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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史的开创人

姚果源
 《万有文库》第一集第一种《目录学》,于1933年12月版;“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第一种《中国目录学史》,于1938年8月初版;《中国目录学年表》出版于1940年5月。姚名达的目录学三部书开创了我国现代目录学的新纪元,他也成为我国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目录学史的开创人”。
    
    姚果源
    
梁启超先生的学术助手
    
    1925年9月9日,20岁的姚名达走进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受业于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那时梁任公先生正想合师生之力,“共著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文化史》”,姚名达当即立志著作其中“一部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中国史学史》”。
    
    1926年4月23日,恰逢清华15岁生日,姚名达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清华周刊和史的意义》,他说:“史的意义钟郁在有意义的人生”,他希望:“《清华周刊》应记载清华有意义的人生,使清华的史昭垂万古”。
    
    清华研究院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1926年6月25日举行,姚名达因毕业论文《邵念鲁年谱》与《章实斋之史学》获成绩优良奖学金。他几经申请批准,一再“留校继续研究一年”。
    
    1927年,姚名达、储皖峰主编的《国学月报》第2卷,发表上述二篇论文外,还有《会稽章实斋先生年谱》、《章实斋遗书叙目》、《纪年经纬考序》、《达人史话》等。
    
    同年10月《国学月报·纪念王静安先生专号(陈垣署)》,姚名达《引言》讲到:“清华研究院教授王国维于6月2日自投昆明湖……你若想知道王国维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本报本号的目的”,“因为他在学术上有莫大的贡献(当现代的中国)”。同期载姚名达编《观堂集林批校表》、《王静安先生年表》;作纪念文《哀余断忆》、《友座私语》。他回忆说:“吾院师生6月1日叙别会。餐前聚坐,欢声沸腾。惟静安先生之席,寂然无声。……任公先生忽起立致辞,历述同学成绩之优越,而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众皆谛听,静安先生亦点头不语。呜呼!孰知先生以此时死别诸生也!”翌日暝,钟八点,突闻王先生死矣!急奔颐和园东,会于讲堂。
    
    姚名达常搜集史料,整理听课笔记,为任公先生之助。梁启超说:“治学如治羹,调和五味则大厨之技,而采购剪裁之劳,亦需小厨之力焉,吾与弟子尤是也,能虽稍异,功则不可偏废。”他回忆从1926年10月起,梁启超扶病登台讲座《历史研究法(续)》,无力撰稿,绵延以至于1927年5月底,“是秋以后,先生弱不能耐劳,后学不复得闻高论,而斯讲遂成绝响!”姚名达继周传儒之后至1927年8月完成笔记整理成文。1928年3月,他接任《清华周刊》学术部主任编辑,始将该文陆续刊载完毕。1930年5月8日,姚名达更名《历史研究法补编》并作跋。梁启超演讲,周传儒、姚名达笔述《历史研究法补编》由商务印书馆1933年6月出版。
    
    直到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去世,姚名达感到“明灯失去了,不得不自己摸索前进”。2月17日他参加了北京各界500多人为梁举行的公祭,才于3月依依不舍离清华母校。但他一生始终牢记梁启超先生的谆谆教诲,无论走到哪里,他的书房里总是挂着1927年春梁启超亲笔“达人仁弟属”的照片和“集张迁碑字”联:“小林独石有道气;宿墅崇兰无俗芬。”
    
借史学史表现中国史学的博大精深
    
    1929年3月,姚名达到上海,应聘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特约撰述,时值商务印书馆编印“万有文库”第一编1010种,他参与编辑“国学基本丛书”初集100种。1931年9月,他26岁兼任复旦(受著名学者、教育家李登辉之聘)、暨南大学教授,后又在中国公学、正始中学、复兴中学等校兼授历史课至1937年2月。这一时期,他撰述的商务印书馆版著作有:
    
    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1929年10月版(写作本书,他为了确切掌握章学诚的学术思想,甚至连一些能反映真实性的轶事都不放过;为要找到章学诚夫妇的肖像,他冒着酷暑到章学诚的家乡绍兴寻访,为此胡适之先生亲笔“敬记”:“姚达人热心搜求实斋传记材料,果然访得此像,可谓有志者事竟成了。”);《邵念鲁年谱》,1930年12月版;《万有文库》第一集第一种《目录学》,1933年12月版(人称“万有文库第一本书”);《朱筠年谱》(胡适题书名),1933年4月版;《刘宗周年谱》(张元济题书名),1934年10月版,(这本书稿“一·二八”之难时,藏于商务印馆编译所的铁箱中,“巍然独存”);《程伊川年谱》,1937年4月版,及商务印书馆“小学生文库”:《中国文化小史》,1933年10月版、《郑和》,1933年10月版、《成吉思汗》,1934年2月版和《孟子》等,“年32已成书15种”。
    
    “中国文化史丛书”第二辑第一种《中国目录学史》是在1938年8月初版的。姚名达1936年12月移居杭州,每周回上海讲课二日,1937年2月又向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请辞教职,专心著述,终于抢在“七七”事变前夕完成稿本)。《中国目录学年表》出版于1940年5月。他的目录学三部书开创了我国现代目录学的新纪元,他也成为我国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目录学史的开创人”。
    
    姚名达呕心沥血的著作文稿,长期苦心搜集的文献资料,屡遭日本侵略者的毁灭性打击。先是1932年“一·二八”之难,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焚毁,全国藏书最多的东方图书馆和他的寓庐也同时、同地、同样地“化为焦土”。几千部藏书,垂成之旧稿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宋濂年谱、黄宗羲年谱、清代文字之狱等十几部文稿及史斋收藏数以万计的文献资料卡片亦“片楮不存”。接着,1937年“八·一三”事变,“图籍散失焚毁,即以弃于杭州者,亦逾万册之数。”面对如此劫难,他于《目录学·自序》大声疾呼:“读者啊!他们毁灭我们的文化,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给他们瞧瞧,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灭不掉的呢!”并坚定地说:“商务印书馆不因倭寇一炬而歇业关门,作者也不因倭寇一炬而灰心丧气。吾家虽毁,吾身尚存;敌人虽强,怎能禁止我们另起炉灶呢?”他立即以坚强毅力,擦净焦土,把被毁去的著作重新撰写,尽管“搜罗之久,考索之烦,组织之难,莫不十倍于曩昔。”这充分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气概和精神。
    
    他最大的志愿,就是为了著作《中国史学史》,拟穷理研几,条分缕析,以表现中国史学之博大精深。他历年苦心积累“有许多零零碎碎的小纸片,上面有许多从史书和文集里找得到的史料,委实有前人所未发现的宝贝。还有我自己对于史学史上的各种思想,自信亦有些独到之处,也记在小纸片上。说来真很痛心,不料在1932年‘一·二八’的后二日被倭寇把它和我的家庭完全炸毁了。”
    
    1934年3月3日,他重整旗鼓撰《中国史学史讲义》的自序中记述:计划《中国史学史》有六部:第一部《中国史学通史》,1934年发表,供暨南、复旦大学讲授的初稿,以供将来进一步硏究,“完成后大约有30万字”;第二部《中国史学年表》,“在清华已经着手编著,已得万余条。原稿侥幸未被倭寇炸毁,可以另印一书”;第三部《中国史学论文总集》,“现已录集数百篇了”;第四部《史学家列传》,“这部书也快成功了。”第五部《史学大词典》,“凭一手一脑之力,也做好三千多条”;第六部《史书提要》,“已经试撰100余篇。”除此之外,他还计划作专家和专书的研究。
    
    但是,姚名达一生孜孜以求的、已取得相当成果的《中国史学史丛书》,又因1944年底至1945年初日冠侵犯赣南,书稿文献再遭劫难,唯《中国史学史讲义·中国史学通史》油印本,6万余字,经王咨臣先生保存至今。
    
    抗战爆发,他于1937年9月举家返回江西,1938年于武宁师范学校、1939年于赣州中学短期任教,其余时间都在兴国家中著述。他的著述志向有多高、欲望有多大,有他的亲笔墨迹为证:“创作别开生面,传世不朽之人民本位之中国通史,庶几毋负所生”(1937年7月26日);“窃以为吾人之报国亦复若是,疆场效命,壮烈足钦;帷幄运筹,厥功尤大。中国战史与民族英雄之作,即属此意”(1937年9月初);“一定要写成一部永远不朽的中国史学史和一部空前绝后的中国群众史”(1938年12月1日)。他在致王咨臣的函中也这样写道:“向来外省皆鄙吾省文化低落,发扬之责确在吾辈。弟所以接授厅(教育厅)聘撰编江西文化史,即有斯意”(1940年4月7日)。
    
    姚名达著《中国战史文集·秦始皇帝统一战国的政略和战略》,用“蜂房史稿”方格纸,在1939年11月22日晚12点写成,这是他现存唯一完整的史学著作亲笔稿本。
    
“从史理学原理推断敌军必败”
    
    1940年8月,国立中正大学于江西泰和成立,姚名达受聘为文法学院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并且更其名为《国史综析》。巴怡南记述:教法悉取专题讨论,上下古今,综析观察;究因推果,以明大势之演变;旁征博引,以助学者之兴会。尤注意民族兴衰、民权伸缩、民生荣枯,而忽略帝王起居、贵族家史、个人传记,一扫直述故事、记忆琐屑之积习。他最初想以四百万字成这一巨著,以求精博之极,后来偶成片段而复毁者再,故迄无定稿,他于课外更鼓励学生研讨著述,每日下午一时,为例定讨论时间,同学接踵而至,他从容解答,宛转启发,舌敝唇焦,乐也不倦。
    
    姚名达首创“史理学”这一学术名词。为了研究、阐发史理学理论,他发起成立了史理学学会,“以显考舜生先生所遗房产捐作基金,按月捐赠本人月薪百分之十为奖金,”设立中正大学“舜生、才琳史理学奖学金”。他主编了《民国日报·史理与地理(姚名达自题)》双周刊,周刊第一期于1942年3月17日出版,刊登了他的《史理释义》:“根据史料史书,或现状以研究史事发展的因果关系,得一原理,可正名曰史理。研究史理基本观念名曰史观。根据史观以解释史理的基本原理,可名为‘史理学’。”此前的1939年5月,他作《从史理学与地理学原理推测今后之抗战形势》一文,“试以史理学原理分析当前局势”:预测敌战略为攻占重庆、截断西北西南交通线和略取东南半壁等三种,“从史理学原理推断敌军必败”。《史理与地理》第二期于1942年4月6日出版,他用史理学的观点与方法,从要旨、理想、学制、目标、课时和教材等方面,评六年制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这是他创设的最后一个学术专刊和最后一篇史学论文。
    
    据王咨臣《显微先生著述目略》(国立中正大学校刊1943年10月)记载,姚名达计划要做的史学著作(包括已成书)分图书目录、中国史学史、史家年谱、史法学、通史与文化史、地方史和家史、挂表与地图、史学大辞典、教学、其他社会科学等10类丛书,共计约140种专著。
    
    姚名达著述一生,“壮志未酬身先死”,多数著述未成书。后人对他的著述宏愿未了而深感惋惜。姚名达在奔赴战地服务的前夕说过一句震撼人心的话:“依我的著作事业,我是顶怕死的,可是现在,我却不怕死了!而且要去死给他们看!”正如巴怡南所追述的那样:“每次谈起你的著作计划,远大的期望,纵使生命延长几百年,也是做不了!你常说:‘时间就是生命,虚度一天,就是短促了一天的生命。’然而,假如社会人类需要你时,你便立即去为人民服务……”


原载:文汇报201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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