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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大视野深化文艺理论研究——文艺理论家陆贵山教授访谈

张岳健

 

 

文学和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了多元对话和综合创新的时代。文艺理论家陆贵山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当前一种值得长深思之的社会文化现象,即一些非先进的、没有力量的文艺理念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那些先进的、有力量的文艺思想反而被边缘化了!为了加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我们就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采访了陆贵山教授。

  建构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

  张岳健:您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并提出了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这在文艺理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理论研究历程具体谈谈这个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

  陆贵山:我的文艺理论研究是与新时期大致同步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竭力破除“瞒”和“骗”的文艺,倡导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为了适应和推动、恢复和弘扬现实主义的文学潮流,在一些重要报刊上,我发表了一系列阐发文艺真实性的论文。1984年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艺术真实论》。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文艺理论界开展了“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我一方面觉得应当肯定倡导文学主体性的意义和价值,同时又感到“文学主体性理论”倡导者存在着比较明显的理论缺陷。《艺术真实论》是强调文学的客体性的,理应吸纳主体性的理论资源加以丰富和深化。1998年出版的《审美主客体》对文学主客体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如果说《艺术真实论》是凸显文学与现实、文学与历史的关系研究,《审美主客体》是突出文学与审美的关系研究,那么稍后出版的《人论与文学》则强调文学与人文的关系研究。《人论与文学》这本书开始从人学视阈探讨文学基础理论的尝试。2000年,我把上述文学与历史、文学与人文、文学与审美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辩证综合的创新研究,出版了《宏观文艺学论纲》。《宏观文艺学论纲》中,提炼出三大观点:即史学观点、人学观点、美学观点;概括出三大精神:即历史精神、人文精神、美学精神;总结出三大理念:即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而艺术、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当代中国的文论界相继或同时掀起了注重“内部规律”的形式语言符号研究热、文化研究热、生态研究热。这些社会文化文论思潮,启发我深切地感到《宏观文艺学论纲》中所论述的“文与史的关系”、“文与人的关系”和“文与美的关系”的覆盖面显得狭小,应当进行更加宏观、辩证、综合的理论创新。我吸纳了研究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的文艺生态学、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的文化学、研究内部规律层面上的形式语言符号学的成果,提出由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构成的一个更加宏大的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这六大文论学理系统是: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可以生发出各式各样的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可以总结出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可以提炼出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可以概括出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可以抽象出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文学的本质是系统本质,文学的观念模式和研究文学的思维方式同样应当是系统的,是多维度和多向度的。把握和驾驭系统的文学的本质、价值、功能和作用,必须采取多维度和多向度的研究方法。我提出从四个向度来叩问和探寻文学的系统本质,即从横向和广度上,拓展文学的本质面;从纵向和深度上,开掘文学的本质层;从流向和矢度上,捕捉文学的本质踪;从环向和圆度上,把握文学的本质链。

  张岳健:诚如有人所言,文学和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了多元对话和综合创新的时代。您认为在多元化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

  陆贵山:当代中国文论的结构应当是有主旋的多声部合奏。无多元的主元或无主元的多元,都是不可取的。

  文学和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了多元对话和综合创新的时代。凡是存在着合理性的文艺观念都拥有自身的疆域、人口和主权,都拥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不同文艺观念之间的差异可以形成一种张力结构和竞争机制,有利于促进学术思想的发展。其实,各种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具有合理性的道理与道理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以邻为伴和与邻为善的关系,应当是互补互激、并存共进的关系、应当是互相尊重和平等对话的关系。任何一种学理或观点,如果脱离它所赖以存在的位置或坐标是很难说清楚的,相反,只有从与整体理论框架的关联中,才能获得准确到位的科学阐释。任何的道理都是有边界的。一旦超越自身的适用范围,随意侵占相邻学科的辖区,甚至危及相关学科的生存权力和发展空间,一定会酿成学界的论争。其实,这种论争往往表现为一种道理和另一种道理的各执一端,应当本着彼此宽容、相互吸纳、取长补短的原则和态度去化解。我至今仍然记得俄国体验派戏剧大师斯坦尼拉夫斯基说过的至理名言:一台戏要有主角,同时每个演员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又都要是主角。各种学术观点,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是主角,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因此,文化上的单边主义是不利于学术事业的发展的。真理是朴素的,学者们也应当像真理那样朴素,谦虚谨慎,尊重他者,发展自己,切忌顾盼自雄、唯我独尊。

  我的学术道路,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为基础,从对文学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的关系研究中经对文学与人文的关系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研究,走向了对文学的多维度、多向度和更加开放的宏观文艺学研究。对文学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都是需要的。但探讨文艺领域中的全局性问题,就应当创构宏观文艺学。宏观文艺学即是大文艺学或战略文艺学。如果说20世纪是以微观研究和分析思维见长的时代,那么新世纪可能是以宏观研究和综合思维取胜的大综合、大改组、大创新的时代。我们应当尊重、珍惜和吸纳分析思维取得的一些“深刻片面的真理”,但只有把这些“深刻的片面的真理”整合到宏观的学理系统中,才能创立文论的合理有序的生态结构。为了适应创构宏观文艺学的需要,我们应当自觉地树立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

  深入研究文艺创作与艺术生产

  的二重化矛盾

  张岳健:在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文艺理论不能只是研究纯审美、纯艺术的问题,还要研究文艺在商业化过程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如审美与功利的矛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文艺作品的意识形态性与商品属性的矛盾等等。您认为如何科学地解决这些新问题?

  陆贵山: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理论研究面临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即文艺创作与艺术生产的二重化矛盾。文艺作品和文艺产品分别录属于两大系列:一是文艺创作与文艺欣赏的关系;一是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费的关系。前者是考察文艺的传统视域,后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趋凸显。这两大系列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深刻的二重化矛盾,中外学界尚未进行理论形态的系统研究。马克思曾指出文艺作为作品和产品的二重化关系,一方面指出文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作品,并认为资本与诗歌的本性相敌对,但同时又指出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产品,必然作为消费对象进入流通领域。这样,必然表现出一系列的二重化矛盾:前者强调审美;后者强调功利;前者强调审美属性,后者强调商品属性;前者强调创作原则,后者强调市场原则;前者强调社会效益,后者强调经济效益;前者强调文化精神,后者强调文化利益;前者强调精神提升力,后者强调文化软实力;前者强调精神价值,后者强调消费指数或票房价值。

  市场经济加速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使文艺创作和文艺生产的观念和实践发生了蜕变。文化产业的兴起和文化体制的改革,有助于提高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使文艺的商品化竞相发展、越演越烈。追求文化利益和经济效益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一些推崇审美的书斋学者和文化精英陷入难以摆脱的无奈和尴尬。如何看待审美和功利的关系,成为市场经济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的问题。传统的美学观念应当改写和重塑。从理论层面解析,文艺的审美学与功利的关系,呈现多种形态:完美的融合形态,即相对的均衡形态;合理的倾斜形态:或侧重于审美,或侧重于功利;失衡的极端形态:或排拒功利,滑向纯审美;或脱净审美,沦为超功利和唯功利。

  应当全面地、理性地、清醒地考量审美与功利的关系,尽可能地实现两者的统一和双赢。狭隘的近视的功利主义是要不得的,纯粹的审美主义也是行不通的。降低和牺牲文艺的审美品位、文化精神和社会效益,单纯地追求文艺的功利原则、文化利益和经济效益是不可取的。但也不能只强调文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质量和价值,忽视通过市场消费的途径,提高文化的软实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和文化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把文艺作品当作商品进行交易不足为怪,本来古以有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大师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等人也接受定单,向皇宫、教堂、官邸和豪宅输卖自己的作品,并不因为这些名画作为商品而玷污和亵渎作品的艺术质量。一些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商业大巨制,如悲情的灾难大片《泰坦尼克号》和中国的《开国大典》《建国大业》《亮剑》《激情燃烧的岁月》,都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化精神和文化利益、审美价值和功利目标的双丰收。

  既唯物又辩证地解析

  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

  张岳健:有两种类型的学者,一种类型的学者热衷于体系建构,比较追求学问的自身完善;一种类型的学者强调改造社会,比较重视学问的社会作用。您的文艺理论研究尽量结合这两类学者的优势,这是不是与您长期坚持艺术辩证法、反对走极端有关?您在文艺理论研究中是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艺术辩证法的?

  陆贵山: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包括文学理论的各种观点、学理、思想,都是既唯物又辩证地存在和发展的。我们应当既唯物又辩证地看待和分析文艺理论中的一些观点、学理和思想。

  (一)关于文学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问题。主体性与客体性是唯物的辩证统一。而主体性和客体性的辩证关系,一般说来,客体性是基础和源泉,而主体性是主导和动力。基于客体性的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形成各种形态的文艺作品。

  (二)关于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关系问题。既要重视社会历史研究,也不能忽视人文研究,我们应把对文学的人文研究和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联系起来,完整地反映文学的社会历史的、人文的本质、价值、功能和作用,全面地表现文学的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表现文学的社会理性和人文关怀。强调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不能排斥对文学的人文研究;强调对文学的人文研究也不要忽视、厌烦和拒斥文学的社会历史因素。尽管特定条件下,人和历史会发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冲突,或人阻挡历史的前进,或历史压抑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致性,因为人是历史的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文精神应当促进历史的进步,历史精神应当推动人的自由幸福解放和人的全面健康发展。

  (三)关于文学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我们要现代化,也要包括审美现代性在内的现代性,但应当防止和克服审美现代性阻碍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弊端。应当在肯定审美现代性的借鉴作用和警示作用的同时,注意到审美现代性与当代中国的国情、人情和文情相悖,反启蒙理性和反科技理性的局限性。我们应当主张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审美现代性,适当地抑制审美现代性的负面影响。

  (四)关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比较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但并不是唯政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为政治服务,也是首先谈为人民服务,为大多数人即工农兵服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人民服务,必须首先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为政治的最高形态——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服务。从根本上说,这并没有错。现在有人走极端,说政治不是文学,文学“不能沾政治的边”。西方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审美挺意识形态,搞政治,而当代中国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审美来淡化意识形态,消解政治。情况很不相同。诚然,对那种不好的、非人的政治是应当被消解的。政治表现为三种形态,即生活形态、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只要这三种形态的政治存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我们认为,“文学即政治”,或“文学非政治”这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是值得研究的。

  (五)关于文学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的关系问题。应当把对两者的研究有机地融通起来。我们过去比较强调和突出外部规律研究,新时期后形成反弹,内部规律研究取得长足进展。用内部规律补充外部规律是对的,但不能取代外部规律。我们应当加强艺术规律的研究,特别要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关于内部规律的理论资源,弥补和充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方面的学理内涵,同时阐明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辩证关系。

  (六)关于文艺的科学研究和对文艺的诗学研究的关系问题。文学是既具有“思性”,又具有“诗性”的。着眼于思性,产生对文学的科学研究;钟情于诗性,引发出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文艺学不管划归为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是科学,都应理所当然地对文学的存在规律和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研究,探寻科学的规范和科学的结论。这是学科内涵中的应有之意。但这种科学性又是具有诗性的。诗性是文艺学学科的重要特征。因此,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和对文学进行诗学研究都是需要的。用对文学的诗学研究排拒对文学的科学研究,或用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否定对文学的诗学研究,都是行不通的。

  (七)关于反映论和价值论的关系问题。没有价值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反映是没有意义的;离开反映论这个基础,价值诉求和价值取向会失去明确的方向感和目标感。简言之,没有价值论的反映论是空洞的;缺乏反映论为依托的价值论是盲目的。与此紧密相关的,还有一个反映论和表现主义的关系问题。其实,从哲学层面上说,两大文脉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客体性和主体性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人文研究的关系问题,对文学的科学研究和对文艺的诗学研究的关系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侧重于体现客体性、现实主义、对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对文学的科学研究的反映论和侧重于体现主体性、浪漫主义、对文学的人文研究、对文学的诗学研究的表现主义之间的差异和统一、对立和互补。作家描写生活时,既要再现对象世界,又要表现主观世界。脱离表现的再现,或完全排除再现的表现,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这两种文学样式和思维方式互为生命,相激共生,将永远以新的形态存在和发展。

  (八)关于文学的理性元素和非理性元素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只要理性,不要非理性。非理性是人的思想意识结构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非理性对反对和冲击过时的僵化的理性有作用。我们应当给两者以合理的定位,应当把文学中的理性元素和非理性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非理性主义的“去理性化”,从而把文学全然非理性化,也反对理性主义的“去非理性化”,从而把文艺全然理性化。特别应当克服和防止非理性主义反对认知理性、反对道德理性、反对科技理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九)关于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关系问题。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一味地反本质主义,实际上是不要理论,不要逻辑,不要探索规律和追求真理,忽视理论的概括和提升,是不对的。本质是相对稳定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历史的持续的合理性,当这种合理性还没有消失的时候,是不能被驱赶出历史的、社会的和精神生活的舞台的。但有的本质、规律、理性和真理僵化了、不合时宜了,所以要反对。反本质主义对冲破旧的本质理论,建构新的本质理论是有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解放思想的积极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既是旧本质主义的反对者,又是新本质主义的建构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忽视和取代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个问题是和解构与建构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文学理论的解构和建构的关系问题。一味地解构是不行的。解构的目的是为了建构。应当解构便解构。应当建构则建构。在解构中建构,在建构中解构。不解构应当解构的东西,也不能真正的建构,对建构无益和无助的解构,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解构了那些陈旧的、过时的、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进步性和先进性的观念、模式和思想,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建构起新的富有时代感的文学理论。

  (十)关于审美幻想和语言崇拜问题。西方现当代文论特别强调审美幻想和语言崇拜问题。一些学者甚至把审美视为解放人的重要途径,倡导“审美乌托邦”、“审美救赎”和 “诗意的栖居”等等。实际上审美只能有助于但并不能实际地解决人的生态和人的解放问题。马克思把反对人在纯审美和纯理论领域中的解放视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原理”,认为“这是幻想”。西方现当代文论对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新成果,值得承接、吸纳和发扬。但认为能通过改变语言结构来改变社会结构,通过语言的人文主义阐释来实现历史变革的企图,同样是一种幻想。

  (十一)关于对待实践的地位、功能和作用问题。我们既反对实践第一性的观点,又主张实践第一位的观点。实践本体论能否成立是需要研究的,但实践确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如果在创造论的意义上,强调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大多数的学者会认同的。这里存在着一个物化的、人所创造的世界与未经物化的非人所创造的自然界的区别和差异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张通过社会实践,改造和变革现实世界,是优势于和有别于包括西马文论在内的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根本标志和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是通过实践改变世界。因此,应当给予特别高度的重视。

  带有规律性的

  学术研究经验值得珍视

  张岳健:过去有人力倡“深刻的片面”,而您则始终倡导和躬行主导、多元、开放、兼容的学术精神。您在文艺理论研究方面有何经验教训?

  陆贵山:历史转型必然带来文艺变革。研究主体应当强烈地感受到并适应时代的需要,增强创新和变革的自觉意识,倡导和躬行主导、多元、开放、兼容的学术精神,特别注意在冲击和重塑传统的同时,呵护和珍惜传统的精华。只有从宏观大视野和全息整体性的学理框架上,才能比较准确把握每种文艺观念的定位,相互之间的学理关系以及各自的性质、地位和功能。文艺理论研究中应当尽可能地避免“一叶障目”、“坐井观天”等短视和盲点现象。

  凡是具有真理性和合理性的思想、学理和观念都具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都拥有自己的人口和疆域。这些具有真理性和合理性的元素,不能相互取代,不能削足适履,践踏一种理论的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随意用一方要求另一方,更不宜随意越界、侵犯和掠占各自所属的领土和主权。不同文艺观念的历史同样悠久,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创的两大文脉。应当自觉地维护文艺物种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和谐有序性。凡是有价值的思想、学说和理念,谁也打不倒谁,谁也吃不掉谁。想消灭其中一种文艺观念,只是学人的思维和头脑中的幻想。这种矛盾关系是永存的。矛,灭不了盾;盾,也灭不了矛。两者是彼此依存和竞相发展的。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过渡和生成的过程中,可以说,现代和后现代还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在这种特定的国情和历史条件下,移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从整体上说,显得有些时空错位。当然,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造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性,使超前和滞后现象并存。不同地域和族群,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元素。

  发展和建构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张岳健:发展和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但是中国几代文艺理论家的夙愿,而且是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目标。周扬、陈涌等文艺理论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您认为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今天,我们如何发展和建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呢?

  陆贵山:从宏观、全局和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最先进的科学,有学理优势,在西方还是显学。时下的中国,由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信仰危机,由于西方现当代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和文论思潮的强烈冲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陷于被边缘化的困境。

  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建构放到全球文论的宏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我们面对三种最有代表性的文论;西方现当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关键在于理解和处理好这三大文论的相互关系。这三大文论都肩负自身的使命: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本土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这三大文论都要化好。 三大文论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相互贬抑的关系,而是相互对话、竞相发展的关系。我们应当确立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置放在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本土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总体宏大格局的联系中加以研究,在实现西方现当代文论的本土化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并把这“三化”视为同一件事情和同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应当以西方现当代文论和中国古代文论为思想资源,逐步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强势文论。

  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梳理、承接、吸纳和重铸,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中,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华性和民族特色。首先应当努力发掘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现实主义传统话语,以便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立学理联系。中国古代文论以直观感悟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和马克思倡导的体现“多样性统一”的“具体总体”的思维方式肌理相通,可考虑以此作为搭建两大文论之间的思维方式和学理框架的桥梁。通过创造性地传承西方现当代文论和西方现当代文论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其学术成果,深化和丰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时代性、世界性和人类性。为此,必须对西方现当代文论进行检视和挑选,把握西方现当代文论的魅力与局限。西方现当代文论脱离生活和实践,极端的个体化、主观化、心理化、内省化、欲望化,并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实践理性、科技理性和启蒙理性,遁入非理性的精神领域。西方现当代文论脱离历史抒发人文诉求,脱离民生表现审美幻想,宣扬虚假的、浪漫的精神救赎、审美乌托邦和所谓“诗意地栖居”。 西方现当代文论脱离实践凸显批判精神,用语言批判、舆论批判、精神批判、文化批判、感性欲望批判取代对现实的物质实践批判。它缺乏富有震撼力的思想和学说,迷信精神呼吁、思想造反、文本解构、语言革命、形式符号暴力,虚假地解决人的解放问题。令人不解的是,这种极端内化的、充满幻想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力量的思想和理念,竟然成为时下的主流文论和强势话语。

  近日重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慷慨系之。《讲话》以原创的智慧和超越的精神提出的一些文艺思想实际上要比西方现当代文论的一些文艺理念高出一筹,如《讲话》具有最广大最鲜明的人民性,而西方现当代文论并不具有;《讲话》具有自觉的强烈的变革意识,勇于和敢于面对所属时代的社会矛盾和民族危机的残酷现实,采取正面积极干预和介入的姿态,开创了承担历史使命,利用文艺变革现实,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族解放的艺术道路。这种文艺理论不同于迷信和推崇审美幻想、审美救赎和审美乌托邦之类的只停留在空洞的和虚脱的思想层面,而富于历史的现实的变革精神。正如《讲话》所论述的:文艺要把人们看来“很平淡”的“现实生活中”“到处存在着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变自己的环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并转化为在实践中具体地实现人的解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人和社会的民族解放。《讲话》所阐发的思想,不只是把文艺作品的功能仅仅局限和停留在语言和幻想层面,诸如审美乌托邦、审美救赎和“诗意地栖居”等艺术幻象之中,而是切实有效地把精神诉求转化为物质存在,变成现实生活中的物化形态,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所谓“实行”,指的是通过实践和变革,改变自己的环境。只有实际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才能有助于改变人们所置身的社会结构,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和实现人的解放。这些思想在西方现当代文论中并不存在;《讲话》倡导通过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以宣扬先进思想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而西方现当代文论所主张描写的人物,多半都是单面的人物、扁形的人物、畸形的人物、被压抑、被异化的荒诞的小人物,这类人物并不能从正面充分表现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价值诉求。《讲话》所体现的思想是先进的,是有力量的。这里,发生了一个好像不应当发生的问题:本来是非先进的、没有力量的文艺理念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本来是先进的、有力量的文艺思想反而被边缘化了!这是一个值得长深思之的社会文化现象。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应当认真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了解大众文化的新期待,以增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性和人民性。总之,我们要建构一个具有世界性、时代性、民族性、当代性和人民性相结合、相统一的全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原载:《文艺报》 2012年09月0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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