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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全面理解民族性

纳张元
近年来,在各种学术研讨会上或作品研讨会、文化会议上,经常听到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且多数冠以鲁迅的名义。这话初一听很有道理,但慢慢品味才发现,这话有点经不起推敲,“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不一定吧?我大惑不解,但也不敢造次,决定查一查鲁迅的原话是怎么说的。鲁迅这话是在给木刻工作者陈烟桥的信中说的:“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注意。”在这段话里,原来的意思是地方色彩容易引起别国的注意,所谓“世界的”就是“别国的注意”,而没有现在所含有的“世界性”的意思。长期以来,鲁迅的话被演绎,被曲解,甚至被篡改。“地方色彩”演绎成了“民族的”,“别国的注意” 篡改成了“世界的”。

  首先,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民族性”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至少包含内容、形式和审美心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鲜活的民族生活内容、独特的民族表现形式、鲜明的民族气派和民族审美风格。而民族性不是一个抽象的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具体概念。相对外国来说,中国的京剧、对联、年画、景德镇的瓷器、东北的二人转、西北的花儿都是民族的;但相对于汉文化来说,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大理的手工扎染、佤族的木鼓、南涧的彝族跳菜等都是民族的。另外,文化身份认同对于民族意识的形成至关重要。但文化身份既是历史的,因而也是现实的;既是变化的,因而也是相对的。

  其次,作为少数民族作家,既要有民族自省精神,又要对本民族的文化有一种重新认识和发现的能力。民族的东西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优劣并存。彝族的酒文化让人又爱又恨,我从小生活在大山里,在古老的彝家山寨,山路上、寨子里随处可见步履蹒跚的醉汉,路的长度他走不完,宽度不够走。常在报刊上读到赞扬我们少数民族地方的话:民风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听到这样的赞扬声我们千万不要陶醉,别人称赞我们民风淳朴是客气话,是表示对我们的一种尊重,但我们自己的头脑一定要清醒,表面是民风淳朴,骨子里还是贫穷,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得上锁,三个石头搭锅庄,一石头砸进去烂坛坛罐罐都碰不上一个,锁它干吗?有朝一日家里有了电视、冰箱、金项链、金戒指、大把的人民币,我们不仅会上锁,还会装上防盗门。我们要进行鉴别,分清哪是优的,哪是劣的。扬长避短,显优藏劣,这样我们才知道该展示什么、弘扬什么,应该规避什么,藏拙拙在哪里。因为再好的东西都会有两面性,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比如孔雀开屏时很美,光彩照人,但同时也将它平时深藏不露的难看屁股一并展现给了我们。

  民族文化中有许多被假象遮蔽了的东西,它们是沙子里面的黄金,十分珍贵,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和发现。比如少数民族有许多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独特创造是以迷信的方式隐晦地表达出来的,比如:有字的纸不能践踏,也不能烧,否则眼睛会瞎掉,于是书籍和文化得到了保护;不能糟蹋粮食,否则会遭雷劈,于是粮食得到了爱惜;水的源头总是被演绎为龙的家,不能污染,也不能砍伐周围的树木,否则就会生大病、遭大灾;等等。通过迷信的诅咒让人们心生敬畏,其中隐藏的是古老的民间智慧。巫术活动常常被我们简单地斥之为封建迷信而不屑一顾,但各民族的巫师,那些萨满、毕摩、东巴等,他们不仅是民族文化的传承人,还是本民族的文学家和心理医生,在缺医少药的山寨,他们不仅能解除山民们的生理痛苦,还能医治人们的灵魂,安定人心。这些被遮蔽的文化,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重新开掘,重新提炼。在这方面,《云南映象》做了很好的尝试,用现代观念对传统生活加以观照提炼,服饰道具、歌吟词曲、舞蹈题材、舞台效果均取材于云南各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但表现手法不仅充分利用了现代的声光技巧,还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现代元素和表现手法,多元文化水乳交融。

  其三,在全球化潮水般席卷而来的今天,民族性如何求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全球化是时代潮流,我们无法阻挡,我们更不可能逆流而动。但是,经济可以全球化,文化则只能是更加地域化、民族化,问题是我们能够坚守吗?能够守多久?民族性的东西要走向世界,不是仅仅靠别人的注意就能实现的,它还必须具备政治默契、文化认同、民俗契合等多种因素。其中,文化认同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的民族性不是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而需要不断地发展变化、与时俱进,也不能固步自封、自以为是,而需要不断地交流学习,向兄弟民族学习、向汉文化学习、向国外学习,学习的目的不是消解、削弱民族性,而是不断完善自我,强化、突出民族特色。民族性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跟鲜活的具体生活密切相关,与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文化紧密相连。墨守成规,僵化的死守,只会死得更快。以语言为例,世界上的语言正在以二倍于濒危哺乳类动物、四倍于濒危鸟类的速度灭绝。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本有16000多种语言,已经灭绝了10000多种,还有6000多种,到2050年将有一半会灭亡或濒于灭亡,到2100年90%将会消失。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逼迫世界上的其它语言不断地边缘化,直至消亡。世界上有98%的语言属于边缘语言,一种语言的灭绝就意味着一种文化随之消失。民族性的旗帜还能飘多久,不在于我们坚守的决心有多大,而关键看我们适应变化的能力有多强。要充分了解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有的民族人口很少,却能顽强生存下来,在世界民族基因库中留下它的种子,绝对有它自己不为人知的民族根性和文化密码。比如居住在台湾地区日月潭畔的邵族,人口只有283人左右,却能坚守至今。所以,民族性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的美丽并不断改变自己的舞姿,才真正具有魅力。对待全球化既不必咬牙切齿,也不必趋之若鹜。西方文化既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济世良药。民族性只有不断发展变化,自我更新,才有生命活力和文化光彩。

原载:《文艺报》200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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