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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

——以现代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张堂会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频发,产生了大量的流民。国共两党、民间团体对灾民进行了相应的救济,救济中存在的贪污腐化等人祸因素加剧了天灾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灾荒之下社会环境急剧恶化,越轨犯禁之事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激化,冲突不断升级。现代文学具体形象地书写了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表现了作家直面苦难的勇气和良知。
关键词 现代文学 民国时期 自然灾害 流民 救济 社会冲突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无年不灾,受灾区域广大,人口众多。根据有关资料的统计,在19121948年的37年间,各类灾害总计造成16698个县受灾,即平均每年有451个县受到灾害的侵扰。按照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全国共有县级行政区划2000个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处于灾害的蹂躏之下。在多灾并发的年份,全国竟有一半的国土笼罩在灾害的阴影下,如1928年有1029个县受灾,1929年有1051个县受灾。灾害的种类繁多,既有水灾、旱灾、风灾、雹灾等气象灾害,也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还有蝗灾、螟害、鼠灾、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灾害及土地的沙漠化、盐碱化等灾害,而且这些灾害大多并不是以单一的形式出现,常常是祸不单行、连续不断或交相发生。在所有的灾害中,最为严重的是水灾,在37年间全国共有7408个县受灾,年均200个县;其次是旱灾,共有5935个县受灾,年均161个县;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灾,共有1719个县受灾。[1]频发的自然灾害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危害,面对自然灾害下的大量流民,现代文学书写了不同政权和团体采取的救济措施,形象地指出民国时期的灾荒不仅仅是天灾,其中更有人祸的因素在起作用,人祸加剧了天灾造成的危害。许多作品真实形象地反映了灾荒下社会治安恶化,抢粮风潮不断,越轨犯禁之事层出不穷,人民与政府之间矛盾激化,抗捐抗税时有发生。

 

灾害下的流民

 

民国时期流民遍地,几乎每一次自然灾害都会导致一大批灾民外出逃荒求生。臧克家的《难民》描述了流民背井离乡,踏上了永无止息的流浪之旅。他们一路上忍饥挨饿、孤寂无助,被人视为异端,“人到那里,/灾难到那里”。回首故乡,“阴森的凄凉吞了可怜的故乡”,“猛烈的饥饿立刻又把他们牵回了异乡”,可异乡并不接纳他们。乌鸦都有巢可归,而他们却被当地人用枪拒之门外。[2]李尹实以同样沉痛的笔调写出了流民到处流浪彷徨的惨景,倾诉了流民的痛苦与哀伤。“忘怀了,/忘怀了我穷荒的故乡,/眼帘下浮着渺茫;/小径上刻满了我的足迹,/夜风吻着我彷徨,/流浪者的身旁啊!/枯树上不少的寒鸦和我一同哀伤。”[3]韩秀峰的《无名的死尸》描写了流民深夜无处可栖的惨象,他们只能在冷风中流落街头、蜗居墙角,被活活地饿死冻毙,“一捆稻草,/一张席把他送往荒坡。”[4]面对严峻的自然灾害,京派作家田涛已经吟唱不出婉转悠扬的牧歌,只能用笔描绘着一幅幅苦涩凄怆的乡土画卷。他的小说《灾魂》描写了黄泛区灾民逃荒的悲惨过程,刻画了在水灾中苦苦挣扎求生的流民形象,描绘了一幅悲凉凄惨的黄泛区流民图。“中国农民为了最卑贱的生存,曾经付出了包括传统人生方式、道德信条、伦理情感在内的何等沉重的代价!”[5]

灾荒下的流民为了求得生存,成群结队地迁徙漂流,虽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其去向也有一定的规律。有学者将其归纳为: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人口高压区流向人口低压区或负压区;避重就轻、避荒逐熟;向边疆地区扩散;向城市聚集。[6]大多数流民都趋于奔向城市,找寻生存的机会。由于没有一技之长,许多人只能从事低级、笨重的体力活来养家糊口。拉人力车是大多数流民选择的一种谋生之道,好多文学作品都有过形象的反映。陈雨门的《洋车夫》描写了车夫的劳累与心痛,生存阴晴难卜,“梦里回到家乡会哭醒双眸,/仅有家产已随黄水漂流;/谁敢想起明天难卜的阴晴,/无依的乡下人成群的在街前浮动。”[7]随梦醒的《车夫》也写了灾民拉车的悲惨情形,“洪水来淹没了故乡,/就终天奔跑在大小街道上;/没有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夜间睡在车斗里,/心也不能安详。”[8]除了拉车外,还有些流民靠从事一些小买卖来养家糊口。李季同的《挑贩》描写了挤进城市挑担叫卖的流民,拖着疲乏的脚步在长街短巷里干枯地喊叫着,“街头的狗,/给了他一个饥饿的清醒”。[9]有些流民流落到城里,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工作。傅尚普的诗歌《灾后》描写旱灾下人们吃尽了树皮草根,逃荒到都市寻求生路,“都市里塞满一批批失业的工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小孩大人都叫喊着饥/看样子,/恐怕要一齐卷入死亡的地狱”。[10]灾荒期间,还有许多人流徙于乡村之间,就食或移垦他乡。陈雨门的《秋》写了一群流落在外的灾民,在秋风里受着蚂蚁样的罪孽,饿着肚子,吹着冷风,不敢提起黄河底下的家乡,“家乡里,/同样有一个难堪的秋。”[11]在当时贫弱的社会经济状况下,异乡也根本不是流民的天堂。王兆瑞的《异乡》写了遭受水灾的流民流浪异乡,“异乡的土地是光秃秃的,/连仅有的树木也剥尽了皮”,“虽然男的、女的都有一双手,/一双手可难满足个肚饥!”[12]

灾荒期间,有的流民迁移到人烟稀少的地区进行垦殖或经商,最为典型的就是“走西口”与“闯关东”。山西民歌《走西口》就典型地反映了那些被迫离家出走口外的流民的形象,在小妹妹的千叮咛万嘱咐中,可以看到走口外的艰辛与危险。“走西口”的流民主要来自于晋西北以及陕北一些地区,这些地区属于黄土高原地带,植被稀少,沟壑纵横,雨量不足,生存条件十分恶劣。一遇灾年,逃荒移民就在所难免。民国时期好多民谣都反映了这种走口外的情形,如晋西北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此外还有“万般出于无其奈,/扔下亲人走口外。”关东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对灾民来说是个极具诱惑的地方。“闯关东”的流民大多来自直隶和山东,特别是山东地区为最多。原因是山东人地矛盾突出,水、旱、蝗灾频发,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好多灾民被迫去闯关东,其交通也较为便利,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其中,水路是最主要的出行路线,顺风的话一个晚上就可以到达,船票也较为低廉,是大多数灾民的首选路线。王统照的《沉船》描写了理发匠刘二带着家人去“闯关东”,准备走水路坐船到东北,由于日本小火轮超载而丧生。小说诗意地描写了他们故土难离的乡愁,对不可预知的未来怀着一种困惑和茫然。小说展示了北方农村的穷困破败和动荡不安,写出了流民的辛酸与血泪。

许多人是因为灾害被临时抛入流民的行列,大多没有谋生的本领和技能,只能沦为社会次生群体,去当乞丐、娼妓、流氓、小偷等。好多作品都描写了他们的悲惨生活,对其不幸遭遇给予了巨大的同情。刘心皇的《乞丐》写了乞丐叩门乞讨,却处处遭到冷遇,“讥笑轻视使我心烦,/健康的胃,/使我挺不起腰杆。”[13]刘暄的《打花鼓》描写了两个异乡的小孩,敲锣打鼓地使出自己学来的本领,“从街西头行到东头,/数数手中的钱,/还不够买餐充饥的馍。”[14]两个小孩表演的是凤阳花鼓,这种说唱艺术已经变成了一种流动的乞讨文化符号,其背后蕴涵了淮北流民多少辛酸与血泪。王亚平的《两歌女》描写了两个歌女面对着灾荒,“用生命的灵机换取别人的喝彩,/用青春的妩媚卜得餬口的食粮”,但比起那些惨死异乡或是被迫为娼的灾民则要幸运得多了。[15]

由于乞丐众多,人们往往很难避开那些令人生厌的乞讨。林淡秋的《饥饿的古城》描写了在绍兴遇到的尴尬情形,“在这饥饿的古城,尤其在比较热闹的大街上,你不管走到哪里,总有几个‘行尸走肉’紧紧钉住你。”作者对这些如影随形的人群留有深刻的记忆,“活人的笔尖永远描写不出他们的声音,描写不出他们的眼光,因为这是一脚踏进了阴间的人的声音和眼光。这声音和眼光直到今天还紧紧钉住我的灵魂,仿佛笑我小气,骂我冷酷,像对待死尸一样,没有一点同情和怜悯。”[16]其实作者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的义举对于数量惊人的乞丐是无补于事的。

女性本来就是弱势群体,她们灾荒期间的生活就更加悲惨了。刘心皇的《老乞妇》描写了一个年老的妇女坐在街头,伸着枯手向人乞讨,可得到的却是白眼和冷笑,心里如同剑刺。[17]陈雨门的《难妇》也描写了一位难妇的凄惨形象,“瘦孩子偎依在胸前,/噙噙乳头瞪大了眼;/她瘫软地坐在街头,/呆看人群往来的流。”[18]在这些流民当中,好多妇女被迫沦落风尘。刘心皇的《卖笑的女人》描写了在水、旱、蝗灾的逼迫下,一些妇女被迫沦落街头靠卖笑营生,隐忍地在别人的羞辱里讨生活。[19]流萤描写了旱灾之下,穷人家的姑娘被迫加入到这种特殊的“人肉市场”,“在巩县,这个小的街市,以往并没有多少娼妓,但在今天,却每家旅社都充斥着猥亵的影子和淫秽的笑声。”因为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太多,每天的所得仅仅是一斤六两米,并且还是生意好的时候。[20]

在灾荒的打击下,许多灾民要么去吃粮当兵,要么铤而走险去当土匪。贝思飞曾精辟地论述了这种现象,“贫困,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21]范长江曾讲述一个农民为饥饿所迫,只得去当土匪的惨痛故事。1937年春荒期间,一个四川农民沦为土匪被抓,一位官员对此感到奇怪,问他为什么不种地而要去当土匪,这个农民说:“你看看我的肚子就会明白。”情况确实是这样,这个农民被处死后进行尸体解剖,发现他的胃里除了草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22]周启祥的《农村夜曲》里写到农民为生活所迫,只得去当兵或做土匪,“饥饿把年轻人从故乡赶走/随土匪或当炮灰都无所谓/人生可选择的道路并不多/就到处流浪混日子等死吧/失去了一切的信心和勇气”。[23]

 

灾害下的救济

 

中国传统上是一个靠天吃饭的农业大国,自然灾害极大地影响了农业的生产,灾荒下的流民对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明王朝就是由于陕西大旱,在流民起义的号角声中逐步走向灭亡的。灾荒时刻威胁着统治者的政权,历朝历代对灾荒都非常重视,有着严密的防灾、报灾、救灾的政策与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机制——“荒政”,即救荒之政。先秦时期就有了荒政的萌芽,经历了汉魏的初步发展,到了宋代已臻成熟,明清则更加完善发达。民国时期由于国家的衰弱,军阀混战,政令不畅,好多荒政名存实亡,对灾民的救济收效甚微。但是面对严重的灾情和遍地的流民,国共两党以及一些民间团体对灾民都进行了相应的救济,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效果。

好多文学作品都描写了国民政府在灾荒中对灾民的救济,其救济方式和传统荒政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有急赈、工赈、移民就食、放贷等几种。

急赈的主要形式有几种:发放赈款或食品救济灾民;设立粥厂施粥;设立收容所收留难民。萧乾在《流民图》里描写发放食品的场景:在一块铺有草席的空地上,堆满了小山一样的黑馍馍。成群的绿头苍蝇飞来叮在那些馍上,四周围聚着一大群灾民。士兵一五一十地数着,把馍扔到各个灾民组长的口袋里。“组长睁大了眼睛点着数,难民组员在人丛里也不放松地守着。少了一个馍馍在他们是受不住的一桩损失!”那种如临大敌和一丝不苟的神情令人震惊。范长江在《川灾勘察记》里描绘了一次施粥的场景,让人为之动容。“源源而来的灾民,鸠形鹄面,扶老携幼,呼娘唤女,挤满了城边一大广场。一位中年妇女,手里抱着一个小孩,背上还背了一个,她自己已经饿得东歪西倒,为了她心爱的孩子,也得挣扎到集合场。八九十岁的老翁,眼睛已看不大清了,还由他的孙女扶着来领粥票。许多无父母的灾童,在饥饿与疫病交相攻击下,到了粥场已经倒卧不能起了。”[24]他们这样辛苦奔忙,一次只能领到一张价值一分二厘五毫的粥票,可以换来一碗粥,并且要十天半月才能发放一次。

刘心皇的诗歌《第一天》描写了以工代赈的救济方式,一群遭受水灾的流民结束了凄惨流浪的生活,“唉!用劲地掘着石子/也蒙遮不住悲凄的记忆/洪水咆哮着翻了起来/灾难的鞭打在脸上和心底”。[25]他们在工地上辛勤地劳作,但还是无法忘记水灾留下的痛苦记忆。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揭露了工赈中存在的一些弊端,潆溪河的灾民借钱去参加筑路工程,可完工后二十多天还没拿到应得的工资!川鄂路的工赈中存在的弊病就更多了,灾民低廉的工资在旱后物价腾贵之际,自己都难求一饱,更别指望能有多少节余。工赈的条件十分恶劣,“工人沿路借人家寄宿,无被无草,疾病传播甚速,故工人多带药罐做工。甚至有若干工人,每日除单纯吃稀饭外,白盐亦无缘入口。所以参加工赈的工人,十天八天之后,得病的很多。”在义赈征工的名义下,有些农民非死即病,遭遇甚是悲惨。“许许多多的农民被征调到远方修公路,自己的口粮,自己的劳力,自己的工具,自己的路费,一切都是自己办妥,远去他乡。大多数贫农备不起口粮,只好枵腹从公,既无住所,又无医药,只好一批一批地告别人间了。”[26]

民国时期由于交通运输能力有限,将大批的救灾物资运到灾区很困难,一些急赈措施很难奏效,政府就组织灾民迁移到生活相对较好的地区去就食,以缓解重灾地区的饥荒压力。萧乾的《流民图》描写了遭受水灾的鲁西难民在济宁等车时拥挤、混乱的惨状,他们不知道火车会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可怜的流民,像一片片浮萍,茫然地在灾难中漂流。”李蕤描写了河南灾民转移到陕西就食时的混乱状况,许多灾民惨死路途。“陇海铁路,在灾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释迦牟尼的救生船。他们梦想着只要一登上火车,便会被这条神龙驮出灾荒的大口,到安乐的地带。”好多人攀着栏杆坐在车顶上或坐在车厢连接处,从车上摔下来血肉模糊地躺在洞口前、天桥下。夜晚下起了雪,火车顶盖上的一些灾民经受不住饥寒交迫就死掉了,被看成是生命线的陇海铁路成了许多灾民生命的终结线。那些侥幸到达西安的灾民,也没能得到当局有效的安置,宽阔繁华的西安街道上看不见难民,“原来是为了市容的雅观,根本不准这些破烂的人群到市内去。”灾民都集中在西安的东关和北关,“有许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条小沟,再从小沟掘挖小洞,一家人便蛇似地盘在里面。”[27]虽然侥幸逃到西安,有许多人还是活活饿死了,有些则在灰心绝望后全家自杀。

在急赈、工赈外,国民政府还实行农赈,借贷给农民。1931年水灾期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把借来的美麦拨交华洋义赈会,用来放贷以复兴安徽、江西两省的农村。灾情减缓之后,财政部还继续向美国大借棉、麦,导致了美棉、美麦在中国的大量倾销,农产品价格大跌,许多农民无力偿还贷款,美国把在通货膨胀中的损失转嫁到了中国老百姓身上。一时间丰收成灾,好多文学作品都对此作了反映。曹聚仁以敏锐的眼光洞察了这种慈善背后的倾销实质,“在圣人的书里,从未有‘倾销’字眼;有之,则‘救灾恤邻,国之本也’。洪水泛滥于中国,有尧舜之君,叫后稷借美麦以拯灾黎;在美国是救灾恤邻,在中国是皇恩浩荡”。[28]吴组缃的《黄昏》、《一千八百担》、《樊家铺》等好多小说都提到了皖南农村美麦倾销所造成的破产情形。郭伯恭的《放赈》揭露了地主李大爷借青黄不接之机放赈,以五升美麦的价格换取灾民的一亩好地,村人们还都夸他是个好人,而他却“愿今年仍不落雨,/明年再来一次放赈!”[29]王亚平的《破旧的机杼》描写了一个农妇由于洋布的倾销,家庭陷入困境,“谁料到过剩的洋布卷入乡村,/希望,像狂风扫灭残余的烛光,/土布再不能换到一星柴米,/城里的布市也筑起高大的围墙。/连年荒旱炙掉阡陌的禾苗,/繁重的捐税蚀去农村的健康,/纵有伶俐的身手已无处施展,/坐看杼被尘封,机身上结出蛛网。”最后只好“忍痛把机杼劈做柴烧!/宛似宰杀我亲爱的儿郎。”[30]

真正能够正视灾情,勇于承担救灾重任并取得切实成效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政权。民主政权主要采取了急赈、工赈、社会互济、生产自救等救济方式,此外还有移民就食、放贷、平粜等。虽然其本身经济基础薄弱,还处处受到国民党或日伪的经济封锁,但他们能够充分发动民众进行生产自救,探索出一条与国民政府完全依赖政府赈济大不相同的救荒道路。

范长江高度赞扬了抗日民主政权兴修水利、防灾除弊的伟大事业,“经济建设事业亦已部分实行,如苏北阜宁以东之海滨,海啸每发,辄淹数县。过去修海堡者数十年未尝完成,盐阜区行政公署于数月之内筑成二百余里长堡。后数日海啸大发,但数百万居民已可高枕无忧矣。”[31]阜宁民主政权首任县长宋乃德克服了粮草不足、阴雨连绵等困难,同时还要对付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以及土匪的破坏,建成了一座高大坚固的海堤,当地人称“宋公堤”。阜宁地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无有冲家祸,/每闻潮声思宋公。”[32]阿英曾搜集宋公修堤的感人事迹,编写了剧本《宋公堤》,同时还在《新知识》上发表长文《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以此表达根据地人民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权的赞叹与感激之情。

边区政府大力扶植灾区人民发展纺织、运输、榨油、造纸、煤窑等农村副业和手工业,不但增加了灾民的收入,帮助他们度过了灾荒,还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其中运输和纺织两项成绩尤为突出。康濯的小说《灾难的明天》就以此为背景,描写了在严重的灾荒期间,边区政府组织发动人民救灾度荒的故事,不但使得他们走出了灾荒的阴影,而且使他们走出了精神的困境。农民祥保家庭不和,老婆春妮以离婚相威胁逼着他去逃荒,母亲则坚决反对。村农会主任老吴组织大家生产自救,发放贷款动员男人去跑运输、妇女搞纺织。他找祥保合股外出搞运输,“我出牲口你跑道,赚了,对股劈;赔了嘛,贷款路费都算我的!”从没出过远门的祥保被说动了心,结果第一趟就赚回了半斗玉米,信心十足,放言要赚一条驴回来。春妮也开始学起了纺线,老吴劝导她向老把式的婆婆学习,婆婆看到自己的手艺又发挥作用了,便开始指点春妮,晚上还点灯对纺,展开生产竞赛。林漫的小说《家庭》也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描写一个家庭在生产救荒中婆媳关系得到了改善,赞扬了边区政府生产救荒的方针政策,反映了劳动妇女地位的提高,展现了生产救荒给人们带来的崭新的精神风貌。

此外,边区政府还厉行节约,开展社会互济、互助运动。戏剧《三石粮》描写了边区政府为了防旱备荒,大力提倡婚事俭办。一对年轻人小红和徐有娃在此号召的影响下,准备节俭办婚事,但父亲徐焕亭执意要卖粮办场体面的婚礼。有娃把要卖的粮食存放到义仓以备度荒,让领导出面说服父亲取消了卖粮的念头。当年绥德的党政军民为徐特立七十寿辰祝寿,徐老写了一首自寿诗答谢,反映了边区政府节约度荒的移风易俗之举。“瓜果代鸡鸭,清茶代酒浆。/题字代寿联,词短意更长。/诗文写性情,所贵非颂扬。/纸笺不拘格,百纳愈琳琅。/不落旧窠臼,吾党破天荒。/祝寿破常例,推广到婚丧。”[33]

灾荒发生后,一些民间团体也对灾民施行救助。民间救济首先是从宗族内部开始,由于有着宗族血缘关联,家族救济很容易得到家族内部的认同,形成一种家族自救的传统。吴组缃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对义庄就多有描写,义庄的财产用来维修祠堂、兴办学校,此外还要救济生活困难的族人。遗老鑫憔老头子提议领取古稀俸,说明义庄曾经对老幼妇孺提供一些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这些都是一种典型的家族民间自救的反映。家族间的救济可以保护家族内部的族人免遭饥荒,同时还可以集中家族的力量去兴建一些小型的水利工程,而这些工程单靠一些个体农户是无法完成的。除了宗族内部的救济外,还有一些扩展到宗族外部的互助救济组织。近代以来,国外的一些救济机构和模式也被大量效法,救济和慈善组织更加普遍,诸如育婴堂、养济院、普济堂、红十字会等也都纷纷涌现,像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赈会等机构在民国时期的灾荒救济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流萤在《友情的巨手》中描写了民间救济的情形,刻画了国际友人的形象。在19421943年河南灾荒的救济中,许多外国牧师组织起来,通过设立粥厂、办收容所、建难童学校等方式来救助灾民。其中,郑州的国际救济会的救灾工作入手最早,成绩显著。“他们已经办起的,现有四个粥厂,容四千人,一个难童学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两个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统计起来,共计五千八百八十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34]他们一天到晚不停地奔走劳碌着,不遗余力地抢救那些处于死亡威胁中的难民。七十多岁的谢可法老牧师尤其令人敬佩和感动,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主张发放过程简化手续以节省开支,避免经手人的贪污挪用。“一个人一个月经手两百多万的开支,这是如何可惊的事,按中国的习惯,这庞大的开支不知得多少人经手呢。”[35]让人更为感动的是,他们不但不辞劳苦地救济灾民,彼此之间还展开认真的竞争,都想为各自所在地的灾民多争一些救济金,还因此争吵埋怨起来。作者不禁感叹道:“用的是友邦的钱,救的是我们的人,他们不仅不辞烦劳,而且还那么认真地竞争着,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尤其是负有人民生命责任的人,是应该知所惭愧,知所感奋的。”[36]

 

灾害救济下的人祸因素

 

民国时期灾荒奇重,与救济过程中的漠视民命、赈灾不力、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关系。许多文学作品都描写了赈灾过程中的阴暗面,灾民得不到应有的救济,致使灾荒愈演愈烈。蒋牧良的小说《雷》借雷电这种自然现象,含蓄巧妙地揭露了放赈官员借救济发灾难财的虚伪面孔。团总乔世伦在发给灾民的三百担赈米中做手脚,掺进了许多河沙和糠秕,从中克扣了一百担,然后拿着收据去提米。由于雷电交加,迷信的他被祖师殿中的幽灵抢走了收据。这个幽灵并不是什么“雷公”,而是被人们称为大慈善家的赈济专员韩八太爷,他偶然之中发现了乔世伦的秘密,于是就装神弄鬼、趁火打劫,把一百担米的收据抢到自己的手中,命令放赈的船只连夜开回城里,侵吞了乔世伦克扣下来的赈米。小说把一群发昧心财的小丑形象置于雷电的审判之下,无情地揭露和嘲讽了救济当中的腐败现象。

林淡秋的小说《散荒》描写了灾荒之年,政府宣布“散荒”救济灾民,人们满怀希望地盼望着政府官员的到来。可等到头却是空欢喜一场,每家每户只能领到几升米,对于灾民来说等于杯水车薪。农民阿六就向散荒人员提出抗议,要求加米、加钱或要衣服,被官兵抓了起来。灾民在事实面前终于明白,政府的赈济只是欺骗愚弄人民的把戏,阿六嫂愤怒地把领来的赈米倒进了污水沟里。石灵的小说《捕蝗者》描写了农民与蝗灾苦苦抗争,直到累死在田里,而警察还强行拉走他家的牛来抵清乡费。等蝗虫没有了踪影后,县长才派专员下来监督灭蝗除害,还发布告示要求人们务必殷勤招待。小说在含蓄中带有幽默,辛辣地讽刺了政府当局在天灾面前见死不救,对农民进行无情的掠夺,剥下了其“救灾除害”的虚伪面具。易巩的《杉寮村》描写了潮汕地区客家农民的苦难生活,通过贫苦农民张二婆的发疯,揭露了赈灾者的虚伪、凶残。他们借机大发灾难财,走私贩卖平粜米,骗取灾民的血汗钱然后携款潜逃。沙汀的《代理县长》刻画了一个在灾民身上打主意的代理县长的形象,他想出了劝诱灾民买票候赈的主意,还无耻地嚷道:“瘦狗还要炼他三斤油!”揭露了地方官吏对灾民的竭泽而渔,讽刺了统治者暴虐无耻的统治行径。

 

灾害下的社会冲突

 

在严重的灾荒下,社会环境不断恶化。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治安恶化,越轨犯禁之事层出不穷,匪患四起,灾民哄抢食物行径风行;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矛盾激化,灾民抗租抗税斗争不断发生,甚至发生暴动,与当局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

灾荒下社会治安恶化,匪患四起。冯沅君的散文《劫灰》追忆了自己故乡被土匪劫掠的经过,描绘了土匪来临时风声鹤唳的气氛,刻画了乡民在匪患下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形。一个母亲害怕被土匪发现,竟把女儿活活地给闷死了。散文描写了土匪横行、祸乱乡间的图景,乡村时刻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到处都是一片劫灰,人们大批地离家逃难,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的边缘。陈雨门的诗歌《除夕》通过对比的手法,描写了在匪患的威胁下,除夕夜家家户户紧闭大门,再也没有了以往热闹的景象,“也不知村里人逃往何方?/一所房锁一个凄凉。/谁也管不了明天就是新年,/春风里会带来多少吉祥?/……有几家还能愁对一盏颤跳的豆油灯?/在留心着远近的声声犬吠,/到天明又庆幸着仍是一次虚惊。”[37]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许多的兵匪。那些溃退的士兵因为有枪械和组织,其危害性比土匪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些部队与土匪暗中串通,在暗中给土匪以支持,形成了兵匪一家的现象。闻一多的《荒村》描绘了兵灾之下人烟断绝的凄惨景象,农民们抛弃了家园去逃难,村庄是一片荒凉。臧克家《答客问》描写了农村在兵灾和水灾的打击下,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农民被饥荒折腾得疲弱不堪。“不是闹兵就是闹水灾,/太阳一落就来了心惊,/头侧在枕上直听到五更,/饥荒像一阵暴烈的雨滴,/打得人心抬不起头来,/头顶的天空一样是发青,/然而乡村却失掉了平静。”刘心皇的《夕阳》描写了人们在枪声中惊悸不安,百姓无处逃避的凄惶景象,“不知道哪是兵,哪是匪?/都一样的躲避,/天地虽大,/贫弱人失去了住地。”[38]郭伯恭的《民隐》描写了剿匪的部队开到镇上,大肆勒索百姓,对匪患下的人民无异于雪上加霜,“村人们满怀希望,/顿时全变成了失望。/说什么为民请命,/还不是小百姓们遭殃。”[39]张恨水对灾荒下兵匪为害百姓的行为也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头抬,要救苍生口号哀;/只是兵多还要饷,卖儿钱也送些来。/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去匪来屠不尽,一城老妇剩三人!”[40]

灾荒期间,灾民被迫去抢粮和吃大户,哄抢食物一时风行。流萤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一个老头在十字路口伏地痛哭,肩上搭着一个空的口袋。原来他卖掉锄头镰刀买了一升米,回去救病中的孙子。不料一个乞丐从后面抽开扎袋口的绳,米撒了一地,四周的小孩一窝蜂地围上来乱抓乱抢。等到警察赶来驱散小孩的时候,他的米早被那些小孩连同生土一起吃掉了。[41]范长江的《川灾勘察记》中描写了灾民不顾性命哄抢萝卜的情形。那些运萝卜的船只知道沿岸灾民太多,不敢靠岸过宿,就把船停在河心。然而灾民竟置水深不顾,男女老幼向船蜂拥而去,淹死了不少人。“治安当局出而镇压,也没有人肯如平时那样听任指挥,有抢得萝卜之饥民,警察强其退还,乃将所持萝卜每个皆猛咬一口,意在即令退回,物主亦无法再卖,或可因而惠赐以供一饱。”[42]

一些小说和戏剧也描写了饥民被饥饿所迫,聚集起来去哄抢食物。莎寨的《四月的苜蓿风》描写北方农村遇上荒年,那些濒临死亡的饥民冲向地主的苜蓿地哄抢起来。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里写了天气大旱,一大批无法生存的穷汉抢走了祠堂里的稻米。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写了一群灾民得不到赈济,被逼上梁山,一齐冲向了省城。旅冈的戏剧《水》描写了1931年春夏之交,湖南洪水泛滥,大堤决口,人们四散逃命。这群逃难的人流来到了镇外,镇长和官府的救灾人员哄骗他们说不久就会有粮食,同时派军警四处巡逻,防止饥民起来暴动。这群饥饿的灾民慢慢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的贫苦处境正是那些官府和富人剥削压迫造成的。他们在饥饿的驱使下,把军警、法令置之脑后,一起向地主的粮仓冲去。戏剧《抢米》描写了1939年年底的上海,奸商囤积居奇,愤怒的饥民把米店抢劫一空。

在灾荒的年景下,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些灾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奋起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范长江在《川灾勘察记》描写农民拒交税款,被政府关押后还要自备食费,勒索至极。政府强迫收取验契费,迫使许多灾民起来反抗,有些人将地契直接奉送给那些催款的人;还有些人故意犯法,希望被抓进牢里能有口饭吃。刘心皇的《黎明》描绘了农人在水、旱、蝗灾之下,还被逼交纳各项捐税。因为实在没有东西可抵捐税,善良的人们被抓走,“全村镇都充满了愤怒的空气”。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下,他们开始觉醒,准备勇敢地投入战斗,“流血事件疯狂般在乡间演变。”[43]

在严重的灾情下,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灾民有时甚至会发生暴动,与统治阶级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洪深的《五奎桥》描写了江南农村久旱成灾,农民与乡绅地主围绕拆桥与护桥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李全生挺身而出带领农民冲破种种阻挠,勇敢地驳斥了周乡绅,最终在锣鼓声中强行拆掉了“五奎桥”,痛打了周乡绅和法院来的人,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士气和威风。台湾作家马木枥的小说《西北雨》描写了农民在久旱无雨之际,聚集起来偷放官府沟水来浇田,与看水的警察打起来,后来遭到了大部队的围攻,与军警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更为激烈的是许多灾民自发组织起来,与国民党武装部队进行对抗。例如1944年豫西的老百姓到处截击为害百姓的国民党溃兵,缴获他们的枪械、大炮和电台,甚至枪杀部队官兵,给国民党军队造成重创。戏剧《桐柏民变》以此事件为背景,揭露中央军28师师长赵东威坐镇中原,不顾洪水造成的灾荒,逼粮催款,残酷杀害要求减缓捐税的老百姓,致使河南灾民被迫起来围攻国民党部队,较为翔实地反映了灾荒之下官逼民反的严酷事实。

阿马蒂亚.森对于灾荒形成的原因做过精辟的论述:“虽然饥荒总是包含着饥饿的严重蔓延,但是,我们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会影响到遭受饥荒国家中的所有阶层。”[44]这就说明灾荒现象的出现不是粮食供给不足,而是取决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粮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社会中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又决定于法律、经济、政治等社会特性。具体分析民国时期灾荒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中涉及到政治窳败、军阀混战、兵匪横行、水利失修、民智低下、囤积居奇等各个方面,也与救济过程中的漠视民命、赈灾不力、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关系。现代文学直面现实,描绘了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的文学画卷。虽然有些作品趋于简单直白的暴露与控诉,有些作品左翼倾向鲜明而艺术建构有嫌薄弱,但作家在克服倾向表面化与描述模式化、拓展灾荒文学的广度和深度上进行了执著的探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成绩。

 

注释:

[1]夏明方:《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537页。

[2]臧克家:《难民》,《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第八集,香港文学研究社1968年版,第291页。

[3]李尹实:《流浪者的哀歌》,193627《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第4期。

[4]韩秀峰:《无名的死尸》,193643《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第12期。

[5]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页。

[6]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5页。

[7]陈雨门:《洋车夫》,1937216《河南民报》第8版。

[8]随梦醒:《车夫》,1936313《大华晨报》副刊《沙漠诗风》第9期。

[9]李季同:《挑贩》,1935527《河南民报》副刊《秋鹰》第18号。

[10]傅尚普:《灾后》,周启祥主编:《三十年代中原诗抄》,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2页。

[11]陈雨门:《秋》,19341116《河南民报》副刊《平野》第8卷第7期。

[12]王兆瑞:《异乡》,同10,第202页。

[13]刘心皇:《乞丐》,1936515《沙漠诗风》第18期。

[14]刘暄:《打花鼓》,193543《风雨周刊》第9卷第8期。

[15]王亚平:《两歌女》,《王亚平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25页。

[16]林淡秋:《饥饿的古城》,《林淡秋选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

[17]刘心皇:《老乞妇》,1935822《新诗世纪》第13期。

[18]陈雨门:《难妇》,同10,第156页。

[19]刘心皇:《卖笑的女人》,1936131《沙漠诗风》第3期。

[20][41]流萤:《风砂七十里》,《前锋报》1943410

[21][]贝思飞:《民国时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22]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19377月第9卷第4期,第125页。

[23]周启祥:《农村夜曲》,周启祥主编:《30年代中原诗抄新编》,豫内资料准印通字汴发第9503号,1995年版,第474页。

[24][26][42]范长江:《川灾勘察记》,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上卷》,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544页。

[25]刘心皇:《第一天》,同23,第249251页。

[27]李蕤:《无尽长的死亡线》,《前锋报》1943219

[28]陈思(曹聚仁):《米、麦与鸦片》,《涛声》193210月第1卷第27期。

[29]郭伯恭:《放赈》,同23,第7374页。

[30]王亚平:《破旧的机杼》,《王亚平诗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960页。

[31]范长江:《苏北根据地观感》,《范长江新闻文集?下卷》,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5页。

[32]韩建勋主编:《盐城人物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33]徐特立:《七十客绥,哀吕梁灾民并自寿》,《十老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167页。

[34][35] [36]流萤:《友情的巨手》,《前锋报》1943417

[37]陈雨门:《除夕》,同10,第156158页。

[38]刘心皇:《夕阳》,同10,第253页。

[39]郭伯恭:《民隐》,同23,第7273页。

[40]张恨水:《燕归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43]刘心皇:《黎明》,19367月《海星》创刊号。

[44][印度]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8页。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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