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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报刊出版与文学经典化

谭旭东
        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在译林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不少读者的喜爱,这位作家对西方文学经典的解读确实令人叹服。他在书的开篇《我们为什么读经典》中提出了十四个对“经典”的定义,也令人深思。如他认为“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对读过并喜爱它们的人构成一种宝贵的经验;但是对那些保留这个机会,等到享受它们的最佳状态来临时才阅读它们的人,它们也仍然是一种丰富的经验。”“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一样带来发现的书。”等等。卡尔维诺对经典的定义主要是从阅读的角度来阐述的,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天才的鉴赏家,他对经典的感悟不能说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外文学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因为它们确有常读常新,散发永久魅力的一面。

  其实,对文学经典的定义一直是有争议的,西方学者在讨论文学经典的构成时,一个普遍的观点是,经典是被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与教育,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界,关于经典的讨论中,人们也普遍地认为“经典往往代表了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经典因为优秀的品质和伟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载入史册,成为后人了解这个时期文学成就的凭据;一般作品往往是过眼云烟,迅速地遭受历史的淘汰、抛弃和遗忘。”这些关于经典的看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一概以审美价值来定义文学经典,但似乎经典被选编流传也不是因为审美的力量,而是文学史有意地遮蔽了广大的作品。但文学史的书写如果是有问题的,比如古代作家的作品能够被收入官方册子的,有几个是平民的文学作品呢?不说欧阳修、王安石这样的诗人、作家做过朝廷大官了,就连杜甫这样的诗人也是做过“工部员外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古代名篇基本都是官员的作品的缘故了。

  不管怎么说,目前人们对经典的定义有一个缺陷,即经典是被动地被建构起来的,对于是什么机构做出的选择和价值判断,或者是谁指定作为学校读物的作品则只字未提。应该说,经典与其说是其本身的力量或读者力量所决定的,还不如说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经典的变化可能是由政治形势或意识形态的力量促成的。佛克马、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就指出过经典可以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的事实,他说德国在1859年就利用席勒的百年诞辰之机来达到国家主义目的的企图,国家上层政治集团对席勒和歌德的经典化已具有了一种向心力,人们确信它是为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服务的。在二战期间,斯大林也鼓励他的公民们去阅读俄罗斯那些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革命以前的俄罗斯的经典重新恢复了地位,在文学批评中得到了褒扬,而且被大量地印刷,以唤起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驱散他们的不满情绪。”中国的儒家经典的确立就与封建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尊儒的政策有关。其次,经典的形成也离不开教育制度和文学制度。在中国,《易经》《尚书》《诗经》《春秋》和《礼记》等之所以延续了上千年,是因为封建科举考试对这些文本的不断强化。而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和“五四”文学等经典地位的确立也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考试制度密切相关。当代文学的经典的确立还与文学评奖和文学改编有关,现在被写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作品大都是获得过各种国家级权威文学奖的,而且有的还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如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能够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的,一般都被写入了文学史,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且后来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都能有效地推动作家作品的经典化。另外,莫言、苏童等人的作品之所以被大家所认可,还和他们的作品被张艺谋等电影大腕改编为电影分不开。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外部力量对文学经典的建构和强化。

  但文学经典建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外部力量不能忽视,那就是书籍报刊的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对文学经典的形成和建构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很显然,自从有了印刷术和轮转印刷机器,图书和报刊杂志的大批量印刷和出版,使得文学文本越来越具有可得性和易得性,这就扩大了文学文本传播和接受范围。更关键的是,印刷术使文学不但阅读越来越大众化,而且印刷术直接推动了教育的大众化并且使学校教育基于书籍的分层分级的专门化阅读。于是,过去那种单纯地依靠国家考试制度和政治集团的力量来控制经典形成已经不可能。文学文本一经发表或出版,就直接传递到了各个阶层的读者手中,可以说,文学经典的筛选已不可能是几位专家或政府机构里的官员的事情了。今天的学校教育虽依然能对经典的强化发生很大的效力,特别是一些文学专家和教授依然掌握着学校教育体系里的文学阐释权,但今天的学校教育方式和视角越来越多元化,也越来越开放并越来越鼓励不同意见和看法的出现,这也使得少数教育权威和学院批评家的力量在弱化,至少他们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话语霸权。熟悉媒介文化发展史的人都知道,15世纪中叶,约翰·谷登堡发明了印刷术,由于大批量印刷书籍的技术还未普及,所以在十五、十六世纪文学阅读还未能成为大众社会风尚,但随着谷登堡印刷术的普及,情形就大不一样了,而且欧洲人文主义的兴起就直接与印刷出版业的兴起及阅读的大众化紧密相关。

  翻开欧洲出版史,自从十七世纪有了出版社,文学的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儿童图书出版为例,英国儿童文学之所以大规模开出灿烂的花朵并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儿童文学的“领潮者”,就是约翰·纽伯利(1713-1767)儿童图书出版事业的开创。1745年,纽伯利在伦敦圣保罗教堂大街挂起了“圣经与太阳社”的招牌,开始了儿童图书出版事业。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儿童图书出版社,他出版的书约有二百种,他的这些书比以往的儿童读物相比,在纸张质量、印刷和装订上都要好得多,而且价格上也相对便宜。这些物美价廉的儿童图书的出版使一直以来被贵族子弟垄断的图书,变成了一般平民子女也能得到,这不但推动了儿童教育,而且还直接推动了包括儿童文学著作在内的童书创作。所以,尽管人们认定世界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山者是德国的格林和丹麦的安徒生,但儿童文学最发达、经典涌现得最多的国家却是英国,在随后的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英国的童话和儿童小说是最多最好的,涌现了《水孩子》《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北风后面的国家》《格列佛游记》等诸多名篇。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确立也直接和出版和报刊杂志有关,如果没有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及“五四”时期的《小说月报》等刊物,就很难有今天的现代文学经典。“五四”现代作家鲁迅、老舍等人就是从《小说月报》成名的,老舍的最早四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和《小坡的生日》全是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小说月报》是当时最重要的大型文学期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郑振铎主编。《老张的哲学》连载于《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七期至第十一期上,时间是1926年,这是老舍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他当时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当代文学作家王蒙、刘心武等的成名成家都与《人民文学》等刊物分不开。王一川在论述大众媒介与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时,就说过:“正是发生在晚清的以现代报刊为主的大众传播媒介革命,在传播方式方面有力地参与并促成了文学现代性和整个审美现代性进程。”某种程度上来说,“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不仅是思想革命,也是新媒介带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安徒生等欧洲经典儿童文学作家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儿童文学出版的历史,如果考察安徒生童话和格林童话等欧洲儿童文学经典的版本的话,就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生成,不仅仅是现代儿童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启蒙力量的推动,还与图书出版与报刊杂志的发行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儿童报刊杂志的出现,如果没有出版社来出版作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就不可能有叶圣陶的《稻草人》、张天翼《大林和小林》、陈伯吹《一只会飞的帽》和严文井《小溪流的歌》等经典作家作品的广为流传。今天虽然电子媒介和信息方式的变革改变了文化经典的环境,也影响了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价值取向,但图书出版在经典文化的塑造方面的力量依然不可轻视,在不断地推出新经典、淘汰旧经典的过程中,图书和报刊杂志出版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没有图书出版和报刊事业的发展,世界文学经典不会有今天这么多,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家喻户晓,深入读者的心灵。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图书出版和报刊杂志的发行,世界文学经典会传递得那么多,而且具有那么大的力量。正是因为图书出版业和报刊发行的发行业,文学作品才有了更多的读者,文学作品才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文学经典才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被更好更快地传递、阐释和解读。文学经典的魅力才会越来越长久,越来越具有难以形象的精神建构的力量。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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