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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光兴研究员专著《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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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光兴先生新著《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95万字,2013年10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

    近三百年的唐代文学史(618—907),本书论述中间的一百零一年(705—805)。以“律诗之建制”为起点、“元和诗变”之爆发为终点。这是哺育了王维、杜甫、白居易等数代诗人的唐代文学的鼎盛时代。

    本书致力于“疏证”唐人的文学史观,指出“唐中期”开元、天宝、大历、贞元诗风的“家族相似性”实与律诗规范之主导地位相关,这一文学史百年,是唐人心目中“沈宋的世纪”。而作为后来“崛起的典型”,大历、贞元时代逐渐兴起的 “尊崇李杜”的文学新思潮,扮演着“八世纪诗风”的“终结者”角色。“沈宋”、“李杜”的典范交接,亦成为唐中期、后期文学演变的历史性枢纽。

    本书揭发“沈宋的世纪”的论断,对于宋元明清历代学者“接力”阐释所建构起来的以“李杜”为典范、以“盛唐”为中心、将唐诗史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阶段的经典化的“四唐说”唐诗史观形成颠覆,对于“四唐说”之下因袭千年的文学史常识具有挑战意义。

   兹将作者自序和该书目录发布于此(可下载PDF附件),以飨读者!
 

目录

    自序

  唐中期建元表

   常用典籍简称表

 

      导言

一 唐诗史上的“八世纪诗风”

二 唐诗的语境

三 “分析文学史学”

 

    上编

第一章 八世纪初叶“后律诗”时期之诗坛动向

    第一节 宫廷诗人的贬谪诗

    第二节 律诗一代的“遗老”:张说、武平一、卢藏用

    第三节 吴越文士与七古歌行

 第二章 八世纪上半叶“声律风骨始备”之开天诗风

    第一节 开天诗坛状况——从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起

    第二节 “盛唐先驱者”

      一 李邕

      二 孙逖、韦述

     三 张九龄

      四 王翰等

      五 孙季良《正声集》

    第三节 开元中期崛起的“鼎盛一代”

      一 王维、崔颢

      二 王昌龄

      三 祖咏、储光羲、常建、孟浩然等

      四 苏源明

    第四节 后起之秀的“天宝诗人”

      一 与李邕往还的诗人:高适、李白、杜甫

      二 李颀、岑参等开天间的其他诗人

      三 活跃于汝洛梁宋间的复古诗人群体——从李华的《三贤论》说起

      四 “天宝十三载”(754):八世纪诗史的分水岭

    第五节 《河岳英灵集》与开天诗风

      一 《河岳英灵集》的地域性、派别性问题

      二 “开元十五年”新解

      三 古体诗的兴盛与“古体诗近体化”的问题——从声律的角度看

      四 《河岳英灵集》与《国秀集》

    第六节 “风骨”与“兴象”:开天诗、建安诗的历史类比

      一 “气骨”或“风骨”

      二 “兴象”与“气象”

      三 开天诗、建安诗关系之辩证

 第三章 八世纪下半叶“朝”“野”竞争之大历诗风

    第一节 复古思潮的余烈与今体诗风的激进反对派——元结与《箧中集》诗派及其他

      一 元结

      二 《箧中集》

      三 孟云卿

      四 刘湾、苏涣、戎昱等其他复古诗人

    第二节 大历诗坛“中道”的声音之一:杜甫《戏为六绝句》

    第三节 盛极一时的“大历主流诗风”

      一 长安、洛阳两京贵游唱和文学

      二 “多士奔吴”与江东诗歌中心的活跃

      三 钱起、郎士元、韩翃、李端等京城“才子”诗人

      四 皇甫冉、刘长卿、李嘉祐、严维等江东各界诗人

      五 《中兴间气集》与大历诗风

    第四节 李华、独孤及、梁肃复古论述之调适

    第五节 大历诗坛“中道”的声音之二:皎然《诗式》

    第六节 意境:大历主流诗风与齐梁诗的历史联系

 第四章 八世纪末叶趋向“新变”之贞元诗风

    第一节 “大历遗才”与《御览诗》诗人群体

      一 卢纶(附:畅当)

      二 李益(附:鲍溶)

      三 《御览诗》与贞元诗风

    第二节  江东诗风的新发展

      一 皎然(附:灵澈)

      二 韦应物

      三 刘商、顾况

      四 窦常《南薰集》

      五 武元衡、权德舆

    第三节 孟郊、张籍、白居易、元稹与贞元诗坛“跨世纪一代”

    一 孟郊

    二 张籍(附:韩愈)

    三 白居易、元稹

 

下编

第五章 从八世纪人心目中的诗坛正宗看当时的诗歌风尚

    第一节 “沈宋的世纪”三代典范诗人——独孤及《皇甫冉集序》疏证

    一 所谓“五言诗之源”

        二 “沈宋”齐名

   三 开天诗坛王维、崔颢齐名

   四 大历诗坛之“钱郎”

    五 “律诗世纪”

    第二节  “沈宋的世纪”的文学史背景与序列

        一 从齐梁体至律体

        二 “诗赋联姻”与文人诗传统的开辟

       三  《楚辞》与千年词学传统

        四 “代变”的文学史观

     第三节  律诗的体制与价值

       一 “齐梁—律诗”之“声律”系

       二 “汉魏—律诗”之“五言”系

       三 “辞赋—律诗”之“文言”、“俪词”系

        四 律诗作为一种文学体制

   第四节  贯通开天、大历、贞元的“八世纪诗风”

 第六章 李杜独尊与八世纪诗歌的价值重估

    第一节 李白、杜甫之交谊

   一 李、杜初遇

   二 梁宋之游

   三 泗水再会

       四 别后相忆

   第二节  “李杜”齐名之地域因素

      一 任华《寄杜拾遗》诗

      二 李白暮年的湖湘之游

       三 李、杜文集之分别行世

       四 李杜诗风传播之“线路图”

   第三节  并尊“李杜”的历史契机

       一 韩愈《调张籍》诗

      二 韩愈家族与李白的交往

      三 韩愈家学渊源与“古文运动”

       四 “李杜”品题之初流行

    第四节  作为“沈宋的世纪”诗人之李白、杜甫

       一 李白与律诗诗风

       二 李白、陈子昂之接力

       三 杜甫的律诗成就

       四 杜甫凭吊陈子昂遗迹

    第五节  “李杜独尊”的意义

       一 古体、今体对立语境与“李杜独尊”

       二 歌行体与“李杜”

       三 “文道说”视野下之“李杜独尊”

       四 “文体论”视野下之“李杜独尊”

 附录:“八世纪诗风”系年(705—805)

 征引书目

人名与主题索引

 

自序

     回想本书的缘起,应该追溯至上个世纪七○年代末、八○年代初开始的那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时代。我从那时进入大学中文系学习,三十多年来,意识深处似乎仍然纠结着那个时代的“梦想”或曰“梦魇”。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之后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比较突出的“拨乱反正”之举是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所代表的为数不多的“左”倾论著的批判与清算。“十年浩劫”,唐诗史、中国文学史被“影射史学”杜撰成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投影,其荒谬自不待言。 “拨乱”的滋味快慰又苦涩,然而,反思的历程正未有尽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拨乱”之后的“反正”,“反”到哪里才是“正”呢?是“文革”之前、五○年代,或三○年代、“五四”时代,还是遭受过“新文化运动”猛烈批判过的历代相承的古人的观点呢?在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潮当中,我亲历了文学研究界对于“政治标准”、“阶级斗争”、“反映论”、“以论带史”等理论与方法的反思,或许出于对极“左”思潮依托社会强权的淫威心有余悸吧,总之,对于文学研究中“庸俗社会学”的规避,最终形成为学术界一定程度的共识。尽管如此,“建立”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破坏”的,当时双鬓如漆的我,作为一位学习中国文学的年轻学生,对于“真实”的文学史面目究竟如何寻找,心目中一片茫然。

     鲁迅有“论睁了眼看”的名论,批评国民与文人在现实面前习惯于“瞒”和“骗”,终至养成“怯弱”、“懒惰”、“巧滑”的恶习[①]。睁开眼看现实,曰“正视”;一旦“正视”之后,“思考”与“担当”才会接踵而至。《论睁了眼看》倡导勇敢面对“现实”,而对于我们没有条件直接“面对”的历史上、文学史上的“现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一些。人人皆有一双属于自己的眼睛,然而,“睁了眼看”,怎样能够“看”到我们想要的文学史“现实”的“真相”呢?

     值得庆幸的是,八○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国策当初宛如一对“孪生兄弟”,几乎同时降临神州大地。我为“睁眼”看中国文学史而困惑之时,沐浴域外思潮洗礼的机会也来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兴起的属于基督教新教伦理观念方面的决定性原因。大乱甫息、国门初开之际,这一思路真是足够新鲜。受此启示,我特别关注起相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等“硬”的方面,宗教伦理所属的思想文化信仰等“软”因素[②]的历史作用。这也与我当时比较熟悉的鲁迅探索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思路有点接近。八○年代风行一时的文化“寻根”思潮,大类型上也比较类似。总之,对于穿越时空的“文化根源性”的一种关切与遐想,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则可称为对于“文学根源性”的兴趣与探求,自从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深藏于内心。

     在我摸索中国文学史“真相”的过程之中,T.S.艾略特(T. S. Eliot)同情古典主义、淡化作家个性风格、重视万古常新、生生不息的历史传统的批评实践,又启示我将对“文化根源性”、“文学根源性”的关切具体化为“文学传统”,以之作为整合文学史的枢纽。获读T.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又丰富了我对“中国文学史”的想象,“文学传统”平稳延续的过程之中,容或也有类似的“革命性转变”发生。

     从八○年代中期进入研究生学习阶段开始,带着满脑子的浮想联翩,我就此走上了如上所述的一条“‘梦想’并‘寻找’文学史真相”的“不归路”。我的硕士论文《萧纲研究》立足在中古文学史的传统之中,重新审视梁简文帝萧纲倡导的“宫体诗”文学思潮及其成就。博士论文《八世纪诗风考略》则依据唐人的文学评价系统,揭示出唐中期“八世纪诗风”的文学史概念来作综合论述。这两篇学位论文,是我学生时代摸索运用新理论研究中国文学史的尝试之作[③]

    九○年代初博士毕业,我在国内两所著名大学连续从事博士后研究;来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之后,又于新世纪之初赴美国两所著名大学访学。这一个十来年,我过着“沉潜”兼“游学”的自由学者的生活。来去匆匆,思想的“车轮”也翻转不息,我梦想的文学史理论更为清晰了。受美籍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法学理论的启发,我将文学观念定位为长期探索的“文学传统”的基本规范的渊源;“分析文学史学”的名称,也得凯尔森与其先驱奥斯汀(John Austin,英国法学家)法学名目的启发。尽管八○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青年对于西方二十世纪哲学思潮的不祧之祖、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I. Kant)不可能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选修了一年康德哲学的课程,对于我个人思考建构“分析文学史学”理论仍有一定的决定性的意义。

     以文学观念为文学史、文学传统的基本渊源,“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作为这个十余年期间我的主要研究项目,从事系统探索“中国文学观念史”,又以先唐阶段为主。项目的推进,实质上代表着我整个学术生涯的进展。这也是修订《八世纪诗风》的一个主要条件。这一推进过程,又伴随着我对中国传统考据学方法的学习与运用(下文叙述)。

     我这些年的文学史研究,方法上得到传统的经史考据之学的启示。

    学习、研究中古文学史的学生学者,每个人都有阅读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的经验的。我最初从鲁迅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④]知道了这本关于汉魏六朝文学的极重要著作,并没有立刻找来读。八○年代中期,初次获读《中古文学史》,就受到了强烈“震撼”,一种别有天地的感觉。其实,这本书不过就是辑录编排那个时代文学评论资料为主、附加一些按语而已,那么大的“震撼力”缘何而起呢?结合我后来学习考据学的经验,现在可以轻松回答这一问题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与文学研究领域相当长时间之内“以论带史”的压倒性主流学术风格比较,这类研究简直就是在“另一个国度”;这种貌似朴实的研究方式对于学殖、学力的要求,不是普通学者轻易能够达得到的。刘氏移朴学以治文学史,薄薄百来页的《中古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经典之作[⑤]

    九○年代初,我有机会系统翻阅、研读《左庵集》与《刘申叔遗书》,对于青溪旧屋刘氏四世经学以及作为其学术背景的扬州朴学,获得更多的了解。对于近代颇有影响的章太炎、黄侃的学术,后来也有一定的涉猎。

    经受过考据学的洗礼,我在整理文学史资料、从事文学史研究的过程当中,稍具训诂学、史学、史源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的意识。即使辑录、引用诗歌鉴赏的材料,也尽量避免天花乱坠的梦呓神话,重视“信而有征”。近人胡小石在评论宋严羽《沧浪诗话》有关“盛唐诸公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著名论述时,指出:“其主情趣,曰‘言有尽而意无穷’,是也。至云‘无迹可求’,则过矣。人具七情,应物斯感。既来自应物,则有迹可求矣。有迹可求,则可以分析而得之。”[⑥]即是说唐诗的无穷奥妙,都可以用冷静客观的知性分析来表示。T. S. 艾略特也指出,文学研究当中所谓印象的、审美的、或创造的批评,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创作”而已[⑦],这种“创作”既不是文学,也乏学术价值。

     “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八世纪诗风》揭发“沈宋的世纪”论断、破除“四唐说”藩篱,不敢自矜为独得之秘。

    在本书撰述、修订的过程之中,偶尔得见学术史上可以支持本书论断的见解,即使零零星星,都会带来几许惊喜。其中,特别是明清之际可称为“钱谦益——冯班”学者共同体发表的系列观点,一定意义上更足作本书论断的“本义”、“前论”。这个共同体学殖较深、风格严谨,发表观点的方式比较切实,与动辄议论的“诗话”系列有所不同。下面以本书主题为线索,鸟瞰一下晚唐与后唐时代的有关唐诗史认识问题的相关学术演变。

    与唐中期“古今胶着”的“八世纪诗风”不同,晚唐诗坛的状况,以《诗人主客图》为例,以“流派纵横”为特色,其中,“广大教化主”白居易代表的倾向足称大宗。包括晚唐在内的唐人的诗史认识,为本书论断的基本依据,别详不赘。

    十一世纪中叶开始,梅尧臣、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鱼贯而出,最终成就了文学史上与“唐诗”分庭抗礼的“宋诗”[⑧]。略按“宋诗”兴起的踪迹,本由韩愈诗风之复兴启其门户;终则“江西诗派”推崇杜甫为诗歌的“不祧之祖”。宋人因去唐不远,对唐诗的风格特色、历史面目大体上还是有所了解的,对宋学、古文对宋诗的影响也有自觉。在此语境中观察,尽管“唐宋诗之争”大体在南宋才起,然而,若北宋《蔡宽夫诗话》论附见于王维集、韦应物集之中的裴迪、邱丹二诗人零星作品,“其语皆清丽高胜,……非唐中叶以来嘐嘐以诗鸣者可比。……其胸中殆非汲汲于世者。”[⑨]“清丽高胜”者,属唐代律诗主导下的诗风,“嘐嘐以诗鸣者”以韩愈的诗风为典型,韩愈也有“不平则鸣”的理论。蔡氏这里剖判的诗歌体裁、风格的两种模式之辨,大体就是唐、宋诗的分别处[⑩]

     “江西诗派”盛极一时,批评者以“近古曰古”的“晚唐”为利器,讲诗律、物象,讲诗、文之别。南宋中、后期,“四灵”诗派、“江湖诗派”继起,规仿晚唐贾岛、姚合诗风。与本书论旨关系重要的严羽《沧浪诗话》于宋季问世,《诗话》多以“本朝人”、“唐人”对比,锋芒主要指向“江西诗派”代表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宋诗典范,同时兼讽“四灵”诗派,从而拈出了“盛唐”、“盛唐气象”的核心观念与最高标准。严羽表彰的李白、杜甫代表的“盛唐”风格,与活跃在唐朝鼎盛的开元、天宝年代倡导复古的诗人群体关系最大,论断有点接近殷璠《河岳英灵集》的观点。至于《诗话》所揭发的“盛唐”是否符合唐诗史的客观“真面目”,似乎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全书对拥有开元、天宝时代“诗坛第一人”地位的王维并无只字推崇,可见诗史、诗学二端相较,严羽在意的是他领会、标举“盛唐”、成功破除了风靡一时的“江西诗派”诗学观念、为文学世界开一新天地[11]

    “盛唐”的观念出现之后,宋元明之际,对于唐诗史的认识有一个持续酝酿、发酵的过程。明初高棅(1350—1423)《唐诗品汇》本《沧浪诗话》之说以选诗,分唐诗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阶段,“盛唐”的理想“投影”出诗史上的“四唐说”。是书一出,遂开有明一代前、后“七子”为代表的“诗必盛唐”摹拟复古思潮的滔滔洪流[12],塞天地、隔古今。唐诗的“真相”不幸被“障蔽”掉了。期间,有识之士的异议,如名列“前七子”的复古领袖何景明(1483—1521)《明月篇·序》提出杜甫的七古歌行辞固沉着、调失流转,实“诗歌之变体”。几乎“一石激起千层浪”,至清康熙、乾隆间,大家还议论纷纷。《明月篇·序》曰:

      仆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与(欤)?(《何大复集》卷一四)

何氏之意,“盛唐”典范之杜甫,其七言歌行反不如音节可歌的“初唐四杰”更“正宗”。循此思路,何来“诗必‘盛唐’”?

     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明后期以迄明清之际“异议”思潮涌动,对于唐诗史“四唐说”的反思适时而起。钱谦益(1582—1664)的论述动见观瞻,影响广泛。被引述较多的,如《唐诗英华序》曰:

  世之论唐诗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师宿儒,递相传述。揆其所由,盖创于宋季之严仪卿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伪踵谬,三百年于此矣。(《有学集》卷一五)

又如《唐诗鼓吹序》曰:

      三百年来,馆阁教习,家塾程课,咸秉承严氏之《诗法》、高氏之《品汇》;学士大夫生而坠地,师友熏习,隐隐然有两家种子盘亘藏识中;唐人一代之诗,各有神髓、各有气候,今以初、盛、中、晚厘为界分,又从而判断之,支离割剥,俾唐人面目蒙羃千载之上,而后人心眼沉锢千载之下。(《有学集》卷一五)

“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13],钱氏对复古思潮的反思与批判,首先溯其渊源于严羽、高棅,论述则参用他熟悉的佛学话语。“藏识”、“种子”皆佛教术语,法相宗将人的认识能力分为“八识”,其中主脑、总汇、“能藏一切法”的第八识称为“藏识”;“藏识”中的“种子”,好比草木之种子,为诸法因缘、生长之“模式”、“公式”。前揭论述的大意:三百年来,学府、私塾教习文学,皆以严羽《诗法》[14]、高棅《品汇》为准。受教者自少及长,开口“盛唐”、闭口“中晚”。装满了“套路”教条的脑袋已经完全僵化,两眼漆黑,精彩无限、姿态万千的唐诗宝藏,似乎历史上压根儿就不曾存在过,哪里谈得上汲取唐诗的精华呢?

     钱氏手持数代文柄,猛攻“盛唐”、“四唐”,或许有文学史坛坫之争的因素。但是,从唐诗学术史看,因其对杜诗、唐史有深入研究,他的当头棒喝,强力撬开了“四唐说”的“坚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尽管总的来说,钱谦益这方面的成就仍是“破大于立”,除了《钱注杜诗》开辟“诗史互证”的方法,又为撰辑“全唐诗”划时代工程之重要先驱者[15],他于唐诗史本身的探讨,着力尚嫌不足。

     与钱谦益同时、桴鼓相应,对于反思、批判“四唐说”有切实推进之功的,首推常熟冯舒、冯班兄弟,特别是冯班(1602—1671)。冯班承其家学,又师承钱谦益,位下而才高,其诗学成就,在明清之际具有广泛影响。今即如下四端看:一者,著名的《严氏纠谬》对严羽诗学的批判,矛头所向,取径方式与钱谦益相同。冯氏之纠严氏,是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若从“以禅喻诗”主题所涉佛学知识方面来看,冯氏批判未必能定案[16]。二者,诗“体”之辨,是冯氏引申出来的一大成就。本来《沧浪诗话》分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五种标准论诗,而以“体制”居首;严羽还特别以善于辨析“体制”而自负[17]。然而,严氏推崇的“雄浑悲壮”的“李杜”、“盛唐”,主要是风格气象之辨,“体制”的概念实质上被虚化成后人习称的“格调”了。与之相比,冯班分析“齐梁体”之于晋宋“旧体”(太康体、元嘉体)、“律体”之于“齐梁体”等交错纠结的文学史状况,目光如炬、烛幽照微,非绩学深思不办也。冯班的后学钱良择撰《唐音审体》,发挥冯氏绪论,于元明琐碎的“体裁”论[18]流行之后,对于认识唐诗之“体”,具有正本清源之功效[19]。以“体”论文,本是魏晋隋唐文论的大宗,文章之“体”,必然与字词文本的形式、体制具有关联。以此而论,冯班的相关论述,更为贴近唐诗的实际,对于宋明以降的格调论是个突破。三者,“声调”之辨,也是冯班及其后学研习唐诗的一大创造性收获。读杜诗,人人皆知“诗律”对唐人多么的重要。宋人“诗话”取代唐人“诗格”流行之后,有关唐诗声律的探讨是不足的。由冯班创始、经冯氏私淑弟子赵执信等人推广其波澜的清人“声调谱”系列的探讨,堪称唐诗学术史的一个突破,对于专攻“妙悟”的薄俗也是个纠正。四者,对乐府诗的探讨。冯氏通达论述文学史上乐府、歌行密迩纠结的关系;历数乐府文学之成就又特别以李白、杜甫为权衡,这些多与唐人论诗的语境、评价接近。

     综上数端,从唐诗学术史的角度看,“钱谦益——冯班”学者共同体的相关探讨多涉及“体类史”领域,逼近唐人论诗的语境;其商榷“盛唐”、“四唐”的文学史观,也可谓史识高明。历史的“隔膜”一朝破除,本来是有过一次绝好时机的。

      可惜,继他们而起的文学史人物众说纷纭,却没有继承这一探索方向。活跃康熙诗坛、服膺严羽而标榜“神韵说”的王士禛(1634—1711)等人,要是进一步追问“神韵”与“盛唐气象”二者的唐诗渊源当初如何在“盛唐”时代共处的问题,就自然要面对开元、天宝诗坛的古、今之辨了。而“格调论”持论者的沈德潜(1673—1769),论诗以温柔敦厚之“诗教”为至尊,倡导以诗歌“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倡导作诗“先审宗指、继论体裁、继论音节、继论神韵”[20]。尽管沈氏研究历代诗歌下过很大功夫,但是,他选诗主要是按自己制定的标准作“去粗存精”的权衡,全无关切、同情历史上古人观点的意识。对于《唐诗别裁集》之编撰,沈氏自述曰:

      新城王阮亭尚书(按:指王士禛)选《唐贤三昧集》,取司空表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严沧浪“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意,盖味在盐酸外也。而于杜少陵所云“鲸鱼碧海”、韩昌黎所云“巨刃摩天”者,或未之及。余因取杜、韩语意,定《唐诗别裁》,而新城所取亦兼及焉。(《重订唐诗别裁集序》)

这里,“格调论”的唐诗观不仅整合了时代最近的“神韵说”,而且,全集“以李杜为宗”(《凡例》),其所表彰的宏观壮丽的唐诗风格、与其论述唐诗的基本架构(参见《凡例》及散见全书的评语),实质上沿袭了严羽、高棅以降的“四唐说”,略有翻新而已。《唐诗别裁集》取代《唐诗品汇》,成为文学教育、唐诗传播的新时代经典,“伤痕累累”的“四唐说”继续代表唐诗史的权威论断,以迄二十世纪初中国帝制时代之结束。

     近现代以来,“白话文学”、“人民性”、“现实主义”等许多名义下的唐诗史相关论述经历了频繁的“创新”,然而,基本论述方式却多与严羽倡导“盛唐气象”类似,都是主客混杂、以我为主的“阐释”。对唐代文学“同情的理解”仍然缺位,历史的隔膜依然如故。“四唐说”象真理一样,还在被代代传述。

    然而,石在,火是不会灭的。历史的客观,终不因沉埋的岁月积久而自动消失。据笔者浅见所及,现当代中外学者如王梦鸥、王运熙、松浦友久、宇文所安等人有关唐代文学的论著,规模方式各异,都对“四唐说”有所摆脱,对唐诗史真相有所揭发。

    总而言之,“盛唐”作为宋人锻炼出来表达诗学理想的一个概念,其与唐诗文学史的真实状况凿枘不合,本是正常的现象。在“四唐说”酝酿、流行的宋元明清时代,论者也比较缺乏诗学、诗史清楚分别的意识。评价者群体将自身心悦诚服、主观评价为最优秀的文学风格,“以后例前”地、逆向地确认为文学史最高成就的典范,主、客交错,因而铸成对唐诗史真相的掩埋。事实上,唐诗史本来面目并非无从探究。笔者黽勉从事于本书的工作包括,一方面,通过诗人间交游唱酬关系的勾稽,追踪历史上诗人的活跃方式与线索,以及诗人群体间的划分与辈分间的互动[21]。另一方面,将散见典籍的零星的唐人论述汇总起来,参验传世、佚存的“唐人选唐诗”与可稽的尽量多的唐人诗歌文本,围绕独孤及、李观、李商隐数家的重要论述,疏通理解流行于唐人间的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认识与“共识”。逐渐就可以领略到唐代文学的评价语境、体会到唐人固有的文学观念。

    大体上,唐人文学观念中,文章以“体”(体制)为核心,因此,缔造诗歌“新体”、引领文学高潮的“律体”具有无与伦比的“划时代”地位;而唐人自觉认识到的“元和诗变”,回到最初的文本“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22],“词(辞)高古”、“体变新”云云,也指明元和文学之“变”,实是文词、“文体”之“变”。这与宋明以降主流的以品格、气象论文学的基本观点大相径庭。本书截取“律诗之创制”与“元和诗变”之间的百年为唐诗史一大段落,出自对唐人相关观察的综合,自然符合唐人的观点。而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唐人秉持的以“体”为关切中心的文学的修辞文本主义,与汉魏晋南北朝也一脉相承,甚至可以上溯至楚、汉之际《楚辞》开始传播的时代。无论如何,唐诗的命脉在于律诗,钩发出唐代文学史上律诗主导风尚的“沈宋的世纪”核心段落,对于深入研究、切实认识唐代文学应是有意义的吧?

     藉序文之末,谨对于本书撰述二十余年积欠的谢意略申一二。

     感谢并怀念我的博士导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已故陈贻焮教授。本书最初的一稿是1992年6月提交答辩的十二万字博士学位论文《八世纪诗风考略》,论文开题及属稿之初,老师认为只要学风正派,就可以放手探索。二十年前,论文相对前沿与“骇俗”的论断之有机会发表,多亏老师的指导与支持。感谢副导师葛晓音教授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当中所给予的细致批评与诚恳帮助。

    感谢我的同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系罗秉恕 (Robert Ashmore) 教授。1990至92年论文初写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俩切磋交流最多,互相鼓励也最多。

    感谢当年评议、答辩论文的袁行霈、张少康、陈铁民、聂石樵、董乃斌、胡明、陶文鹏、蒋寅等先生。

     本书也吸取了1995至97年我在南京大学从事第二期博士后研究期间所撰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唐诗歌革新》的部分内容。感谢博士后联系导师、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勋初教授。也感谢我在南大期间朱寿桐、张宏生、张伯伟、许结、巩本栋、程章灿、武秀成等教授所给予的兄弟般的友谊与关照。

     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陈伯海教授。1986至89年我读硕士期间,选修了陈老师开的“唐诗学引论”专题课。我的研究得老师“宏观唐诗学”的启发。

    感谢复旦大学中文系王运熙教授。1989年王先生主持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依唐人旧例,有“座主”之谊。多年来,我的研究得先生汉魏六朝唐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启示也特别多。

     感谢著名汉学家、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我读博期间就结识了奚教授,他当年对我的萧纲研究、唐诗研究鼓励有加,令人铭记。2003年,时任职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奚教授又与罗秉恕教授一起邀请我前往访问,使我有幸领略到那么美丽的校园、那么自由切磋的学风。

    感谢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本书撰述始终,多得宇文教授唐诗系列著作的启发。2001至02年我任“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多承宇文教授的热情接待与关怀。

    感谢蒋寅、徐俊、郑永晓、杜晓勤、张剑等先生在我找资料的过程中惠予的热情帮助。

     本书有机会列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感谢文学所、社科院两级学术委员会诸位先进的提携与支持。感谢文学所科研处严平处长的帮助。

    感谢出版过程之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宋月华社长的关心,感谢责任编辑张倩郢女士的辛勤工作。

最后,谨将此书献给我的双亲:吴耀济先生、董继英夫人。对于他们的养育之恩,表达一点迟到的感谢。


[①] 《论睁了眼看》,载《坟》,《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②] 现今有一个“‘软’实力”的名称流行。

[③] 论纲性质的《中国诗史实录大纲》,刊《文学评论》1994年第6期。

[④] 载《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

[⑤] 王运熙先生首举刘氏本书,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并列为“富有创见,达到很高水平”的文学史研究专著。《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自序》,2页。

[⑥] 《胡小石论文集续编》,218页。

[⑦] 《艾略特文学评论选集》,杜国清译(台北:田园出版社,1969),203页。

[⑧]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二十二)曰:“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遗山集》卷一一。

[⑨] 《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五《韦苏州》节引。

[⑩] 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其中的精义,清吴乔《围炉诗话》有“意喻之米,文则炊而为饭,诗则酿而为酒”之妙譬。《清诗话续编》,479页。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开篇畅论“诗分唐宋”实是诗人性分、诗歌风格之别。《谈艺录(补订本)》,1—5页。

[11] 严羽《答吴景仙书》曰:“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是自家实证实悟者。”《历代诗话》,706页。按:《诗辨》为《沧浪诗话》的一部分。

[12] 如“后七子”首领王世贞,“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文苑传》本传。

[13] 杜甫《前出塞九首》其六,《钱注杜诗》卷三。

[14] 按:《诗法》为《沧浪诗话》篇目之一。

[15] 清季振宜《唐诗叙》,《全唐诗稿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卷前。

[16] 参见王梦鸥《严羽以禅喻诗试解》,载所著《古典文学论探索》。

[17] 《与吴景仙书》曰:“(仆)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历代诗话》,707页。

[18] 以《唐诗品汇》为例,则有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七言排律。

[19] 冯班认为分诗歌为五古、近体、杂体、乐府歌行四类“最得之”(《古今乐府序》,《钝吟老人文稿》)。王运熙《唐人的诗体分类》参考《唐音审体》,分唐诗为古体诗、齐梁体、歌行、今体诗、乐府五大类。《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390—413页。

[20] 沈德潜《重订唐诗别裁集序》,《唐诗别裁集》卷首。

[21] 方回就如何“学杜诗”的主题,发表过类似观点。曰:“学杜诗当先观《工部集》中所称咏敬叹及交游倡酬者。其称咏敬叹则如苏武、李陵、陶潜诸人。其交游倡酬则如李白、高适、岑参之类。”引自清阮元《岑嘉州集八卷提要》,《揅经室外集》卷二。《揅经室集》,219页。

[22] 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全唐诗》卷446。
 

吴光兴

2013年9月14日于北京市西坝河北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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