》对沈善宝生平行迹的指涉,主要集中在其成年之后,涉及其幼年时期的“回顾性叙事”条目屈指可数,只有卷57912等所载数条。但通过这些条目的插述,亦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沈善宝童年时代随宦江西的往事。

    在《名媛诗话》卷6(页13-19)记述以沈母为首的家系女性成员事迹的长篇辞条中,保存了几个十分关键的时间纪录,由此联结起沈善宝生平行迹的几个关键性的事件:道光八年(1828)至道光十七年(1837)之间,沈善宝先后结识寄父李怡堂与寄母李太夫人,并且赴山东寿光,返杭后,却惊悉妹妹病逝;长途跋涉赴袁浦售诗鬻画,返家后又一次面临命运的打击:慈母逝世;道光十七年(1837)冬,应寄母李太夫人之邀赴京都,此为其人生旅途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从《名媛诗话》续集中与续集下得知,沈善宝在寓京十二年之后,于道光二十八年秋南归,至咸丰元年(1851)春方返京。这次南归的时间前后有三年多,活动地域也从安徽、杭州,延展至嘉兴以及扬州,并与各地的才媛都有相当频密的文学交游活动。这些交游活动大都是在介绍/评述他人时呈现的,但也有一些就是以交游本身为对象进行描述的。沈善宝在这些交游活动中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基本上都是处于主角/主导地位。通过众多的交游活动的描述,沈善宝的生平行迹得以一再证实及充实。

    《名媛诗话》记述其最后一则行迹便是续集下(页16)所载:“鸳湖陈静宜……不通音信已经十稔。去秋随宦来晋,并寄近年所作,阅之,觉慷慨愈深,时事使然耶。”联系《鸿雪楼诗选初集》最后所纪为朔平府事,可见沈善宝晚年基本上是随宦山西(24)

    西方学者认为,自我认知的方式男女有别,男性倾向于与亲人(特别是母亲)分离,而女性则倾向于与亲人维持密切的关系(25)。这样一种观念,颇为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形。确切来说,沈善宝在其成长——亦即自我认知日渐深入成熟的过程中,与各方亲人,尤其是家系女性成员维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从诗话编撰的角度看,《名媛诗话》毕竟不是自传,因此,对沈善宝自己的介绍/指涉,基本上都是表现在与他人——包括家系女性成员及友人的密切互动之中。从前面的讨论就可见,沈善宝在对自身的指涉时,就不时联系到其他家系女性成员如母亲、寄母、从母、妹妹、从妹等。其实,作为作者的自我指涉,其家系成员的背景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作者往往就是通过对其他家系女性成员的介绍/评述,连带性地进行对作者的自我指涉。沈善宝众多的家系女性成员同时也是才华横溢的才媛,正因如此,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花了不少篇幅来介绍/评述这些家系女性成员(26),而这些家系女性成员的介绍/评述又无不跟沈善宝自己有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往往是在与他人的前文本互涉中嵌进其自我指涉。

    沈善宝的母亲吴世仁(?-1832),字浣素,江苏如皋人,有《箫引楼诗文集》,无论在人生道路及文学创作上都对沈善宝有极大的影响。《名媛诗话》除了在不同的条目(见前引)对沈母进行零星散碎的指涉,更在卷6(页13-19)花了相当长的一段篇幅对其进行颇为集中详细的介绍与评述。在《名媛诗话》卷6同一段篇幅,沈善宝还对其妹妹、从母、从妹进行逐一介绍与评述。

    《名媛诗话》卷7开卷用了较大的一段完整篇幅介绍评述其寄母李太夫人,介绍及评述她跟李太夫人的结识的经过、李太夫人对她的恩情以及在诗学方面对她的影响,并且也在其他条目不时对其寄母作相应的补充涉猎。

    除了母家的女性成员外,《名媛诗话》卷11还载录了沈善宝夫家的女性成员——其夫武凌云前室章恭人所生的两位女儿笺霞与紫薇。

    无论是母家还是夫家的女性成员,除了紫薇早逝外,无一不是才华出众,而且其才华基本上皆出自家学承传。因此,在介绍这些家系女性成员时,沈善宝不仅时时强调自己跟她们的密切互动,而且还有意无意凸显她们在文学上的承传关系,比如,沈善宝在诗歌创作尤其是在性灵诗学思想上深受其母亲及寄母的影响,而她自己也自觉承担起对其妹妹、从妹、女儿笺霞(及侍儿筝鸿)、寄母李太夫人的孙女李琬遇等传授诗艺的责任。

    从《名媛诗话》处处可见沈善宝对家学承传的重视,几乎每一卷都有条目提及家学渊源对才媛的重要性。或许,沈善宝就是由于认识到家学渊源对才媛(当然包括她自己)成长的重要性,因而在《名媛诗话》中对其家系女性成员进行尽量完整的介绍与评述。事实上,陈芸《小黛轩论诗诗》即已明确指出沈善宝诗歌创作是师承其母:“家学能传桐凤集,恰如鸿雪有师承。”徐昂《沈孝女传》亦指沈善宝“吟咏之业,盖得自母教也”。倘若从叙述方式来看,对家系女性成员的介绍与评述,亦无疑易于对沈善宝进行更具深度与广度的自我指涉。

    五、结语:自传书写与内文本建构

    中国诗学,尤其是自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以来,自抒胸臆、表达自我的书写方式得以几乎是单一性的发展,蔚然而成诗歌叙述形式的自我指涉传统。因此,在以社会、国家、民族为主题的史诗(宏大叙述)严重匮乏的情形下,以个人、家族为主题的自传体诗(个人叙述)却屡见不鲜(27),如屈原的《离骚》、蔡琰的《悲愤诗》以及曹操、陶渊明、杜甫等人的诗作都有颇为浓烈的自传体色彩,而沈善宝的《鸿雪楼诗选初集》实际上也同样体现了颇为鲜明的自传体色彩(28)。事实上,由于父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文化的制约,才媛文学创作中自我体验/自我表述的自传倾向尤为显著且普遍,远有蔡琰、李清照、朱淑贞,近有沈善宝及其友人顾太清、张孟缇等,这一现象,跟西方将包括个人陈述与自传在内的“私人的形式”视为“典型的女性主义形式”(29),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名媛诗话》中体现出自传色彩亦应该是不足为怪的(30)。然而,《名媛诗话》毕竟是标榜弘扬“闺秀之学”、“闺秀之传”(见沈序),自传书写便似乎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换言之,诗作/诗集由于自我表达及自由书写传统而易于呈现自传体模式,诗话却由于观照对象为他人/他事,难以呈现以自我表述为主的自传体模式,于是,欲在诗话表现自我(呈现自传色彩),自我指涉便成为最为可行的途径。

    其实,自我指涉在诗话编撰中并不少见,如袁枚《随园诗话》就以颇为随性的笔法穿插记述/表达/征引了作者自己的事迹、思想及作品。张寅彭便指出,由于诗话中“我”几乎无所不在地参与,“诗话于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记载作者本人涉诗经历的一种体例”(31)。然而,关乎才媛的诗话/词话,如王端淑的《名媛诗纬》、恽珠的《兰闺宝录》、梁章钜的《闽川闺秀诗话》、丁芸的《闽川闺秀诗话续编》、雷瑨、雷?{的《闺秀词话》、陈芸的《小黛轩论诗诗》、雷瑨的《青楼诗话》、苕溪生的《闺秀诗话》、况周颐的《玉栖述雅》等。或受限于性别(男性作者)或受阻于时空(不同时代及地域),甚少自我指涉的表现。相比之下,沈善宝在性别(女性)、时代?(嘉-道-咸)及地域(江南-京都)的趋同性方面就已占优势,因此其《名媛诗话》中自我指涉策略的运用实可谓得天独厚,而与袁枚等人相比较,沈善宝《名媛诗话》中的自我指涉又有其独特表现:

    首先,是自我指涉的意图明显,不隐晦,除了常用“余”(最普遍)、“吾”、“予”、“宝”等称呼直接指陈自己,还往往用其家系成员如父母(及寄母、从母)、兄弟、妹妹(及从妹)、丈夫以及女儿等的指陈来表示自己的存在。后者是袁枚等人的诗话所鲜见的,或许这也正是才媛以“家”为其人生重心的特殊性所致。

    其次,是呈现广泛,遍及全集15卷,据十分保守的统计,明显指涉(直接指陈)的条目,卷14则、卷29则、卷32则、卷47则、卷54则、卷614则、卷715则、卷813则、卷915则、卷108则、卷1118则、卷126则、续集上有18则、续集中有12则、续集下有12则。这样一种自我指陈的称代使用,从叙事学角度看,是确立了叙述者为文本中“陈述行为的主体”(32),表现为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叙述者,即“对自己的作者身份有明确意识的叙述者”(33);从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则无疑是表明作者自己掌控了话语权,是“积极说话的主体”(34),即“运用自传体书写作为有力方式来维护她们的身份及主体性”(35),使作者的自我形象及自我意识在文本中得以更真实地强调,因此也就能在才媛诗史的“宏大叙述”(grand narrative)掩映之下,通过自我指涉——这一颇具自我授权(empowering)色彩的形式,更为自如地进行立足于个人体验及主体意识的“自我书写/呈现”(self-writing/self-representation(36))

    再次,就是表现多元,有表露性情,有指涉行迹交游;有叙说本事,也有征引诗词;有直陈自身,亦更多通过他人来旁涉;有集中铺写(如卷67对家系女性成员的处理),也有零散穿插,曲折却不隐晦,如在介绍/评述顾绛霞(卷5/页13)、蔡蓉嬛(卷6/页23)、朱太夫人姚氏(卷9/页22-23)、汪雅安(卷11/页1)、刘叔采及戴峩秋(续集上/页7)等才媛时,都似乎不经意地提及她们的儿子或丈夫“与外子同谱”,这么一来就带出了沈善宝自己,并且进一步密切了自己跟上述众才媛关系——出身同年(37)官宦的女眷。在介绍名媛朱静媛时,则申明“外子为少吴观察门下士”(卷5/页14-15)。朱静媛为临桂名士况祥麟室,道光二年进士况澄(字少吴,1799-1866)母。据朱静媛孙清季四大词家之一况周颐(1859-1926)著《玉栖述雅》称,朱静媛曾“集酒旗诗社,第一题课酒旗征闺秀吟咏,当时亦汇刻成帙”。可知朱静媛在当时才媛诗坛颇为活跃且有影响力。沈善宝通过强调其外子与朱静媛儿子的关系,便含蓄阐明了她与朱静媛亦应是有某种程度的联系。此外,不同时空者亦能加以指涉,如卷2(页10)介绍/评述康乾时期满族贵夫人思相与兆佳氏的诗作,本来跟沈善宝风马牛不相及,但沈善宝却用“因忆先慈”之“意境相似”的诗句作比附,由其母的诗境,折射出沈善宝早年失怙的艰窘生活景象。有时候,在介绍/评述他人他事中的自我指涉,还起到穿针引线、甚至是引导/主导作用(如前所引与闺友交游的众多例子)。

    《名媛诗话》这些独特表现,虽多元却也有序,虽有呼应联系却也没有呈现为传统意义的自传体叙述,而是在随机动态的过程中,将个人的历史/家族史(自传)穿插交错于集体的历史(才媛传记)之中,换言之,就是将其自我指涉置于与其相关的诸多关系(文本/前文本)之中,由此构成一种涵蕴其间的互文性,或称之为“内文本”(intratextuality)建构(38)。其最终效果,不仅使这种“内文本”建构成为该诗话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还在貌似(自我指涉的)零碎拼合中浮现出沈善宝自身(历史与文学)的轮廓与影像。

    有学者在论述西方自传研究及当代自传创作时指出,自传作者往往透过自传,替自我建构一个(或数个)身份(identity),并由此替自我在文化世界中定位(39)。如前文所述,沈善宝在《名媛诗话》的“自传”是透过自我指涉的实施乃至内文本建构来实现的,而其自我指涉的实施乃至内文本建构的形成,除了得益于沈善宝的性别、时代及地域的趋同性外,更主要的是其主体意识的(自觉或非自觉)支配与贯彻。因此,其自我指涉/内文本建构的这么一种文本策略的运用及其价值取向,无疑便是(自觉或非自觉)强化了女性自身(尤其是作为当时才媛领袖之一的沈善宝)在重构女性文学史过程中的现实参与感及时代责任感。换言之,自我指涉的运用——内文本建构的形成,表现了沈善宝的第二重焦虑与企图起到主导作用——沈善宝的主体意识贯穿诗话,在实现其第一重焦虑与企图——编撰女性诗话亦即建构女性文学史之际,有意无意地展现自己的人生轨迹、体验、价值、思想与意义,通过《名媛诗话》——女性文学史经典的编撰来纾解自己的才名焦虑,实现张扬才名的企图。由此,也就无形中掌控了清代(尤其是道咸年间)才媛诗坛的话语权/阐释权,并进而确立了她在清道咸年间才媛诗坛上的领导地位,并为女性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7-09-16

    注释:

    ①罗伯特·司格勒斯著:《符号学与文学》,谭一明审译,台北:结构出版群,1989年,第223页。

    ②见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14页。

    ③《名媛诗话》至少有杜松柏编《清诗话访佚初编》本(4卷)、光绪五年鸿雪楼刊巾箱本、光绪间上海寓言日报馆附刊本、民国十年刊鸿雪楼全集本与民国十二年沈补愚刊本(均为8卷)以及光绪间鸿雪楼刊本(15卷)。参看蒋寅:《清诗话考》,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534-535页。本文采用的为清光绪鸿雪楼刻本15卷(包括续集上中下),收录于《续修四库全书》[1706]集部/诗文评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本文来自《名媛诗话》的引文,皆只随文注明卷数(包括续集上中下)及该卷页码。

    ④十五卷本,出版时间不详,所收诗至清咸丰四年(1854),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本文所引沈善宝诗,除注明外,皆出自此集。

    ⑤收于徐乃昌《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第三册,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南陵刊本。本文引用之沈善宝词,除注明外,皆出自此集。

    ⑥据顾敏耀统计,《名媛诗话》总共评论了716名才媛。参见顾敏耀:《清代女诗人的空间分布析探——以沈善宝〈名媛诗话〉为论述场域》,载于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论文集刊》第11期(20066月),第102-156页。

    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94.

    ⑧参看同④,p.58.

    ⑨参见Grace S. Fong,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a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Bill,Leiden,2.2(2000):295.

    ⑩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163页。

    (11)对女性才名的质疑或肯定,在清代社会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参看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年,第17-25页。

    (12)沈善宝对同时代才媛的最为推崇者,大概是见于对汪端的评价:“悱恻芬芳,闺中罕有其匹。”(卷6/页6)并借助吴藻诗中注释:“吾杭闺秀除汪小韫外,无出其右者。”(卷6/页8)然而,“悱恻芬芳”的限定词以及间接转引他人评语的处理方式,也可见其推崇似乎还是有所保留的。

    (13)参看张宏生:《才名焦虑与性别意识——从沈善宝看明清女诗人的文学活动》,《明清文学与性别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31页。

    (14)西方自传研究者对女性自传不感兴趣,其原因是认为女人的生活往往局限于家庭,没有公共空间,不能缔建丰功伟业。因此女性在提笔写自传时,往往自惭形秽,或是遭到许多外在的阻力。参看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载《中外文学》第26卷,第4期,19979月,第134-135页。

    (15)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康熙六年清音堂刻本)也是以人为主的体制,但只是一人一条(包括人物、评述、选诗),虽然条理分明,却缺乏书内互文(相关材料的互补),更鲜见作者的自我指涉,而且对清代才媛的评述仅止于清初。

    (16)参看John Frow, Marxism and Literary History(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128.

    (17)(18)参见蒋寅《清诗话的写作方式及社会功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第16页。

    (19)参见Grace S. Fong,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pp.259-303.

    (20)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第798页。

    (21)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世界诗学大辞典》,第786页。

    (22)Estelle Jelinek, Women's Autobiography: Essays in Criticism(Bloomington: Indiana UP,1980),pp.x-xi.译文参考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6页。

    (23)菲利普·勒热讷著:《自传契约》,杨政国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21页。

    (24)沈善宝侄子沈继曾在为《鸿雪楼诗选初集》所作跋中称:“姑丈自山西朔平府告归就养在京。”(跋2/页1)又,从沈善宝密友顾太清《哭湘佩三妹》诗五首(及其注)得知,同治元年(1862)五月二十九日,太清过访;别后十日,即六月十一日,沈善宝与世长辞。可见,沈善宝生命的最后日子,还是回到了北京。

    (25)Sidonie Smith, A Poetics of Women's Autobiography: Marginality and the Fictions of Self-representation(Bloomington: Indiana UP,1987)p.39.译文参考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7页。

    (26)方秀洁即在其论文中专设一节来讨论《名媛诗话》中女性诗人家系的自传书写(auto/biography through female poetic genealogy), Grace S.Fong,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pp.294-301.

    (27)参看川合康三著:《中国诗歌中的自传》,蒋寅译,《咸宁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23-28页。

    (28)胡晓真即指出沈善宝是自传欲望十分强烈的女诗人,可由她的作品追溯她一生的经历。参见胡晓真:《艺文生命与身体政治——清代妇女文学史研究趋势与展望》,《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13期(2005年),第42页。

    (29)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p.320.

    (30)方秀洁即是以沈善宝的《鸿雪楼诗选初集》与《名媛诗话》为例,考察其自传/传记书写的表现。参见S.Fong,"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pp.263-264。沈善宝的侄孙沈敏元在为《鸿雪楼诗选初集》作跋时便已指出:“诗选与诗话中涉及吾家轶事甚多,可补谱乘之阙。”(跋3/页1

    (31)张彭寅:《从〈渔洋诗话〉观清人分辨“诗话”与“诗说”两种体例的意识》,《追求科学与创新——复旦大学第二届中国文论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332页。

    (32)M.H.艾布拉姆斯著:《欧美文学术语词典》,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1页。

    (33)王先霈、王又平编:《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37页。

    (34)Harold Bloom,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p.227.(中外)女性通过叙述人的身份体现主体性有多种表现,但自传体叙述始终是体现女性主体性的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参看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3-150页。

    (35)参见Grace S.Fong, "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pp.259..

    (36)方秀洁在“Writing Self and Writing Lives: Shen Shanbao's(1808-1862)Gendered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pp.259-303)中,即常用这两个概念指陈沈善宝在其诗歌创作及诗话编撰中的自我指涉。

    (37)明清时期,“同谱”之称即“同年”之意,指乡试会试同榜登科者。

    (38)方秀洁亦认为,沈善宝的自传/传记书写打破了以往一般的惯例与界限,在文本与文类中穿插自我反省的评论,从而形成了一个互文性与内文本自我书写互动的建构。同①,p.302.

    (39)朱崇仪:《女性自传:透过性别来重读/重塑文类》,第134149页。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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