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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综述

江小角

桐城市人民政府、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共同举办的第四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于1017—18日在桐城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会长胡连松以及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湖北、湖南和安徽等地的专家学者四十余人,大会收到论文32篇,有18位代表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中共安庆市委常委、桐城市委书记汪莹纯代表桐城市致欢迎辞,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胡睿主持了开幕式。现将本次会议的主要收获综述如下。

一、关于桐城名家研究。许多学者利用新资料、新方法来研究桐城派名家,阐述自己的新观点。如北京语言大学洪桐怀副教授在《浅议桐城派与清初文学归雅思潮》中,对桐城派先驱人物戴名世和创始人方苞在清初归雅思潮中的不同命运进行了精辟的剖析,认为在这场文学归雅运动中,戴名世成了清廷文化政策的牺牲者,而方苞则通过“积极”的参与和阐释,将“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推及古文创作,提出了“义法”、“雅洁”等古文创作、鉴赏理论,既是对前代古文理论的系统总结,又开创了桐城派雅洁清淡的文章风格,影响了清代文坛。安徽大学周中明教授在《姚鼐对君子人格理想的坚守和追求》中,分析了姚鼐特别看重君子的原因,描绘出姚鼐笔下的君子形象有:“为君子所贵”,勇于为国捐躯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形象;以诚为君子之道,抚安众庶的官吏形象;以身训士,教之必为君子的学官形象;守有介,行中绳,笃行君子的教师形象;乐善好施,世德相承的善人形象;出于至情,为君子所许的孝子、孝女形象;“有君子之德”的女君子形象;为实现君子之志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大丈夫形象等八种类型。认为“姚鼐追求和坚守的君子理想人格,不只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且为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大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所必需。” “旨在既促进正确认识和评价姚鼐,又强烈呼唤君子人格的复苏,充分重视利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一资源优势,强化君子人格的教育和重建,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安徽大学吕美生教授在《倾听语音  超越语言——桐城派的“精诵”论》中指出,“义法”是桐城派理论的基因和起点,“雅洁”则是其最高的审美境界和艺术风格。“雅洁”作为“义法”在语言层面上的艺术体现;“精诵”则是“雅洁”在语音层面上的审美接受。从刘大櫆“因声求气”说,到姚鼐提出“精诵”论,表现为桐城派几代人薪火传承的文学景观。“精诵”论,更是从读者审美心理的瞬间生成中,所总结出来的语感境界。认为“追求‘雅洁’、标榜‘精诵’的桐城派,曾被人们情绪化、妖魔化地责斥为‘桐城谬种’,这是其‘去汉字化’不成,退而求‘去古文化’的后遗症。” 南京大学赵永刚博士在《刘大櫆与时文》中,以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为个案,通过对《刘大櫆集》等时文序进行考察,揭示刘大櫆的时文理论、时文风格和矛盾的时文情感,以期为探寻桐城派古文与时文之关系提供范例。还认为“从科举的功利性角度来说,刘大櫆是不幸的,但是从时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刘大櫆却是重要的,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的固守成就了时文的高贵品格,也反映了桐城派古文家独特的时文贡献。”安徽大学徐成志教授在《学融汉宋、文兼众美——刘开的学术文章及其他》中,认为在姚门弟子中, 刘开思想最少拘束。无论是在学术问题上, 还是在文学主张上, 他都有自己的见解和追求。“论文不专一能也,而以本于性情得其真者为当;论学不分汉宋也,而以笃于伦理践其实者为归。”这两句虽是对汪瑟庵的称颂之语,却真实地反映了刘开本人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和创作追求,也概括了他继承桐城家法并予以创新发展的成就。安徽大学江小角教授在《浅谈吴汝纶的西学思想及其影响》中,认为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曾任清朝重臣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僚,又任知州一职多年,上悉朝政,下知民情,多交有识之士,广读西方书籍,深得风气之先,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西学思想。这一思想影响当代,惠及后人,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

   二、关于戴名世研究。关于戴名世的研究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有6位同志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关注戴名世的文学创作、性格特征、史学思想和散文特色。华中科技大学历史所李传印教授在《戴名世的“史识”刍议》中,阐述了戴名世对史学的认识、思考和卓越见识。安徽省桐城市博物馆唐红炬副研究员在《论戴名世散文对“比”的继承与创新》中,分析戴名世的散文通过取比,一是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二是增强了文章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三是增强文章的规讽与劝诫效果。认为“戴名世继承了《诗经》‘比’的优秀创作方法,并将其创造性的运用到散文创作之中,使其更加耐读和有味;他将‘比’的方法与小说中的情节描写与人物对话结合起来,创作出全新的‘比体文’,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指出“研究戴名世比体文的创作方法,对于深入研究桐城派、研究清代的文学现象,繁荣今天的文学创作,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桐城师范程根荣先生在《试论戴名世性格——从中年困惑中折射出的矛盾》中,认为“戴名世一生,尤其是中年时期内心世界的种种困惑,表现在行为态度上的犹豫徬徨,反映了一名17世纪末、18世纪初人文主义先驱者,探索社会与人之路,找寻重建社会正常生活新起点的艰辛与痛苦;同时,也反映了上下求索、矢志不渝、勇往直前、无所畏惧、‘虽九死其尤未悔’的牺牲精神。” 桐城师范程大立先生在《戴名世早期名居游记中“忧愤”思想探析》中指出“祖父辈的思想熏陶,个人的生活经历,文人的道统情结,形成了戴名世忧世愤俗的思想感情,造成了一代才子的悲情人生。”通过对戴名世游记文章的分析,联系戴名世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经历,论述了戴名世文章中蕴含的种种“忧愤”思想,“旨在探究戴名世早期的思想情感形成和矛盾性格发展状况”。

 三、关于桐城派与桐城文化研究。桐城文化与桐城派是两个不同的命题,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研究桐城文化不能不讲桐城派,而研究桐城派,又必须超出桐城的地域概念。这次会议不少作者的文章从桐城文化的角度来阐述桐城派的影响力。华东师大学刘学照教授在《桐城派与桐城人文述议》中指出,清代桐城派源于安徽桐城,从地缘文化来说,桐城人文滋生了桐城派;而桐城派影响及于全国,又成为人文桐城的突出的特征。有清一代桐城人文郁起,文人学士和良臣循吏辈出,引领全国文坛二百年的“方刘姚”古文派和几与清代相终始的张氏“科第世家”是各具特色的亮丽篇章。以桐城派为突出特征的清代桐城人文景观,可谓是学林和仕林并茂、文光和德化齐辉。这是一笔丰硕而可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应开扩研究视野,在从文学史、学术史的视角进一步开展桐城派研究的同时,还应从文化社会史的视角加强对桐城与桐城人文景观和人文精神的研究。这种研究还可从精英层面,扩大到大众层面,以期进一步丰富对桐城派学术内涵和学术意义的认识,大力发掘和发扬清代桐城所特别富有的重文修德、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为当今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桐城中学特级教师杨怀志在《曾国藩与桐城文人》中指出,出自文学情结和政治上的需要,曾国藩利用桐城派这面旗帜招揽天下英才,为其政治利益服务,首先就必须表现出对桐城文人的特别关爱和培养,从而赢得桐城派文人的信任;出于从政治上寻找出路和振兴桐城派三祖的文学事业,桐城文人也必须追随曾国藩,以曾氏为依归,政治抱负才有可能实现,桐城派方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桐城派需要曾国藩,曾国藩也需要桐城派。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朱丽霞教授在《“嵞山体”与“少陵体”、“长庆体”——桐城派先驱方文诗歌论》中,通过论述少陵体的诗史特色与沉郁的诗体特征、长庆体的叙事风格与平实的语言两个方面,探讨了少陵体、长庆体对方文诗歌的影响,以及方文兼收二家之长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诗体——嵞山体。并指出“在晚明清初诗坛上,嵞山体与盛极一时的梅村体并驾齐驱,在其当代即产生了广泛影响,诗坛亦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由此直接影响了此后的清代诗坛。” 桐城文人以文章而名满天下,其诗歌及诗论本身不及文章,又为文名所掩,不太为人所重视。在高步瀛之前,还没有哪部诗歌选本征引这么多桐城文人的诗论。安徽师范大学胡传志教授在《〈唐宋诗举要〉与桐城派诗学略论》中指出:“《唐宋诗举要》与《唐宋文举要》一样,是会评会注式的选本,都大量征引桐城文人的言论,一方面当然体现了高步瀛的桐城派学术渊源,体现了他对桐城派的感情,另一方面,他所引材料不局限于桐城文人,他还广泛征引了王士祯、陈沆、刘辰翁、纪昀等人评语,说明他突破了桐城文人门户,博采广收。正因为此,《唐宋诗举要》才能成为一部既有桐城特色又有普适性的选本,从而扩大了桐城派诗学的影响。” 衡阳师范学院萧晓阳先生在《从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看桐城文化精神的现代影响》中指出,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深受桐城文化影响,体现了熔铸唐宋诗文的论文祈向,“义法”之论贯穿始终,在情理论上严守桐城之轨辙。然其论诗不废才调、说法不泥于法,论理趣亦及妙悟,表明论著在固守着桐城文化精神理念的同时濡染了现代精神。

   四、关于桐城派文献研究。安庆师范学院学汪祚民教授在《〈古文辞类纂〉李刻本校勘原委与学术价值》中,认为《古文辞类纂》李刻本的校勘工作,主要是由桐城著名的文献学家萧穆承担的。并指出“付印之前,又经吴汝纶历时半年的审核;付印出版之后,李承渊又作了进一步校勘刓版,最终成为精善之本。由于李本中的《校刊古文辞类纂序》是萧穆以李承渊的身份代作而成,掩盖了萧穆的校勘功绩。吴汝纶出于对吴昌期刻本的偏好,而说萧穆‘用吴本而加姚氏晚年圈识’,又抹杀了萧穆的校雠之功。萧穆在校勘中标明句读,使李本《古文辞类纂》成为较早句读分明的文学总集,在近代文学作品的传播史和书籍印刷史上开风气之先。” 安庆师范学院学汪长林副教授在《王拯诗文集版本述略》中指出,王拯虽未列入《清史稿》之《儒林》或《文苑》中,然而他仍以自己的勤奋与才气在文坛上赢得了多方的美誉。他工诗词、善书画,有“一朝诗史”之誉,为清词之“后十家”,桐城派古文“岭西五家”之一,为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文字。其诗文集传本情况,多有记述,然诸家之述或有侧重,或述而未周,于传本之间的联系更难以顾及。文中就王拯诗文集传本情况作了一个较全面的梳理,以期补前辈时贤所述之缺略。安徽省图书馆张秀玉馆员在《〈网旧闻斋书简〉的文献价值》中,介绍了方守彝的书信集《网旧闻斋书简》得其家传而见诸世,收光绪五年至十四年方守彝自作及代父方宗诚所写书信104篇,四万余字。书信之往来人物多为当时桐城派名家,涉人物交往、历史事件较多,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方守彝本身是桐城派后期重要作家,这些书信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与会专家还出席了“2009 首届中国桐城文化节”开幕仪式,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参观千年古镇孔城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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