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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见在书目》的学术价值

陈俐
内容提要 《日本国见在书目》(一卷)由日本学者藤原佐世于宽平年间(889年—897年)奉敕编纂。此目成书于《隋志》和两《唐志》之间,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模仿了《隋志》分类的结构和次序。此目对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等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关键词 《日本国见在书目》,《隋书》

《日本国见在书目》(一卷)由日本学者藤原佐世于宽平年间(889—897)奉敕编纂。此目共收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

全书分类几乎与《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的基本结构和次序相同。经部为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异说、小学;史部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土地、谱系、簿录;子部为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集部为楚辞、别集、总集等40类。但试比较《隋志》四部后所分四十细目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分四十目,后者亦略有变化。如把“谶纬”改为“异说家”;把“地理”改为“土地家”,名称上有所变化。此外,道教的位置亦有所不同。在中国隋唐时,佛、道二教并盛,但又都不能与儒教并论,故只能略举其部数、卷数、书名、叙录作为附录而已;在《见在目》中,未见佛教典籍的分类处理,至于道教,只在第二十五类“道家”目下附收道教之书。《见在目》只是把七纬作为附录,未作任何说明。

《日本国见在书目》编纂于9世纪后末期,《隋书·经籍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1]。且《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隋书》(85),《隋志》已于9世纪前传入日本无疑。《旧唐志》成书于后晋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新唐志》则成书于宋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两《唐志》晚出于《见在目》。从以上对比和分析不难看出,此目成书于《隋志》和两《唐志》之间,模仿了《隋志》分类的结构和次序。

此目对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日文化交流史等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见在目》不仅可补《隋书》、两《唐书》史志目录所收书之佚阙,而且可以据此了解当时书籍的流行状况

以集部为例,此目中有多种书籍可补《隋志》、两《唐书》者:《谢吏集》《刘豫帝集》(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作《刘豫章集》三志亦无)《江陵公集》《新注王勃集》《沈灼集》《沈灼后集》《鲁集》《萨后集》《玄焚集》《玄奘集》《醉后集》《释惠精集》《江令集》《张野人集》《河南子集》《无名集》《慧静师集》《静泰师集》《惠文太子集》《吴严集》《令集》《张文成集》《田游岩集》《姚纳集》《马氏集》《李山人集》《张谔集》《英藻集》《杨齐哲集》《无名集》《李特进集》《剧华文集》《湘东王集》《李少通集》《贺兰遂集》《李白歌行集》《岑集》《卢升之集》《李登集》《王梵志集》《释太闲集》《杨广集抄》《白云集》《君彦集》《君彦集私记》《愚公集》《释复礼集》《泡太尉王氏集》《岳阳诗》《张援集》《赵公集》《释灵宝集》《徐陵笔集》《西平公集》《崔寔集》《李河间集》《李澄之集》《道高法师集》《王梵志诗二卷》《元思敬集》《则天大圣皇后集》《武媚娘》《御制王照君集》《释波崘集》《释怀义集》《文祖集》《李氏哀词》《游仙窟》《朱子奢集》《南充郡太守敬集》《进士富炜杂文》等。

再如,史部中《史记新论》《太史公史记问》《汉书问答》《汉书私记》《侧子春秋》《陈帝纪》等,亦均失载于隋,唐三志。

这些在三志中失收的书籍有很多应该说在当时是流行的。如:《张文成集》(9),《旧唐书》卷一四九载: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字文成,聪警绝伦,书无不览。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鸑鷟也,为凤之佐,吾儿当此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选中,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下笔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天后朝,中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曰:“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这段记载清楚地证明了《张文成集》在当时流播的广泛。毫无疑问,他是唐代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值得注意的,《隋志》别集目录极少录释僧别集,两《唐志》中其数量也极有限,而《见在目》中却载录了不少僧人别集,这些书籍几乎未见三志载录。这为我们了解历史上僧人创作情况、作品流播途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判断:唐时,日本人与中华僧人交往是极为密切的。他们带回许多在中国未曾流传的释僧别集。这些日本人当中,应该有不少的佛教僧侣。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佛教僧侣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关注较少,这方面的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见在目》中所透露的相关信息,正可以解决其中的不少问题。

二、《见在目》中提供的书籍和作者等线索可与中国史书中的材料互为佐证、补充

如《见在目》集部中有《张昌龄集》(十卷),而《旧唐书经籍志》未见《张昌龄集》载录,《新唐书艺文志》又录《张昌龄集》二十卷。《旧唐书文苑传上卷一九○上》载曰:

张昌龄,冀州南宫人。弱冠以文词知名,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贞观二十一年,翠微宫成,诣阙献颂。太宗召见,试作《息兵诏草》,俄顷而就。太宗甚悦,因谓之曰:“昔祢衡、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汝才不减二贤,宜追鉴前轨,以副吾所取也。”乃敕于通事舍人裹供奉。……文集二十卷。

从其传记可以清楚看出,张昌龄文词知名,才华横溢,有文集二十卷遗世。因此,他的集子东传日本是在情理之中。这些材料正可以互为佐证、补充。

再如,《见在目》集部载《武媚娘》(1),《隋志》和两《唐志》均不著录。两《唐书》中只是提供了相关记载:

景龙二年春,宫中希旨,妄称后衣箱中有五色云出,帝使画工图之,出示于朝,乃大赦天下,百僚母妻各加邑号。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上表曰:“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旧唐书卷五一》)

隋开皇末,为太子洗马。皇太子勇尝以岁首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自请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旧唐书卷六二》)

永徽后,民歌《武媚娘曲》。(《新唐书卷三五》)

天后世,歌《武媚娘》。(《新唐书卷七六》)

事隋为太子洗马。太子勇宴宫臣,左庶子唐令则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新唐书卷九九》)

可见,《武媚娘》在唐时非常流行。而具体卷数,我们在域内史料中无从知晓,《见在目》中的记载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三、《见在目》又可补充、校订《隋志》和两《唐志》之疏误

我们知道,两《唐志》的著录多采自盛唐开元时期毋煚编撰的《古今书录》,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问世亦在宽平年间(889—897),相当于我国晚唐昭宗在位(889—904)时期,中外两种著录正可以互为佐证,应属可信。

比如,《文选钞》和《文选音决》这两种书,在《文选集注》里皆不署撰人。遍检我国历代书目,惟见两《唐志》著录“《文选》六十卷,李善注。又六十卷,公孙罗注”及“《文选音》十卷,萧该注。又十卷,公孙罗注”。而日本藤原佐世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文选钞》六十九,公孙罗撰”、“《文选音决》十,公孙罗撰”。这正可以补充两《唐志》著录之疏漏。

再如“《晋纪》邓粲撰,《晋阳秋》孙盛撰。《隋志》两书相连,《旧志》误读为邓粲撰《晋阳秋》,今本《旧志》又误作《晋阳春秋》,为东晋简文郑太后讳,当时著书名春秋者皆曰阳秋,后人于字旁注字,遂连写为晋阳春秋。《新志》既出孙盛书,又沿《旧志》之误,重出邓粲书,失考”[2]。又其卷数,《隋志》作三十二卷,两《唐志》均误作二十二卷,《日本国见在书目》作“《晋阳秋》三十卷,孙盛(原讹作咸)撰”,书名撰者都与《隋志》同,正足以订证两《唐志》之误。惟卷帙缺二卷,疑传入日本者已有残佚,然亦足证两《唐志》“二”系“三”缺笔之讹。故此书可与隋、唐诸志参互补充,考见古书流传之厓略,辨其真伪异同,颇值得学者重视。

四、《见在目》为中日文化交流史、我国区域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和佐证,增添了新鲜的内容

   《见在目》展现了中国古代典籍流行日本的情况,是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文献之一。据《见在目》的载录,可以知道:在平安朝前期,伴随着遣唐使的派遣,许多汉籍得以渡海输入,如王勃、刘希夷、骆宾王、杜审言、宋之问、陈子昂、王维、李白、王昌龄等人诗集的输入,甚至中唐的白居易的集子在当时的日本也可以看到。

同时,把《见在目》与碑刻及其它史料结合起来,相互印证,可为我国地区对外交流史、地区对外交流史等区域史的研究提供一些佐证,增添新鲜的内容。如贺兰遂,《日本国见在书目》中有其集二卷,《千载佳句》中存其诗十多联,但其生平一直无从考索。但《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载《唐故河南贺兰府君墓志铭》)。两者资料相互结合,可为唐代文学的研究增添新的内容。

此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我们在使用时需注意:是书讹脱甚多,如“王昭君”讹作“王照君”,“袁彦伯”讹作“苑彦伯”,“孙盛”讹作“孙咸”,“《大业略记》”讹作“《大亲略记》”等等,多系音同或形近之误。其余书名题写,可疑者亦颇多。我们在使用该书目时,可参考日本学者的校注成果,如小长谷惠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解说稿》(日本东京小宫山书店刊,昭和三十一年十二月)、狩谷望之《日本现在书目证注稿》(正宗敦夫编纂《日本古典全集》卷七,昭和三年)等。

 

注释:

[1]高路明《<隋书经籍志>的编制及其学术价值》(载《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奉诏续修五代史志。……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五代史志修成,由长孙无忌领衔奏上。五代史志共有十篇,其中的《经籍志》成于魏征之手。第84页。

[2]《陈垣史源学杂文》“《廿二史札记》七《晋书》条末引唐艺文志订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作者简介] 陈俐,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原载:《文教资料》2007年8月号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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