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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一个作家的证词”主题演讲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7日亮相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会议厅,接受社科院荣誉研究员称号,并作“一个作家的证词”主题演讲。

 

(图片来自大佳网微博)

 

人物 简介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拥有秘鲁与西班牙双重国籍的作家及诗人。略萨以196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城市与狗》奠定卓著的国际声誉,被视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并称的“拉美文学大爆炸”主将之一。2010年10月,略萨因其“对权力结构的制图般的描绘和对个体人物的反抗、反叛和挫败的犀利描写”获诺贝尔文学奖。

略萨:写作也许是一辈子的宿命
杨雪梅
《 人民日报 》( 2011年06月20日   12 版)

“学会阅读,是我的生命中发生过的最重要的事,即使在7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阅读向我展示的魔力,通过这种魔力,书中的词句化为图像,丰富了我的生活,令我得以冲破时空的限制,自由自在地畅游于书本中的世界……”

  6月17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科会堂。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75岁的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向来自中国各地的粉丝发表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

  社科会堂很少有这样的盛况,可容纳千人的会场早早就没了座位。中间的过道架起了几台摄像机,还有两个屏幕,在随时更新着人们现场“报道”略萨的微博。很多人手里都拿着略萨的一本书或几本书,《绿房子》、《酒吧长谈》、《胡利娅姨妈与作家》……

  在中国翻译界,略萨一直是被追踪的作家,他也是唯一一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重要作品就已有中译本的作家。1979年北京大学教授赵德明首次撰文介绍略萨,1980年开始组织翻译其作品,并亲自翻译了他的成名作《城市与狗》。之后他的作品陆续被译成中文,目前略萨有25部小说在中国翻译出版。

  略萨曾写过一封给中国青年的信,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非常强大的国家。在她的众多人口中,有一些读者与我共同分享我在小说中创作的那个神奇的世界,这对我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努力写故事和长篇小说,是一种莫大的补偿……

  略萨最早开始的写作是将自己不喜欢的故事的结局进行改写。这样的改写总是受到家长的鼓励。但那时他也并不能想象自己会一辈子爬格子。上大学时,他还在法律与文学中徘徊。当时的秘鲁政府,对公民所有的活动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毒化了全国的生活,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略萨说那时他就想总有一天他会以此为内容写一本小说。这就是后来他最喜欢的《酒吧长谈》,是他花费工夫最多的一本书,也是他觉得最好的一本书。

  16岁发表处女作《印加航班》,去年出版新长篇《凯尔特人之梦》,略萨的创作持续了近一个甲子。用他的话说,写作也许是一辈子的宿命。

  略萨的演讲持续了一个小时,他几乎一口水都没有喝,也没有过多的表情与动作,只是滔滔不绝地传达着他的文学主张。

  据说,略萨此行最大的愿望,是想和中国当代具有旺盛写作力的作家进行深入交谈。于是有了当天下午的文学峰会。

  略萨说他从没想到他写的故事能到达中国这样遥远的地方。而事实上,略萨的作品所影响的心灵远远超过他的想象。

  中国作家对略萨的告白是深情的。从莫言到刘震云都坦陈自己曾经受过略萨的影响,而且从阅读他的书中得到极大的乐趣。相较于作家,翻译家们显得更务实,他们与略萨就小说中细节的译法进行了交流。

  在略萨看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全球所有作家面临的问题。作家不能指着当下的政治题材来生活,文学的题材应与历史的思考结合起来。作家应该离具体政治问题远些,不然作品的生命力不会长久。文学如何更深切地关注生存的世界,如何介入当下,如何用想象力穿透生活而绝非简单地复制生活是一个永恒的命题……

  20日,略萨将离开北京前往日本。他像一股旋风在中国一掠而过。如果说30年前他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一代作家,那30年后他还能影响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吗?当所有的中国作家都以请略萨签名为荣,都以和略萨合影为荣时,这场文学峰会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崇拜,期待中的碰撞并没有实现,中国作家虽然谦恭地把他当作老师,可是在结构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并没有坚持得太久,有时面对面的距离其实也很难跨越……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作家必须交出自己的证词

丁杨  《中华读书报 》( 2011年06月22日   04 版)

 秘鲁大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北京强调,自己的作品中,他最看重是的《酒吧长谈》。这本小说突出地证明了他所说的“文学使人变得不顺从”。

    “中国是个迷人的国家,我十几年前来过,如今沧海桑田,有了巨大的变化。”再度访华的巴先生在北京说。由于戴着最新一顶诺贝尔奖的桂冠,巴尔加斯沿途大受追捧,场面酷热。

    6月17日上午,巴尔加斯·略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门前一大早便聚集众多等候入场的观众。由于前一天自沪来京的航班延误,年逾七旬的巴先生抵京已是凌晨,不过这并未令他热情稍减。他在如雷的掌声中走上讲台,获颁中国社科院荣誉研究员称号后,不紧不慢地从在玻利维亚度过的童年说起。还算殷实的家境、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宽敞的大房子、在房间里扮演电影角色游戏的小伙伴,构成他美好的童年记忆。“我五岁就开始阅读,不是漫画书,而是充满语言、文字的读物。那时读的探险故事带给我的激情使我萌生写作之念。”他回忆道,“有时候读到一个故事的结局,觉得就那样结束了太可惜,就另编一个结局,这是我成为作家的前兆。”他不认为幸福童年给后来的写作太多滋养,“这样的生活到十岁那年戛然而止,之后的遭遇让我痛苦和消极,这反而令我后来的写作更多产,幸福的记忆并未给我的写作打上太多烙印。”

    他坦承并非自小就想以写作为生,“我没指望做个专职作家,而是打算让文学以某种方式嵌入我的生活。”他大学学了法律,计划着未来一边做律师一边搞创作。当时秘鲁是军政府统治下的独裁政权,整个国家笼罩在黑暗中,“我的大学时代充满紧张情绪,到处是秘密警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也不自由。”

    这些经历对他之后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我就想,以后一定写一本小说来反映那个年代的社会状态、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反映独裁政府”。这催生了长篇小说《酒吧长谈》。他一再提到这部作品的意义,甚至在现场读者询问他最看重哪部作品时答道,“我看重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但非要让我选一部的话,我会说是《酒吧长谈》”。

“无论什么体制,文学都能带给人对现实的批判。文学使人变得不顺从,这种对现实的不满让我们有批判精神。”


 

6月17日,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北京发表演讲:《一个作家的证词》。

    大学毕业后在巴黎那七年奠定了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走向,“从文化角度,我在法国反观拉美,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拉丁美洲。当时在秘鲁,我对其他拉美国家的作家和文学作品知之甚少,这种封闭在法国被打破。”他接触到大量风格各异、精彩纷呈的拉美文学佳作,还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作家。“文学那时像是桥梁,让我更加了解拉丁美洲,也连接着拉美作家”。

    谈及写作本身,巴先生多次说到让-保尔·萨特和威廉·福克纳。“萨特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事实上他对我这一代的拉美作家都有影响。他说,文学要有社会责任,不应脱离社会和政治,文学是一种行动方式,写作能够唤醒人们的意识。萨特让我感到文学并非没有意义的事,得用批判的眼光看社会。”他说。

    巴先生承认,自己的早期作品深受萨特的影响——直面现实,用心讲故事,幽默感缺席。“我的早期作品中很少有幽默感,因为萨特的作品就这样,深刻、睿智但不幽默。受他影响,我觉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严肃的,不引人发笑。直到有一天我想在作品中讲讲秘鲁军队中劳军女郎的故事,发现无法用严肃的笔调去表达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如此让我着迷,于是渐渐意识到幽默在文学中的意义。”果然,他以此题材写出的《潘达雷昂少尉与劳军女郎》笑点连连,这种幽默感在之后的写作中时时流露。

    当年在拉美很走红的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美国作家也是巴尔加斯·略萨的写作榜样,“比如福克纳,他的写作极大丰富了我的文学形式,他笔下的社会在拉丁美洲也有,我大量汲取福克纳的写作技巧和小说语言,他的作品像建筑一样,而他就是那个建筑师。”归根结底,萨特的思想和福克纳的技巧对巴尔加斯·略萨的文学生涯影响深远。

    莫言、阎连科、刘震云这一拨的很多作家,都曾在八十年代读过巴尔加斯·略萨作品的中译本,于是巴先生和中国作家的对话,基本上便是后者一边倒地集体表达对他的倾慕——从文学到相貌,即使他们仍然不能弄懂西语姓氏的结构,而当面以母姓呼之。

    “略萨先生此刻坐在距我不到两米远的地方简直是我多年的梦想。”莫言说,“略萨先生当年没能成功当上秘鲁总统是政治的遗憾,却是文学的幸事。他的文学创造力非凡,是真正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

    面对巴尔加斯·略萨,诺贝尔奖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有读者要他预测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谁最有戏,“这个问题从我去年获奖到现在已经被问过无数次,很难回答。我想,如果博尔赫斯还没下葬的话,我会去唤醒他,把诺贝尔奖给他。他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他精彩的小说、诗歌作品丰富了西班牙语文化。诺贝尔奖没能颁给他很可惜”。获奖后的日程无疑令他更加忙碌,他说自己并不缺少写作计划,只不过缺少实现计划的时间,“希望我能长寿,把计划一一完成”。

    “我不会建议热爱文学的年轻人非得去受苦,毕竟作家的体验不会千人一面,如果你喜欢文学,就去做吧,这是美好的事业。”面对钟情文学的大学生,巴先生言之切切,“大部分作家不是天才,用勤奋、努力和自我批评来弥补天分的不足。比如我喜欢的福楼拜,他不是多么有文学天赋,但他用勤奋和自我超越写出了《包法利夫人》那样伟大的作品”。他心中的文学有任何其他活动都无法取代的地位,“没有什么能像文学一样让我们了解自己的语言,文学能把语言运用到极致,通过文学能让不同语言的人也彼此交流。我读托尔斯泰的作品简直就像进入到一个新世界”。

    “我们置身的世界,文化不同,体制千差万别,或者专制或者自由,文学都能带给人对现实的批判。”巴先生说,“文学使人变得不顺从,这种对现实的不满让我们有批判精神。我们所面对的日常生活很可悲,文学能把我们从个人世界中解脱出来,进入更广阔的世界去冒险。”

    无论译介时间之早还是数量之多,巴尔加斯·略萨的作品在进入中国的拉美作家中都名列前茅。他的最新长篇《凯尔特人之梦》也正在翻译中,想必用不了多久就能和中国读者见面。

    《酒吧长谈》

    1969年出版的《酒吧长谈》(Conversación en la catedral)是一部关于独裁体制下从人到狗都不得安宁的小说。《酒吧长谈》由打狗队开始,通过记者圣地亚哥·萨瓦拉与父亲的老司机安布罗修在狗场相遇后的酒吧长谈,一口气谈了近七百页,其中写到政府贪污腐化,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大学生萨瓦拉要闹革命,却因出身资产阶级家庭,天然地意志不够坚定;而书中的内政部长卡约·贝穆德斯,掌管全国警政大权,一方面推行血腥统治,残酷镇压争民主、求自由的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包养情妇,夺人妻女,腐化堕落,十足是独裁之恶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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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萨将被授予社科院荣誉研究员

 袁洪娟

 《京华时报》2011-06-09  

    自本月12日起,具有西班牙及秘鲁双重国籍的文学大师、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将来华展开为期一周的中国之旅,先后访问上海、北京。17日,略萨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荣誉研究员称号。 

    据介绍,略萨此次是应99网上书城、塞万提斯学院、中国社科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联合邀请来华的。在为期一周的行程里,略萨14日先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发表演讲;参加99网上书城为其举办的作品朗读会。在北京,略萨将于6月1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荣誉研究员称号,授职仪式将在社科院会议厅举行。据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奇奥、大江健三郎、奥尔罕·帕慕克以及2008年西班牙阿斯图里亚王储文学奖得主托多洛夫等都曾获此荣誉研究员称号。随后,略萨还将参加在同一地点举行的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研讨会议。当天下午,略萨将在塞万提斯学院与中国作家进行小范围互动交流。18日,略萨将参加北京塞万提斯学院的“西语日”活动。 

    据99网上书城介绍,自2009年起书城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共同推出略萨经典文集,先后出版了《绿房子》《胡利娅姨妈与作家》《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坏女孩的恶作剧》《酒吧长谈》,另一部经典作品《世界末日之战》也即将出版。略萨最新长篇小说《凯尔特之梦》正在翻译中。 

    现年75岁的巴尔加斯·略萨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和富恩特斯并称拉美文学爆炸运动的四大主将。自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至今的半个多世纪文学生涯里,略萨发表小说、专著、散文集、戏剧三十多部。今年,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巴尔加斯·略萨,以表彰他“对权力结构制图学般的细腻描述和他对个人的抵制、反抗和挫败形象的尖锐刻画”。

略萨:刚开始写小说时很不自信

张玉洪

《北京青年报》   2011年06月15日

“博尔赫斯没有得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我奖了,人家采访我,我有点难为情。”昨日下午,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在上海与读者交流时如是说。昨日上午,他还在上海外语大学发表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坦陈,“好的文学作品使得读者不满足。”

■ 好的文学作品使读者不满足

昨天上午,略萨在上海外语大学发表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时。对自己作品的价值,他自问,“我所做的事情,我生命中所写的东西,有什么用吗?除了让大家非常快乐地过几个小时,看过我书的人,在生命中留下什么痕迹了吗?”

在略萨看来,“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不接受这个世界就应该这样。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这个世界应该改变。这种感觉是非常重要的。我称之为‘改变的发动机’……所以,文学并不是消遣。文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文明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的学习中,文学应该是非常基本的。对于人才、公民的培养来说,文学有一种批判的精神。”

昨天下午,略萨在上海戏剧学院参加了其作品出版商99网上书城为其主办的作品朗诵会,现场朗读了他最喜欢的作品《酒吧长谈》片段,并与作家叶兆言、孙甘露及喜爱他作品的读者对谈、交流。而不少读者也有机会现场提问。有读者问略萨,“您如何看待中国对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教性的狂热?”他的回答很巧妙,称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奖一样,都可能搞错。

略萨说,“诺贝尔文学奖跟其他的奖项一样,比如海明威等都是众望所归,但很多情况下评委会搞错的情况也有的。第一个文学奖获得者是法国作家,你肯定不会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也不值得看。他是苏利·普吕多姆。当时和他竞争的,是托尔斯泰。”

在略萨看来,“很多人完全应得这个奖的,比如博尔赫斯。但他没有得这个奖。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家采访我,我确实觉得有点难为情。

■刚开始写小说时很不自信

昨天上午,略萨在上海外语大学发表演讲时,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生涯。他坦陈,“让我写小说还是很花工夫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自信。”

略萨回忆说,写作的难度在于,“特别是写一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部分都是要努力使我自己确信是有能力的,能克服自己的困难把这个故事完成,克服自己的这种不自信。”

在回忆自己的阅读生涯时,略萨说,“阅读对我来说,是一种热情、一种激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了。给人感觉像阳光照亮了我的青年、少年时代。阅读对我来说,丰富了我的生命、生活,使得我产生一些想法,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不过,他回忆说,“在那个时代,对一个拉丁美洲年轻人来说,能从事写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是不能吃饭的一个工作。你不能靠这个工作过活。我所知道的绝大部分作家只是一些节假日时写作。比如律师、公务员、外交人员或者大学教师。他们只是业余时间写作。”

同样,略萨年轻时也是利用空余时间、周末时间或放假时间进行写作。他总结说,“写作对我来说,总是非常神奇的。而且是记录生活冒险经历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你在创作中,你发现一个故事。他(她)原本死了,但你能让他(她)复活:你的文字让他(她)复活,让他(她)再生,非常令人鼓舞。这么大的努力后,你得到你的回报。这就是写作给你的感受。”

■获奖后因采访多成为受难者

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略萨要接受大量媒体采访,要回答无数问题,有些问题他还不想回答。他自称,有时想逃到荒岛上生活。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是否准备写回忆录呢?略萨回应称,自己已写了回忆录《水中鱼》,但只是他生命历程的一部分。他说,“我写《水中鱼》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我不是政治家,我还是作家,所以我把那三年想当政治家的、跟政治有关的和少年时代加起来了,包括我的爱好,以及最初的时候作为作家的经历,我结合在一起了。也是一个回忆录。但只是我生命历程中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回忆录以后还会不会写。但现在我不会。我还有其他的作品要写,小说也好,戏剧也好。如果我能再活很多年的话,我会写回忆录的。”

略萨:颂赞阅读

文敏 

《浙江日报》2011年06月15日

 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回想起拉美文学在中国重起旋风的那一刻,一定会回忆起略萨在暴雨中旋风般的到访。今天上午10时,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发表了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这是他自己事先定下的题目。演讲赢得在场师生的热烈回应。下午,他和太太、儿子一行又来到幽静的华山路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小剧场与中国作家、中国读者一起进行一场“阅读的颂赞”活动,会上由戏剧学院的两位教师以及略萨本人朗诵他的《坏女孩的恶作剧》、《绿房子》、《酒吧长谈》的片断。如注的暴雨浇不灭文学与阅读的热情,小小的剧场被一大批热爱拉美文学的读者挤得水泄不通。

  在场的读者问略萨,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变化?略萨迫不及待地大倒起苦水来:“我的生活因为获奖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来采访的记者实在太多了,弄得我很少有自由写作的时间了。”他劝大家不必太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奖有时很准,比如颁给了托马斯曼、海明威等人,但很多情况下是不准的。你们知道第一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谁吗?都不知道吧?都没读过他的作品吧?可是你们知道当年与他竞争的对手是谁吗?是托尔斯泰呀。结果,托尔斯泰落选,那个人得了奖。可是我希望他们颁给我的这个奖没有颁错,不要有人说是颁错了呀。” 略萨曾说过自己要在晚年写一个回忆录。但在读者问起这事时,他说这部回忆录已经写了一部分了,题目叫“水中鱼”,但我的人生还没有完,所以,先放在一边以后再写,但对于读者提问今后是否会继续像《胡利娅姨妈和作家》、《坏女孩的恶作剧》这样精采绝伦的爱情小说,略萨肯定地说会继续写下去的。

关于略萨

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1-16



     
    我们必须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归根结底是数百年来西方价值的一种体现或浓缩,它便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建立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便是又一个例证。用巴尔加斯·略萨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自由即个人选择生活的神圣权利和既无外来压力,亦无附加条件,完全尊重个人的聪敏与智慧……也即以赛亚·柏林所说的‘否定的自由’,即不受干扰的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寓居于这种自由思想的灵魂具有怀疑权威和否定一切滥权的深刻性。”
    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在传承批判现实主义衣钵、追随萨特造反的同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虽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无不契合自由和率性。首先,他与表姨(舅妈的妹妹)胡利娅和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的婚恋令人费解,其次是与挚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恩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次是刚刚还在竞选秘鲁总统却转眼加入了西班牙国籍。凡此种种,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解构他的人生。
    在巴尔加斯·略萨的躯体里流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血液。换言之,他骨子里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不同时期或因环境变化,其自由意志、自由思想的色彩有所不同。他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与父亲的关系很像是对弗洛伊德父子命题的诠释,即父亲作为权力和“竞争者”的存在。略萨尚未出世,其父便离家出走,以至于音信全无。和马尔克斯的出身相仿,他的父亲也是报务员,而且家境贫寒;母亲却是世家小姐、大家闺秀。无独有偶,略萨也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尽管它比马尔克斯儿时的“大屋”更加体面,甚至可以说是不乏贵族气息。10年后,父亲的突然出现不仅葬送了他的童年,而且不久即用几近强制的方式将他送进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而在父亲眼里文学一钱不值。1953年,他又违抗父命,考入富有自由传统的圣马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之后与胡利娅姨妈相识、相爱。这被视为大逆不道,自然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父亲多次举枪威胁儿子,但儿子依然我行我素,并于1955年与胡利娅姨妈正式结婚(1964年离异,翌年牵手表妹并接连有了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并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文学(最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59年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作品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4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从此作品累累,好评如潮。
    《城市与狗》是他的成名作,写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唯一的法则。小说出版后立即遭禁毁。《绿房子》被认为是略萨的代表作,通过平行展开的几条线索叙述现实的落后和野蛮。西方语言中的“绿”相当于汉语里的“黄”。显而易见,绿房子象征秘鲁社会。小说由一系列平行句、平行段和平行章组成,令人叹为观止。略萨因此而成为与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齐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超越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将小说艺术推向了极致,却并不放弃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
     之后,他作品连连,相继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小崽子们》(1967),长篇小说《酒吧长谈》(1969)、《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等。
     如此,略萨随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声浪走向了世界,并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登陆我国,和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主将及老博尔赫斯等曾一并影响了中国文坛。但是之后,后现代思潮以其极端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迅速改变了那些急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的取向,略萨等一班“传统”作家被逐渐疏虞,并迅速“作古”。
    诚然,略萨的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的背后其实一直涌动着强劲的自由主义潜流。正因为如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便以特殊的方式追踪并诠释了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计有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2)、《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继母颂》(1988)、《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情爱笔记》(1997)。
    也是无巧不成事,他于70年代中期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同马尔克斯闹翻,以至于大打出手。在政治上,他日益表现出相对右倾的自由知识分子姿态。而在创作上,则是“小我”比重陡增。到了80年代,他甚至五体投地地推崇起博尔赫斯来。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是一种自由选择,尽管客观上显得有些匪夷所思。明证之一是他的从政企图,而且为此组建右派政党,并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藤森等人周旋了整整两年,结果却以败北告终。更难令常人理解的是,1989年他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不顾舆论压力而选择了定居西班牙并最终于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尽管同时保留秘鲁国籍)。作为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回报,西班牙把1995年的塞万提斯奖授予了他。
    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力度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那个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表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二者分别以奇数章和偶数章交叉进行。奇数部分充满了自传色彩,从略萨与舅妈之妹胡利娅姨妈相识到相知直至相爱结婚说起,讲述了一个非常现代,甚至颇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爱情故事。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愤然抛出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1983),揭露他在婚期间即红杏出墙,与表妹媾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略萨这种完全交出自己和前妻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紧接着,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和《情爱笔记》。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堪称他“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了不少争议。
    进入新世纪后,他明显回归,推出了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2000)、《天堂的另一个街角》(2003)和《坏女孩的恶作剧》(又译《坏女孩的淘气经》,2006)等。前者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天堂的另一街角》书写了画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丝坦的故事,高更寻找人间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现实,而他的那位来自秘鲁的外祖母则以入世(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探寻“天堂”的不同路径。之后的《坏女孩的恶作剧》则以一个无心伤人却又害之的“坏女孩”的“造反”经历为线,虽然保持了作者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元素,但通过女主人公所关涉的一系列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彰显了某种社会关怀。新作《凯尔特人的梦》(2010)是写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罗杰·凯斯门特的,其特立独行、追求绝对自由之心益发鲜明。这才是他,锋芒毕露,涉猎面广,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一个从“小我”出发指点江山、宣达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
    略萨是幸运的,和马尔克斯一样幸运。他闻达文学殿堂得益于诸多客观因素。其一是冷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适逢冷战如火如荼,作为“文学爆炸”的主将,略萨和众多拉丁美洲作家成为东西方读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其二是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终结,拉丁美洲率先成为美欧跨国资本的“校场”和“后院”,略萨以其独特的方式感悟并且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而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称得上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自由主义倾向和文学才华的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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