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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代读书治学看张之洞《书目答问》的今昔

金虎

一、引言

 

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无疑是一本很有影响的古籍举要目录,这本问世于一百余年前(1876年)的书,自从它问世起,就一直作为指导人们读书治学门径的重要工具而被使用,由于它确实孕育滋培了许多近现代学者,它的价值从来就没有被人贬低否认过,并且有些出于善意的先生在劝导现在的青年后辈治学之时,仍将此书推荐出来,并说这就是门径(至少作者就曾亲炙过)……不过,在肯定《答问》的价值的同时,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张之洞作此书的目的及当时的环境,我们就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的环境是近代复杂的社会,新旧学说交替,作书的目的是“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书目答问略例》),即是给一般程度很浅很浅的学生而开的书单,使他们能够较为正确、较为简捷地学到当时所需的知识,成为有用之材。

鉴古用今,若拿《答问》所举的两千多种古籍(虽然只相当于《四库全书》的五分之一)来指导现在的后辈初学者,恐怕就是十分的不适合了。试看现在的硕士、博士,即使是文史类者,又何曾读其十一;有些专家学者(不能再说是初学!)恐怕也只是取其一勺罢了。以致人们不得不慨叹:学术变迁竟是如此之快!

 

二、《答问》成书目的、时代及受欢迎的原因

 

张之洞作此书是“为告语生童而设”,“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遍举既嫌挂漏,志趣学业亦各不同,因录此以告初学”(《略例》)又如卷三子部分序下说:“……势难统摄,今画周秦诸子聚列于首,以便初学寻览。”在附录中,为便于“简洁豁目,初学讽诵,”他列举了“群书读本”,又有“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童蒙幼学各书”,都是为了初学。他还在附录中说:“行县时,屡有诸生求为整饬乡塾,选择良师,反复思之,无从措手,今忽思得其法,录为此篇,虽不能尽,大略在焉。凡卷中诸家,即为诸生选择得无数良师也,果能循途探讨,笃信深思,虽僻处深居,不患冥行矣。”这又是针对当时乡间塾师滥竽充数者多,初学生童们苦无良师,张之洞作此篇以适其用。

早于《书目答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清高宗时一批著名学者对《四库全书》所收的一万多部古籍进行的提要、评论及考证,但在张之洞那时已经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了。况且从《提要》问世到张之洞那时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学术界有了众多的成果,而《四库全书》不能收录,《答问》于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作了损益,因而就更便于当时的初学了。并且,因《答问》毕竟收录了《四库提要》中的许多材料,由《答问》再到《四库提要》,亦不失为方便法门,是以《答问》备受欢迎,自问世的1876年到1931年范希曾作《书目答问补正》时,五十年间“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

此外,让我们再分析一下《答问》产生的时代环境。《答问》成书时,张之洞任提督四川学政、侍读衔翰林院编修,当时张三十九岁,应该说其一生的学术观点此时已基本形成。先让我们将《答问》的观点与成书于此书以后二十二年(1898)的《劝学篇》的观点对照分析一下。那时《答问》正在流行中,《劝学篇》依靠朝廷的力量,风行海内外,当时就有帝国主义者将该书译成英、法文,1900年纽约出版的英文本,还加上一个“中国的唯一希望”的标题。

但《劝学篇》的学术主张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答问》所表现的学术主张仍是基本相同的,但前书随着不久以后一系列的革命运动,被人反驳、指责,很快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答问》则流行几十年而不衰。为什么?原因在于《劝学篇》是政治的、学术的,它的提出是为了对抗维新派而设的,在当时就激起了维新派的强烈愤怒,指出它“不特无益于时,而且大累于世。”是张之洞为“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的罪恶行为。而《答问》是学术的、实用的,虽其学术观点与《劝学篇》相类,但其所列举的这些书则确实可以供当时的读者阅读,不能说人们看了这些书就注定会成为顽固守旧分子,而且,有些后来终身致力于革命的志士也曾经看过此书,并从中受益非浅。随着清王朝的推翻,张之洞早已作古,二、三十年代的学术风气虽然大开,但对于古学的研究并未废弃,而且随着甲骨文、敦煌经卷及出土文物等新的资料的出现,研究古学反比过去更加深入,场面更加宽大了,而《答问》就更加派上了用场,近现代的许多学者开始都是从《答问》着手的。如著名学者余嘉锡自幼读书刻苦,有著述之志,然而对于学问之事实未有了解,后来看了《答问》,才找到了门径,茅塞顿开。梁启超在九岁时去广州任童子试,但名落孙山,次年他读了《答问》,终于找到了门径,又次年应试,考取了秀才。陈垣十三岁时,偶然机会看到《答问》,觉得这个门径很好,于是就按书上所开列的书籍购书,终于成为大学问家[1]

 

三、时代变迁、学风转变及《答问》功用的变化

 

随着近代社会的逝去,时代变化了,而学风发生的转变,也是前所未有的。何为体,何为用,今昔不同;何谓有用,何谓人材,定义各殊。《答问》功用的变化自是当然之理。

首先,读经被废除,“中体西用”的观点也被摒弃,使《答问》功用发生了变化。读经始自汉代,其时立五经博士,通一经者可以享受国家俸禄、做官为政,至后宋元以《四书》为朝廷考试的必修课本,明清以降,曾不稍改,虽可旁涉子史巫医百工之书,但经书仍被放在极重要的地位,张之洞及其同时代人,也是自小就受到经学熏染,张在所著《答问》中仍认经学为根本,认为经学是治其他一切学问的关键;而作为一个人材,舍读经莫由他路,深研经学,旁通子史,参杂些有关技艺之术,即算完全人材。即使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读经已基本废除,但其影响余脉则较此为长。一般读书之士,多以旧学根底为厚,而或多或少昧于新学,即使右些通儒学者,虽学贯中西,对西方先进的科学了解颇多,但因受旧学影响太深,仍难脱“中体西用”框框的影响,如陈寅恪学识渊博,曾游学西欧,懂十几种文字,但其学仍是以旧学为主,对新学仍存小觑之心。陈氏称其思想“历二十年而不变”,又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2]这里所说的“俗谛”,据陈氏自己解释系指盛行于近现代的“三民主义”而言。陈氏读书治学,还是眷念着旧学,对于新学十分鄙弃,它所寻求的真理,亦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真理。“陈寅恪说他在宣统三年国外留学时就读过《资本论》,也许还是最早读德文原版的中国读者之一。[3]”但他并没有将其作为真理来读,这与其治学倾向有根本的关系。

近代历史上许多学问大家仍带着读经传统所遗留的深刻印记,因而其学说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时代之感。但自从读经受阻到最终被废除以来;时代对于知识的需求的种类,对于作为人才应该具有的学问内容,从而对于人们开始初涉学术殿堂应该读哪些书籍,也就有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取舍。于是,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答问》的功用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就逐渐起了越来越大的变化。

其次,作为现代学术与古代学术的差别之一,即是古代学术尊古、信古和轻用,而现代学术虽然也穷源溯流,而以致用为要,专门性和综合性远非过去所能比。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乾嘉学派,本来是以惩于亡明学者空谈误国而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为开山祖师的,但发扬光大的仅仅只是考据之一途,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于经世致用毕竟相差很远,而末流遂变成日事于有些古器物的无谓的考证,而置天下之大事于不顾。应该承认,张之洞不是那样的封建腐儒,他是讲究读书致用的,他试图改变学风,培养于世有用的人材。但我们同时又不能不看到,张之洞注定不能冲破时代的局限,他要求学生可读“舆地推步算术”等技术类书的主张,仍只是作为“用”,而不是作为“体”。那时的人材观在何为有用,何为无用,何为成材,何为不成材等方面的思想观点,与现在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在今天读书治学,不能不注意这些情况。

再次,明白了时代变迁、学风流变,再来看张之洞著《答问》的目的,那么,《答问》作为“告语生童而设”、“以告初学”的目的在今天也就不再适应了、《答问》开列的那些书绝不是今人为学入门的必读书,而竟可以作为那些想对于中国古代学术进行深入地研究的人们的参考书,能够读完《答问》中所开列的那些书的人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将日渐其少(但决不会以至于无),这完全是由于学风的转变,时代对知识的需求不同所致。近现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认为经典训练是中等及中等以上学生的必修课,他为了指导这种程度的学生去熟读那些经典,在1942年编写了《经典常谈》一书,并在《序》里告诉人们说:“如果读者念了这部书,便认为受到了经典训练,不再想去见识经典,那就是以筌为鱼,未免孤负编撰者的本心了。”他的好友、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当时写了文章,表示赞同此说,但是他在1980年此书重版的《序》中,就改变了这种看法,认为:“中学阶段只能间接接触,就是说阅读《经典常谈》这样的书就可以了。”如按过去观点,叶老此说真是朱自清所谓“以筌为鱼”了,但如从现代读书治学来看,则叶老此说无可厚非。从此可知,时代变迁,学风不同,对于经典等知识的要求的区别是多么大,而未脱“中体西用”观点、旨在“告语生童而设”的《答问》在今天的功用就必须作“历史”的分析了。

 

四、《答问》的启示

 

作为一部著名的举要目录,《答问》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答问》尽管有这样那样不适合今天时代需要的地方,但是,《答问》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对的,它收录的书不是越古越好,而是吸取了新近的学术成果,它注重收录自然科学类的书籍,对学风的转变起了作用。当然,对张之洞的经世与致用,我们仍应加进新的内容,从而真正地适应于今天。另外,《答问》介绍了众多书籍的众多的较好的版本,仍是今天有关研究人员值得参考的。

其二,一本较好的目录书,应该说就是一本较好的历史书,也是一部较好的学术史,它有辨章学术的作用。《答问》及其所表现出的观点深刻反映了近现代学术的特点,反映了当时新旧学术交递,旧的学术已日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新的学术虽然已经产生,但是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旧的学术的地步。将很多现代科学归于四部之内,今日看来确是不伦不类,但在当时确也只能如此,因为天文算法等书在当时并未强大到可以单独列类且与濡家的经典并驾齐驱的地步。要研究近现代学术,《答问》是个缩影,很值得人们参考。

其三,通过对《答问》的探索,得知没有一成不变的举要目录,但仍须编纂适合时代需要的举要目录。张之洞处于当时旧学、新学纷争,士子不知读何书的情况下,写了《答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当然他自认为是不错的,并且在当时以至于后来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同的时代,所读的书不同,与当时的政治、社会有关。到1925年初,.围绕着青年学生要读些什么书,鲁迅、胡适、梁启超等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胡适以“整理国故”为名,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要青年认真研读儒学、佛典等为主要内容的古书二百多种,达一千多册。梁启超则发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也开了一百五十多种、几百册的“入门”书单。鲁迅则与此大相径庭,在“青年必读书”栏目里写着:“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又附注:“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并由此而展开了一场大的笔战,并且论争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

然而,192511月,北洋军阀政府竟作出规定:小学生从四年级开始,每周要读一小时的经,公开利用国家机器的威力来提倡读经,其目的在于复古,遭到人们的痛骂。

在中国近代,尊孔、读经(经是国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复辟倒退。这深刻影响和规定着当时青年读书的基本倾向,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学术宗旨的《书目答问》作为当时的推荐性书目,就日益丧失其原有的作用,并随着人们对于“国学”的逐渐疏远(但决不会放弃“国学”),《答问》供人们阅读的层次就逐渐提高,不再是青年学生人人应读的入门书,而可供某些专家学者作为研究的资料。

但是,无论如何,编纂举要目录仍是每个时代都必须要做的,因为学术的变迁毕竟不同于瞬息的变化,总有阶段性,这就要求编纂者把握时代的学术特征,适时地编纂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目录,从而引导读者读时代所需要的书。在今天,适时地编纂适应我们社会主义新阶段的举要目录(无论是古籍的,还是其他的;无论是引导初学的,还是为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线索的),以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的。

 

注释:

[1]参见《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34    包云志文

[2]《金明馆丛稿二编·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3]《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5

原载:《图书馆》(双月刊)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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