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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文学”:繁荣背后的危机

刘卫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从无到有,并且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发展壮大。一套套丛书不断问世,各种研究协会活动频繁,“女性文学”从作家作品到理论研究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这无疑显示了“女性文学”的巨大的影响力和未来发展空间,但是,“盛世”之下,也存在着一些隐忧,如果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相信“女性文学”可以进入新阶段,否则,可能因无路可走而偃旗息鼓。
  
  1、“女性文学”存在的合法性
  
  “女性文学”为什么能够存在,而且能够具有独立性,是“女性文学”理论首先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释,整个“女性文学”理论根基就不稳定,而就目前来看,对此问题的回答尚存在诸多不完满之处。如果要标举“女性文学”的话,不仅要说明文学需要分性别,而且要说明“男性文学”为什么不存在,这是一个具有相当理论难度的命题。在“女性文学”理论家看来,作为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文化”也是有性别的,有论者就这样说:“人类文化并不是没有性别的东西,绝对不存在超越男人和女人的纯粹客观性的文化。”强硬地给文化贴上性别的标签,不仅令人哑然失笑,也暴露了“女性文学”理论先天的不足乃至新的“性别暴力”,除了祭起性别的“上方宝剑”,“女性文学”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束手无策。然而,“性别论”可以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但是若被当作“真理”,就会抹杀文化创造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犯形而上学的错误。举例来说,一座建筑中的“文化”不全是男性的,就如同一条锦缎中的“文化”不全是女性的一样。显然,按照“文化有性别”的逻辑去证明“女性文学”的存在并不能取得预想的目标。退一步说,即使上述结论成立,对“男性文学”如何理解,也是一个问题。当然可以解释说,由于男性在社会历史结构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整个文学就是“男性文学”,而“女性文学”就是与之对立不同的文学。从理论上来讲也许没有破绽,但是看看所谓的“女Jl生文学”就可以知道,“女性文学”并不能推出与“男性文学”完全不同的作品,如同女性不可能建立一个没有男性的世界,因此,并不存在完全属于女性而不属于男性的文学。从这一点看,“女性文学”是建立在“怨恨政治学”平台上的写作,立场、态度实际要大于写作的内容。
  在“女性文学”理论中,“女性意识”是一个关键词;是否触及“女性意识”,也是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女性文学”的重要标准。关于“女性意识”的定义,基本没有分歧。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性别和在性别结构中的被压迫地位,并予以讨论,便是“女性意识”。有论者在谈到“女性文学”的基本内涵的时候说:“在本学科领域内,‘女性’这一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人性别意识的自觉,是女人的主体性。而女性文学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女性作为创作主体和言说主体在文学中对自己主体位置的探寻和实现。所以,并非凡女作家所写的就是女性文学。”这段表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般来说,“女性意识”被作为“女性文学”的主要特征。在一些理论家看来,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女性写作”是一片空白,一直到“女性意识”觉醒,才开始有了所谓的“女性写作”。拿“女性意识”来界定女性文学必然会遇到一个问题:“女性意识”并非理论家设想的那样,是一个稳定的女,陛群体的诉求,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呈现出千差万别的景观。比如,在黑人女性理论家看来,女性主义运动只不过是白人女性的诉求,甚至是某些白领女性的事情,而与她们并无关系。说到底,“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同社会历史发展紧密相连的,没有第三次工业浪潮带来的新的不需要性别区分的岗位(坐在写字楼办公)和一定数量可以经济独立自食其力的女性,“女性意识”便无从谈起,而用某个历史阶段、某些女性群体才出现的“意识”去统摄人类历史中的女性写作,无疑是以偏概全,且漠视了大多数女性的诉求。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作为“第二性”,女性长期生活在“黑暗大陆”之中,成为沉默的一群,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李银河的说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女性能够改变这一状况的途径,惟有通过写作。在女性主义批评者的视野中,“女性写作”是女性的自我救赎,也是女性表达自我的惟一手段。正如理论家西苏倡导的那样:“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她主张,女性通过写作,从潜在状态中“飞翔”出来,从而获得真正的自我解放。这是“女性写作”存在的根基。这种理论不仅在西方大行其道,也被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接受和发挥。孟悦、戴锦华的观点是:“对那些毫不隐讳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作家而言,写作与其说是‘创造’,毋宁说是‘拯救’。是对那个还不就是‘无’但行将成为‘无’的‘自我’的拯救,是对淹没在‘他人话语’之下的女性之真的拯救。”女性通过写作,能够获得一定的话语空间,更重要的是获得表达自我的权力,是“女性写作”被女性主义理论高度重视的原因。虽然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的女性认为这样就可以拯救自己,恐怕还是一厢情愿,因为“女性说话”与女性真正的“女性独立”毕竟是相去甚远的两回事。女性能够拿起笔书写自我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这是毋庸质疑的,但是这并不能代表胜利,“女性写作”仅是女性通往自由之路的条件之一,远远不能作为女性解放的终结和目的。

“女性文学”的存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后者可能更为重要,我们有时候对“女性写作”之所以失望,也是由于“女性写作”理论指出的道路过于飘渺,镜花水月般缺乏现实的实践功能。
  
  2、“女性写作”写什么
  
  如果“女性写作”提供的“女性文学”与“非女性写作”并没有什么不同的话,就可以宣告这个所谓“女性文学”只不过是概念游戏,这种结果显然是该理论的倡导者所不愿意看到的。女陛主义理论家在论及“女性写作”的时候,总是要标举出一些作家和作品来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而通过考察这些作家作品,往往可以发现“女性文学”进退两难的尴尬之处。
  对于“女性写作”的题材,理论家给出过毫不含糊的回答。西苏认为,女性写作是“反叛”性的,“她必须写自己”,而这个理想只能通过“写身体”实现:“通过写她自己,妇女将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女性的身体在传统(男性)文学史中确实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曲解,而这一切并没有获得女性的首肯;女性要求书写自己的身体,并没有问题。实际上,女性的身体经验是男性永远关心却又无法涉足的,也注定是女性写作的“独门绝技”。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 200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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