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人访谈

美学面向现实的提问方式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杰访谈

王杰 段吉方
内容提要 段吉方(以下简称段):王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您置身美学研究已经有近三十年了,能首先谈谈这三十年来您的学术成长历程吗?……

 

 

王杰(1957-),江苏无锡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中国文学专家组成员、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全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教育部社科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中心兼职教授、山东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编、《民族艺术》编委、《中外文化与文论》编委。1997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82月至8月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事学术研究,被聘为“名誉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审美人类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项以及江苏省“十一五”重点项目、“十一五”国家级教材研究项目、“985创新基地项目”等多项。主要著作有:《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审美幻象与审美人类学》、《文艺美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趋势研究》、《审美意识形态》(译著)、《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译著),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以及在学理上系统阐释现实问题的能力。

 

段吉方(以下简称段):老师,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您置身美学研究已经有近三十年了,能首先谈谈这三十年来您的学术成长历程吗?

王杰(以下简称王):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三十年了。197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读本科,开始并没有太明确的兴趣,除了听哲学系的课程以外,也选修了诸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目录学》、《外国文学》等其他系的课程。当时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对学生的自由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的课上,老师就讲到了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引发了我对美学的兴趣。大约在二年级下学期,刘纲纪教授讲《美学》,学生爆满,不但哲学系的学生来听,其他系的学生也来了,教室坐不下,我记得最后是调到珞珈山上食堂边的小礼堂里面上课了。那是一个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一个美学高峰的年代。

美学在那个年代不仅仅是人文科学的引领学科,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支撑学科。那个时候的思想养分真是很丰富,对于从少数民族山区考出来的“养猪娃”来说真是应接不暇。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关注美学,时常阅读报刊上许多关于美学问题讨论的文章,还认真读了黑格尔的《美学》四大卷,读了《近代画家》、鲍桑葵的《美学史》、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电影《叶塞尼亚》、《冷酷的心》、《卡桑德拉大桥》、《望乡》等也对我产生了影响。哲学系组织的论文竞赛中我写了一篇《论喜剧性》的论文,得了奖,收入到了学生论文集中。翻译征文比赛中,我译的也是美学方面的论文,是关于黑格尔的审美人类学思想的,后来也收在哲学系学生译文集中。我的学士论文的题目是《论人的本质和审美的本质》,指导教师是刘纲纪教授,后来发表在江西省哲学学会的年会论文集上。

19859月,我在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林焕平教授和林宝全教授门下开始研习马克思主义美学,林焕平教授和林宝全教授都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方面的专家,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得到了很好的学术训练,我的严格意义上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在他们的指导下完成的,那是一个会议综述,就发表在《社会科学家》杂志上,我还写了关于悲剧问题的研究论文,也是在《社会科学家》发表的。我的美学研究最早的一批论文是发表在《社会科学家》这个刊物上的,所以我一直对这个刊物有特别的感情。1988年我考入山东大学,在周来祥教授门下读博士。先生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我受了他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可以说正面临很大的瓶颈,问题也很多,走向还不清晰,先生就启发我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希望我能够从当时在学界还存有很大争议的后现代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入手,反观和清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所面临的机遇与问题。我这样去做了,后来在1995年我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学术著作《审美幻象研究———现代美学导论》,就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修改本。这本书原来打算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要出,我就给他们了。这本著作后来在学界反响很好,再版了几次。

所以,我感觉这三十年对我的成长起到重要作用的,一个是时代,再一个就是有好的导师,好的学术和精神的引导者。任何人的学术成长都离不开时代,我是和这个时代共同成长的。我很庆幸在我的成长道路上遇到了四个很好的老师,他们是刘纲纪教授、林焕平教授、林宝全教授和周来祥教授。他们的学术成果都很丰厚,人格也很崇高,而且都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深刻的理解和一种学术上的坚韧,正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引领下,我才能够在学术道路上坚定地走到今天。林焕平教授已经去世了,刘纲纪教授、林宝全教授和周来祥教授现在年纪也很大了,每当想起他们,我都会很感动,也会很感恩,我的学术研究的动力也就更大了。至于我本人,我认为没什么可表述的。如果让我说,只有一点,就是我较早地接触到了行政工作,这是我的不幸,也是我的幸运。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同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实践型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参与式知识分子的观点,较早地介入管理与行政会影响学术研究,但也让我对现实的理解更深刻了,我参与了这个社会,这对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有好处。如果我不参与社会,很可能我的研究跳不出两种结果,一个结果就是搞那种老套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另一个结果就是走向“法兰克福学派”那种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我感觉我不是这样的,这与我的参与有关。我从广西师范大学,到南京大学,再到上海交大,总是在最艰难最重的岗位上工作,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也不后悔。我认为生活就是这样,该付出就付出,学术研究更是如此。

段:这么说来,当代美学研究三十年,您是一个全程走过来的学者。我注意到,自去年以来,学界都在总结当代美学研究三十年的成绩和经验,其中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历史与成绩,您能否就您自身的感受和体验谈一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这三十年中的表现?

王:这三十年,当然可以从不同的意义来评价它,坦率地说,我认为中国的美学研究还在艰难中,马克思主义美学更是如此。虽然我们很想把马克思主义美学振兴起来,但从整体看,来自学术界自身的那种努力自始至终还做得很少,全力以赴地去做的人就更少,重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形态和现代意义还很难。我是从美学界来说的,哲学界可能好一点。从一般的意义上看,三十年来美学研究还是有很大成绩的。一个是八十年代的美学研究,我觉得八十年代最好的成绩就是实践美学。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当代美学概述的文章,我是把实践美学当作中国美学界在八十年代的标志性成果来看的。另一个是九十年代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当然中国审美意识形态理论还在发展中,但贡献是不容否定的。我觉得实践美学是中国美学界比较有意思的东西,我们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实践美学来自哲学,不来自我们文艺理论界,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流的文艺理论界的学者其实都转向哲学和美学了,当时有实力的学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实践美学派”。实践美学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有很大的关系,最近我在做一个访谈时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是我跟英国开放大学托尼·本尼特教授的一个访谈,不久会在《文艺研究》上刊发。在访谈中提到一个词,就是我们很熟悉的“Humanism”,是译成“人道主义”还是译成“人文主义”?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问题。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实是有人道主义的内容,但阿尔都塞指出人道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到底是“人文主义”还是“人道主义”?我认为值得好好探讨,这个问题留待我们日后讨论,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其实与实践美学有关。你看,八十年代美学研究很大层面上就是从人道主义问题开始的,马克思《手稿》中的美学围绕的就是人道主义的问题,有很多直接的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觉得实践美学的驱动力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现在有些学者又开始重新讨论关于人性、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当然也会提到实践美学,但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资源和思想资源,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再说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三十年来的重要成绩,凝住了很多学者的心血。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另一篇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都是发表在《文艺研究》上,我的看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理论模式上其实就是中国式的审美意识形态,当然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理论探讨和理论丰富的空间。

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总结的,我说的这个一般的意义其实也是从面上的看,当然也存在不足。刚才讲到实践美学,实践美学其实很复杂,就好像“人文主义”或者是“人道主义”,它其实是一个很宽的概念,不是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界定的东西,是一种思潮性的东西,一种很大范围的理论,它就像一条大河,什么东西都能容下。实践美学也是如此。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实践美学”这个大的潮流下,也是各种思想各种理论泥沙俱下的。马克思《手稿》中有很多美学的东西,实践美学率先梳理出来,因此,当时大家就很推崇实践美学。但是现在看来,当时推崇的很多东西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还包括很多康德的东西。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就阐释康德的东西。我觉得康德在中国美学界的地位跟李泽厚有关,主要是李泽厚奠定的。康德在美学中很重要,李泽厚抓住了这一点,但是他也把他放到了一个超过马克思的位置,我认为这就是过了。后来人们循着李泽厚的路子研究实践美学也是这样看的,这就有问题了。我觉得对实践美学,我们要做各个方面的学理剖析,包括李泽厚的思想也是很混杂的。在马克思的理念中,浪漫主义美学是一种理论,一种思潮,最终超越了它,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不都讲过嘛,过去的理论如何如何,我们现在的理论如何如何,就是说,马克思很明确地把握他的理论有一种要超越的目标,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要超越的目标当作最好的理论了,而且同时又宣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学理问题。所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构成来看,康德以及实践美学在学理上的意义可能被高估了,这是我的看法,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包括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如何超越康德的问题。我跟伊格尔顿交流时,伊格尔顿很吃惊,说你们现在还在研究康德?我跟托尼·本尼特约稿,想让他谈谈形式主义美学,他说我早就不研究康德了,这让我有点儿震动。在我看来,康德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看作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他们不完全是对立的。高等数学不是对立于初等数学,是超越了初等数学,它完全是在一个新的规则下开始新的研究,在高等数学中初等数学全部融进去了,不是简单的加减,是在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规则中的提升。康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是走向自由,他是想把社会生活剔除出来,后来发现在理论上很难,就找到了很小的一个领域,一个自律性的领域,把自己划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结果发现还是不行。康德美学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这种自由与人的撕裂,也是审美理想的撕裂,你想想,一个社会人怎么可能只有纯粹的审美理想,而不考虑其他呢?在康德的自律性空间中,美是很纯粹,很干净的,但他画了一个圈儿,美就在这个圈儿里面,结果走到一个很纯粹的唯心主义上面去了,后来黑格尔就扭转他,走向客观唯心主义。康德美学就这样最后走到了自己的理论绝境,在这个意义上,对康德美学我们是要批判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它绝对是批判的。但是,我们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很多是从康德的这个圈儿里来的,把马克思的东西和康德的东西简单地加起来,这其中存在难以跨越的理论鸿沟,包括实践美学在内,我们还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建设的道路还很漫长。

段:您这样来看待康德美学,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特别是您说康德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新的阐释,其中也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问题。我知道,这三十年中,您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方面倾注了很大的心血,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有哪些特征?

王:这也是我正想和你探讨的问题。三十年来,我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关系还比较密切,这多半是因为林焕平老师的关系。我真正的学术启蒙还是在硕士阶段,是在林焕平教授和林宝全教授的指导下。刚才我说到,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发表在《社会科学家》杂志上,那是一个学术会议综述。当时在桂林工学院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研讨会,由陆梅林先生倡议,林焕平教授牵头的,陆梅林、陈涌等著名学者都来了。我记得在那个会上有一件让大家很振奋的事,就是林老把美国杰姆逊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带来了,大家看了都很兴奋,没想到国外还有人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影响的学者。因为当时信息很封闭,改革开放之后马克思主义还在经受不同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美学也还受到不断的冲击,对国外完全不了解,在会上就这么一点儿信息,就让大家很鼓舞了。在当时的条件下,林老还影印了给我们,并向我们介绍了杰姆逊的马克思主义三部曲:《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政治无意识》。这对我也是个很大的激励,当时我做会务,会后写了一篇综述,发表在《社会科学家》上,当时《社会科学家》杂志还刚刚创办不久。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大的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走,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看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仍然还是处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

首先,这三十年,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的中国美学研究仍然没有摆脱一种语境的困扰,那就是我们仍然处在简单的进化论和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中前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把西方的理论全部拿来了,好像什么东西越新就越有效。从介绍的角度讲是需要的,但反映了我们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在追新中把马克思主义,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等同了。自然科学就是强调创新,觉得最新就是成功了,就领先了,人文科学绝对不是这样。我觉得胡塞尔讲得很精辟,他说如果人文科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思路来研究,整个人文科学就被取消了,就不可能了。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接着是“后马克思主义”,结果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这也是我想讲的第二点。我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仍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特别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没有得到真正的阐发。毛泽东的理论在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印度有一个经济学派,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从事所谓的“贱民研究”,称作是“底层的经济学”或“贱民经济学”,他们的思想就来自毛泽东。阿尔都塞、马歇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也受毛泽东的影响,马歇雷艺术生产论的直接动因也来自毛泽东的《讲话》,他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就是来自毛泽东《讲话》的原话,翻译过去就是这样表达的。当然,人家是在“形式意识形态”意义上讲的,包括审美的意识形态,这就和美学有关了,但形式意识形态与康德意义上的形式是两套理论范式。包括斯皮瓦克,我认为,她的理论的基本因素也是来自毛泽东的《讲话》,或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这让我想起杰姆逊的一个观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思想的二次方程”。也就是说,一种思想跳到另一个语境中才能很好地发展。从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发展来看,这样的现象是很多的。德里达的理论和思想到了美国才有了很好的发展,毛泽东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印度获得了很好的发展,现在又在拉美得到了重视,拉美国家现在搞的很多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这让我很吃惊,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我们自己不阐释,这是我们中国学者的悲哀。我们的学者现在盲目地相信西方的理论,但我们不要忘了,毛泽东的理论是从中国自己的实践中来的,很多东西是通过经验摸索出来的,他超越了西方。当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有了“肃反”的扩大化,后来又有了“文革”,毛泽东有意无意地伤害了很多人,后来这些被伤害的人就用被伤害的感情对待毛泽东思想。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来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理论贡献是很大的,如果马克思主义研究再过一百年,回过头来再来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我想他的地位绝对是很高的。我们刚刚谈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实践美学,其实八十年代还有文艺美学,但很遗憾文艺美学没有健康地发展,文艺美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跟毛泽东的理论很接近,它努力把中国的东西融进中国当代美学,这是文艺美学很可贵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努力。但是,后来我们的美学很快又回到“全盘西化”,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其实,毛泽东很早就批判过这种思想,就是他说的“言必称希腊”。你去看一下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很早就批判过的东西现在比比皆是。所以你说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范式,我认为就是毛泽东的《讲话》所奠定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范式,四川大学冯宪光教授称之为“人民美学”。这个范式在我的论文《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问题与理论模式》中也讲到了。

谈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我的看法是真的路还很长。现在很多人着急地提“学派”,我觉得我们现在离成学派还真的好远,我们很多研究只解释现实但难以表征未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能改造现实?它是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很大的魅力,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能不能在理论研究中发现代表未来的因素很重要。

段:我认为这个问题很迫切。我也发现,我们现在的理论研究很多是没有投向现实的,包括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内,理论研究最终要给人以期望。

王:是的,就是你说的理论要给人以期望。为什么别林斯基的理论那时候被人们称作“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就是因为他通过文学批评让人看到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也是通过对大众文化、青年文化、街头文化的研究,让人感到这个社会是有希望的。我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就是应该通过很多现实现象的研究,找到和未来连接的东西。马克思讲未来,讲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消灭私有,按需分配,那只是原则性的理论,这中间有很多连接点,这些点怎么连接起来就是我们的任务和责任了。中国现代化的路径跟美国、欧洲肯定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就是开出了一个中国路径嘛,一个中国道路,就是《讲话》中所体现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我们现在基本理论的研究还不够,很多是用理论的模式来套,再不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在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理论空间,也就是阿尔都塞说的,一头是经验主义的线头,一头是理论主义的线头,两个线头是断的。现在我们能否找到连接这两个线头的东西,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责任。如果我们找到了,就在世界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中确立了我们的位置。现在搞经济学的,搞管理学的,都在探索中国的道路,他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模式,搞文学的,搞美学的,是“理论主义”的模式。马克思把这两个线头交给我们了,但是他没有把这两个线头的中间环节全部都建立起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把这两个线头联系起来。但是我们现在是两张皮啊,毛泽东就批判过这“两张皮现象”。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反对经验主义,是毛泽东工作中最基本的理论内容,我觉得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最大的难题。段:是的,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这两年主要关注二十世纪以来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就不是这样的。我知道,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曾经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访问和工作过,我想请您结合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再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问题。王:确实,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这方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这也是我去英国以后给我感触最深的地方。英国的雷蒙·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E.P.汤普森这些世界一流的顶尖学者,他们都和社会现实,都和工人运动有着一种密切的就像鱼和水一样的关系。我在英国参观了马克思当年跟恩格斯讨沦《共产党宣言》写作的地方。那是很小的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离它不远就是恩格斯当年经常接触的工厂。马克思和恩格斯结下友谊,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看了恩格斯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作为一个资本家的儿子,应该说是最早接触十九世纪英国产业工人的学者,他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有一种完全融入式的同情和理解,不是那种观察式的,也不像人类学那种完全是站在客观立场上的考察,后来E.P.汤普森写《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其实也是按着恩格斯的路子。所以,我觉得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品格就是贴近现实。现在我们多数还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书斋中看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然后就写文章了。像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还有我们熟悉的“伯明翰学派”,以及像托尼·本尼特、贾斯汀等“伯明翰学派”的传人,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实证调查基础上的,他们认为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不是简单地从理论中推出来的,而应该在实证调查中寻找社会发展的动因。当年恩格斯也是在曼彻斯特那些工人运动中才发现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的,也是做了很多实证调查才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什么能成“学派”?就是因为这一批人不但能够提出理论,而且能够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等这一批人都是从事工人阶级教育的,他们从事的事业跟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经验接上了,也就是把经验的线头和理论的线头接上了,这也就是托尼·本尼特所说的学术研究不仅仅是文字表达,它有一种机制。我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学者。八十年代以前的学者还是有现实的思考的,鲁迅的那个时代,胡风的那个时代,周扬的那个时代,马克思主义美学都是和现实结合的,也是和社会思潮、现实运动结合的,八十年代以后的学者都远离了政治和现实,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成了空谈理论。所以,相比之下,我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学者蜕化得很厉害。我在英国还参加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节日,当时正值“五月风暴”30周年,有很多学者参与,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很多小型研讨会。我很吃惊,他们的教授参加研讨会是不拿一分钱的,活动结束后他们还组织募捐,不是哪个组织搞的什么募捐,而是为非洲难民儿童募捐,是自愿的。这就让我想到,我们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前辈学者的那一种骨气和精神境界继承下来。搞马克思主义研究要获得人们的尊重,就是要言行一致,搞马克思主义但不同情弱者,不同情受欺压的人,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而写文章又说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人家根本不信服你。或者,我们只是研究学理上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一些学术的问题上打打圈圈,而不关心现实和文化,那以后跟随我们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就会越来越少。段: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格局更加复杂,走向也更加曲折,国外有各种理论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了很复杂的影响,您能否谈一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前景及当代走向?

王:的确,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越来越复杂,但我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有值得期待的希望。一个希望就是中国自己的东西还是要认真反思清理;另一个希望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还是要和国外理论资源相结合。前者做得不够,后者做得好些,但方向性的东西还要调整。刚刚说了,在八十年代,只是买到国外的一两本书就很幸福,现在我们很多学者可以很方便地跟特里·伊格尔顿交流,跟托尼·本尼特交流,很多人是杰姆逊的学生,这些学者的成长可能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进入到一个很好的学理环境中,这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跟国外对话了。第三个希望就是随着一批青年的学者的成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开始有新的机遇了。现在全球化是不可回避的,在全球化趋势下,我们把西方的理论引进来,把西方最先进的学术方法引进来,这已经没有问题了,但能不能回应时代,能不能有创造性的发展,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在《审美幻象研究》中,我曾经提出走向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我现在仍然认为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我们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段:最后,您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主编,我也是这个刊物的老作者了,看得出,您花了很大的精力,现在这个刊物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了,我想请您谈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情况,下一步您有何打算和计划?

王杰:说到这个刊物,我还是蛮多感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是在1995年开始酝酿的。1995年我们请刘纲纪教授去广西师范大学讲学,在1982年我跟老师分手后,那一年才见面。我给他出了两个题目,一个是关于中国美学的,他讲了中国美学的六大思潮;还有一个就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形态。当时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很热烈,董学文、叶朗等都写了文章。在讲课的过程中,刘纲纪老师就提出创办这个刊物,恰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找他约稿,我们就开始筹划。所以是1995年动议,1996年就编出来了,1997年初出版。你去看看第一卷的发刊词,当时我们是想办一个多语种的、面向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刊物,这也是刘纲纪教授的定位,它是在世界范围内唯一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命名的刊物。当时另一个办刊理念就是想把美学和现实的文学批评和艺术批评结合起来,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努力去体现的。后来得到学术界的支持,但你知道,也很困难。在这方面我要特别说说林宝全教授。《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最初几年比较艰难,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处于低谷,各方面都不容易,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林宝全教授和当时的系主任还发生了争执。刘纲纪老师作为主编主要抓大事,但在创刊最艰难的前几年,林宝全老师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当时他那个年龄,他那个资历,完全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热忱,也是出于对我的支持,付出了大量的辛苦劳动。当时我很忙,去邮局寄稿费、寄书,跟作者联系等这样一些很琐碎的事都是林老师做的。如果没有老师,那刊物可能中间就中断了,可见它的艰难。在广西师大等于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到南京大学是第二个阶段,到上海交大则是第三个阶段。在南大的阶段也很重要,刊物进入了CSSCI辑刊和中国期刊网,而且办成了半年刊。还有就是在南大,这个刊物开始了真正的国际化的历程,我们建立了编委会,包括国外的编委,也比较规范地出版了。所以,等于说是前十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一些重要的学者都团结起来了。现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进一步加大了国际化进程,我们现在正在筹办《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英文版,估计2012年出版。我们现在有数据,学界的引用率很高,购买我们数据终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很多。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有好多公司都在用我们刊物,这说明我们还是赢得了一些社会团体的认同,所以我们有实力在出版英文版后争取进入国际重要文献检索。如果明年能顺利出版英文版,我们刊物的重要性和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明年正好创刊15周年,我们计划年开一个编委会,把国内外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请到一起,共同探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问题。再有,借着编《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我还想做些实质性的研究工作。刚说了,去英国访问研究以后,我感觉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还是对现实关怀不够,现在我们所有搞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人都知道要回到现实研究现实问题,但真正呼应现实的研究成果还是很少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很多内容是来自现实的,我们做了很多访谈,也有一些成果是以一定的调查为基础的,也有很多的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有两种,一种是客观的实证,还有一种是参与式的,我现在主张搞参与式的实证研究。在参与中了解社会,这才是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建设性的方向。我那天跟贾斯汀教授访谈,他就谈到,现在做学术研究,如果不做一定的实证,不做一定量的学术访谈,人家是不会看的,会认为你的研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计划下一步的工作是先做一些知名学者的访谈,看看到时候我们能不能一起做?我打算找30位在国外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另外再找30位在中国学界有一定影响的学者,认真地做些访谈,做些实证研究,做一些研究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真正把那种参与式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认真做起来。

段:好的,这个想法很好。值得期待,我们共同努力。谢谢您!

 

 

原载:《社会科学家》 2011年03期
收藏文章

阅读数[9143]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