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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文人的政治命运---天下可忧非一事 书生无地效孤忠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刘扬忠先生

刘净植
内容提要 宋代看起来是古代中国最优待知识分子、最重视文教事业的朝代。但这意味着“文人参政”的春天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唐代“以诗赋取士”,天下读书人为出人头地都主攻文学,这为唐代成为一个文学盛世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又造成了文人知识结构不合理,学问相对浅薄。
  ◆印刷术的成熟和科举制的改革,刺激了宋代读书人对文学之外的书籍的研究热情。对于没有思想、没有安邦治国理论的一般文人,学识渊博的宋代知识分子是瞧不起的。
  ◆宋代看起来是古代中国最优待知识分子、最重视文教事业的朝代。但这意味着“文人参政”的春天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图2为《西园雅集图》(局部),华品山绘。西园为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第,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李公麟、晁补之、秦观等16位名士曾应邀做客。“西园雅集”由此成为国画的一个著名题材。
图3为《朱熹著书图》及朱熹手札。以他为代表的一些士人宁愿脱离政治实体,专心于研究、著述和教学,为后代留下了可贵的思想财产。

  一向喜欢揭秘的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近期热谈李白的从政经历,一代大诗人郁郁不得志的坎坷际遇莫不与“参政”二字相关。这又引出一个似乎老生常谈的题目:中国历史上文人参政大多是个悲剧。一种普遍容易被接受的观点认为,文人从政的悲剧,在于其报国理想、政治抱负在昏聩的统治阶层面前、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的毁灭。当记者带着问题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扬忠时,他认为,这是一个过于笼统和简单的说法。

  ■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李白、杜甫的“才高八斗”是指其政治才能

  刘扬忠先生说,历代人们总是说李白、杜甫怀才不遇,然而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在唐代都并非没有过参政和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两人都曾受到皇帝的隆重礼遇,但最终失意的结果,并不能仅以皇帝的昏聩和奸人陷害来解释。事实上像李、杜这样的大诗人,除了留下锦绣诗篇让后世景仰之外,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他们的“才高八斗”是指其政治才能,相反从李白误投叛王李璘、杜甫上奏力保因不会用兵而导致全军覆没的官员房琯等举动来看,他们都属于缺乏政治判断力的人。因为出众的文学才能而认为自己应该是受到重用的宰相之才,这种错位大概才是李、杜这类文人参政的悲剧所在。

  事实上,将文学才能等同于政治才能所造成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刘扬忠先生告诉记者,这种悲剧的产生与儒家“重文轻武”的传统相关,《论语》中说儒士便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文人对于掌握知识以入仕之外的其他工作都瞧不起,孔子就曾嘲笑过弟子想学习行商和农业知识的想法。历代的统治者多看重文学,魏晋时期曹丕还曾把文学尊到国家的最高地位,称之为“经国之大业”。文人参政在汉代以后逐渐制度化,科举制度更是“学而优则仕”的最终体现。文士受到当政者重用,因此,参政热情高涨。

  然而,由于对文学才能过于强调,宋代以前一直是靠“诗赋取士”,这样选拔人才的方式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文学才能出众的人并不具有经邦治国之才,即便是具有一定政治才能的人也有知识结构不完整的问题。个人不适于其官职甚至带来仕途的不顺利倒是小事,关键是在这种错位之下,身居要职的文人常常会带来朝政的混乱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仅在抵御外侮方面,唐宋两代都不乏迂阔文官贸然带兵出击而大败乃至全军覆没的例子。

  对于此类的文人参政,宋代大思想家朱熹曾以苏轼为例讽喻,他大为称赞苏轼的文学才能,但嘲笑其强烈的参政抱负,说苏东坡要是当了宰相,重用其门人黄庭坚、秦观之流管理朝政,朝政会乱成什么样子?

  ■朱熹曾对在唐代兴起古文运动、意在复兴儒家“道统”的韩愈表示轻蔑

  在采访中,刘扬忠先生谈到,事实上对于上述类型的文人参政,唐代的士大夫们就有反思。文学才能出众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备受追捧,士大夫就有非议之声,裴行俭曾说:“士之致远,先识器,后文艺。如勃等,虽有才,而浮躁衒露,岂享爵禄者哉?”显然,在“士”和“文人”之间是有高下之分的,有思想有见地的人远比仅有文学才能的人更值得尊敬。

但对于入仕者经邦治国之才的重视,是在宋代得以完成的。有感于之前“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弊端,北宋中期,宋仁宗时期的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其中一大改革措施便是科举,欲以经邦治国之才取士。但他的改革并未成功。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进行了科举改革,将以诗赋取士改为以经术取士。这样的改革对宋代读书人知识结构的变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刘扬忠先生说,在印刷术尚未发展起来以前,书籍不多,读书人所读的书大都是抄本,很容易把天下书籍读遍。而自从唐代实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之后,天下读书人为出人头地都主攻文学,这为唐代成为一个文学盛世提供了某种客观的条件。但不可避免造成的是文人知识结构的不合理、学问相对浅薄。到了宋代,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印刷术的成熟,使得天下各种书籍得以刊行,书籍的种类大大增多,著作容易流通,也易于集中和收藏。任何读书人不能穷尽天下书,这就刺激了读书人对知识的渴求和对著书立说的兴趣。做学问之风在文人士大夫之间极为盛行。而此时科举制度“以经术取士”的改革,无疑推动了读书人对文学之外的书籍的研究热情,使得学问得以多方面地在全国普及。加之宋代“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民间读书人大为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文化人不仅队伍之庞大远逾于前代,而且学养之深厚从总体看也为前代所不及。

  这样一个学识丰富的文化人群体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人,他们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人生、艺术等大问题,也更善于以议论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体意识和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因此,对于没有思想、没有安邦治国之理论的一般文人,他们是瞧不起的。这样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以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陆游等人为代表,到最终建立起道学大统的朱熹为集大成者。朱熹就对唐代兴起古文运动、意在复兴儒家“道统”的韩愈表示轻蔑,认为他没有思想,何谈道统?

  ■残酷的党争和文字狱使宋代士人参政的锐气不断受挫,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的命运

  宋代这样一群高素质文人,一旦入仕参政,便成为前所未有的一个集政治、文学、经术于一身的士大夫群体。而宋代自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形成了一个“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新的政治格局,并且看起来是古代中国最优待知识分子、最重视文教事业的朝代。但这意味着“文人参政”的春天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陆游这句诗,道尽士人参政的渴望和悲愤。宋人入仕,志向远大,然而多有不可为之事。一方面由于崇文抑武的偏激国策,使得国家国防力量大大削弱,成为中国历史上备受欺凌的屈辱朝代。错误的国策和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使得众多爱国之士“报国欲死无疆场”。而另一方面,北宋中期,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发起以去弊兴国为目的的政治改革,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喜同恶异、党同伐异而告失败;南宋又延续了北宋政治的朋党之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残酷党争不仅从人事上残害与禁锢政敌,在舆论上同时倡兴文字狱。这样残酷的事实不仅使士人参政的锐气不断受到重创,而且政治上“畏祸及身”的心理也日趋强烈。而在高压政治之下,歌功颂德运动此起彼伏,谄诗谀文汗牛充栋,这玷污了文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命运的走向。这样的悲剧是不能以文人参政与否来简单概括的。

  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士人宁愿脱离政治实体而成为专业学者、作家,大量的道学人士专门从事书院的教学活动,著书立说,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思想财产。一代道学宗师朱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再推辞朝廷征召任官的命令,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和授徒讲课,最终完成了理学哲学体系的建构,重建了儒家经典体系。但就是这样一位全心为中国封建统治建立大一统理论体系的学者,生前仍逃不过党争迫害,死后还被朝廷下令禁止士人对他的自发性祭奠!

然而,颇为意味深长的是,朱熹死后不久,他的学说便被统治者定为“官学”,并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从元代起,朱熹的《四书集注》及朱子学的经学注释,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朱熹的政治理念和学说,终于在他身后为政治所用。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6年0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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