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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两重性和对它的两种态度

王先霈
 把“为什么读经典”作为一个话题,进行一场讨论,切合当前的需要,这个题目很好,很多人会对此有话要说;但同时,最好还有个相对应的题目,那就是“为什么不读经典”,鼓励有些人的不同的意见发表。两个题目相配,议论起来可以避免片面偏颇,避免凌虚蹈空。之所以邀唤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和读者,来讨论为什么读经典,这个邀唤之所以得到不少人热情响应,显然是因为若干年来,相当数量的人不怎么读经典了,读的人和所读的经典的数量在明显减少。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少读或者不读经典,而且这种趋势似乎还在蔓延扩张呢?这就需要深入调查、仔细研究了。

  我是赞成提倡读经典的,而且主张对于经典要细读、精读、反复读,从容讽诵,悠游浸润,沉潜默会,意往神驰。但是,我不赞成停留在笼统地提出一个“读经典”的口号。就问题本身来说,不是一切经典今天的人都需要读,不是任何一种经典对任何人都会开卷有益,不是一切人都需要读各门各科、各种各样的经典,读经典还需要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更明确地说,现在有些大媒体、大名人,所鼓吹要读的经典,现时在许多场合流行的经典解读方式,未必都是适应时代需求的。

  我看到,很有声望的学者在很有影响的大报刊上慨叹,说如今人文社会科学的青年学者,很多人没有读过“十三经”。“十三”经当然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经典,可是,现今的青年学者是不是一定都要读完全部“十三经”?对于少数专业的研究者来讲,有必要;对于多数青年学者,包括文史哲学科的多数青年学者,就不一定非读完不可。比如,对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哲学的学者,对于研究国外文学、史学、哲学的青年学者,是不是每个人一定都要读《孝经》《尔雅》《公羊》《谷梁》,那是很可以商榷的。对于人们公认的经典,只需要、只能够有选择地读一部分。

  我还看到,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媒体上,有人宣讲《三字经》,说它是儿童启蒙经典,不少幼儿园、小学让孩子们背诵《三字经》。《三字经》应该作为今天中国少年儿童阅读的经典吗?《三字经》的贯穿思想,是“三纲者,君臣义”,“君则敬,臣则忠”,教训小孩子“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它也讲述了很多知识性内容,但是,21世纪的中国的孩子,还要到几百年前的塞满陈旧内容的蒙学读物里,学习做人的道理,学习历史知识、天文知识吗?鲁迅曾经提出,多读外国书,少读乃至不读中国书,这当然是矫枉过正的激愤之言。但他说,凡阻碍民族国家发展的,无论三坟五典,百宋千元,都坚决踏倒。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共同呼声。他们的这些话,看来今天还有现实启迪意义。有些曾经的经典,经过时间的无情侵蚀之后,正当的位置是文献室、博物馆,不宜以原来的形态向国民、尤其是不宜向儿童灌输。

  经典是有两重性的。第一,它是人类此前某方面文化成果的结晶,包蕴了可贵的经验和智慧。第二,一旦成为经典,它也就固化了,必定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卡尔维诺给经典下了十多条“定义”,都是正面的,他好像不愿谈经典的局限性。只有第七条说: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以前的解释的特殊气氛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习惯)时留下的足迹。我们是否可以补充说,经典是这样一些书,由于其权威性、号召力,被后世君主高度重视,作为思想统治的工具,被强化其负面性而抑制其自然健康的本性,因而常常是以扭曲的面目出现在后世读者面前。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意识的控制者、支配者,会把自身的利益,强加在对经典的阐释之中。例如,早期的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等等,汉代的经师、宋代的理学家,先把它们神圣化,然后把它们的内容褊狭化。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经典逐渐被当做抵制改革、反对进步的重要武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才会提出“打倒孔家店”,那也就是要打倒儒家经典。虽说是片面、偏激之举,却有其历史必然性。时至今日,重新号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读儒家之经典,不是明智理性的举措。对于经典,还是取分析态度为好。

  我的理解,经典之所以要读,之所以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一个民族的族徽,是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各个民族,整个人类,从蒙昧时期走到今天,我们现在得以享受高度文明的成果,这中间有无数的个人和群体贡献了无数的发明创造。回首望去,经典,正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长河上的路标。离开这些路标,我们就难以把握民族文化史、人类文明史,也难以对今天的文明成果有深切的体认,进一步的开拓创新就缺少由之出发的奠基石。

  1938年10月在陕北,毛泽东问贺龙、徐海东,看过《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这三部小说没有,并且说,“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就不算中国人!”只看过其中一两部,只好算“半个中国人”。(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8页。)这话并非正式论著中的论断,而是有人们熟悉的毛氏语言的幽默。贺龙当时回应说,他没有看过这几部小说,但他“不是外国人”。岂止“不是外国人”,没有看那几部古代文学经典,不妨碍贺龙做一个优秀的军事家,一个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不过,不接触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格的理解、把握必然受到不小的限制。建国之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多次印发古代诗文,给不同的高级干部指定史书的具体篇目,要求许世友把《红楼梦》读五遍,这就不能用幽默风趣来解释,这就证明他认为,读经典,是高级干部不可或缺的功课。可惜,毛泽东指定的大都是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其实,他自己在青年时代,就认真研读过亚当·斯密、达尔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许多当之无愧列入世界文化经典的书籍。

  不读中国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合格的中国公民;不读世界各国的文化经典、文学经典,就不算一个有素养的现代文明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有很多成员不读本土的经典,这绝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现象。

  若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和改变这种现象的办法,我以为,重点不应问责于青少年和其他普通百姓,重点要考问许多方面的社会评价制度,考问某些媒体对于读书、读经典的宣传推介。各类各级考试,考的是些什么内容?人员晋升提拔,对于读书有着怎样的要求?下大力气去有系统地阅读经典,一般不会有助于提高考试成绩,甚至往往是相反。至于媒体的引导,拿文学经典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冯雪峰主持下出版许多种,校勘注释者、翻译者大多是国内一流学者;中华书局的《中华活页文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阅读与欣赏”节目,撰稿人大多也是著名学者和作家,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而这样高质量的经典新版本,不如当年那么多见了。近几年非常红火的“百家讲坛”之类,则完全是另一种景象。我们都听到过一个故事,说亚历山大国王多禄米曾经向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对于繁复的演绎很不耐烦,于是问道:“有没有简捷一些的途径?”欧几里德回答,“陛下!原野上有两种道路:供平民百姓走的崎岖小路和仅仅供王者走的坦途。但是在几何学里,大家只能走同一条崎岖小路!几何学里,是没有王者大道的!”现在好了,不但是王者,平民百姓也不必青灯黄卷,焚膏继晷,口不绝吟,手不停披,而是斜倚沙发,啜饮咖啡,听那饱含包袱笑料的讲说,就可以了解经典。既然如此,一经“戏说”,经典本身也就少人问津了。

  或者有人会说,现在文化产业化,机制不同了。内行大专家讲,收视率降到很低,换了人,收视率直线上升。也许如此吧。可是,英国广播公司(BBC)1975-1977年制作播放过十五集电视系列节目,讲的是当代哲学,讲法兰克福学派的是马尔库塞,讲乔姆斯基的是乔姆斯基本人,讲奎因的是奎因本人,其他的也是如此等级的学界泰斗。这并不是大学或研究院的高端论坛,而是“以观众不具备哲学知识为前提,又能在他们中引起兴趣和获得理解的节目”。这个节目没有使收视率降低,而是被认为“标志着广播电视的新发展”,因为主持人明确地对抗“将所有素材弄成消遣性内容的倾向”。(麦基是该节目主持人,他将节目内容编成《思想者》一书,参见他为该书所写序言,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解读阐释经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严肃对待,认真探讨,也不排除可能的活泼和生动;一种是麦基所不取的“转移、排遣、挑逗”,不在乎经典本身。后一种会使人远离经典,而不是亲近经典。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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