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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一点责任

程光炜

 在当前社会的各种话语中,文学批评的影响力非常小。因为它无关乎人们的生存状况,链接不了国家的重大叙事,甚至也无助于社会大众在紧张工作之余的文化消费。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文学批评完全可以置历史责任于身外呢?也许并非如此。

  我能想到的只是以下几点:

  首先,文学批评在分析作家创作时,应该倾心揭示他们作品中善和爱的力量,告诉读者,“爱与被爱”不仅是文学作品中,也是社会生活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一些作品喜欢写生活中的丑陋、不安和失败感。在人漫长的一生中,这些东西都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文学作品,却是对这些现象的深刻表现、分析和升华。现代中国文学诞生以来的一百年间,它的主调、主流都是写面对苦难生活的勇气和升华,绝大部分经典作家作品,都站在这一历史主轴上。例如鲁迅、沈从文、巴金、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的小说,例如艾青、戴望舒、舒婷的诗歌。即使是讽刺作家张天翼的小说,你也不能说它们的深层意蕴中没有隐藏着温暖和爱。它们有时候可能是从相反的角度宣示这种东西的,例如短篇小说《砥柱》。

  其次,文学批评家应该把重心放在文学经典的解释、挑选和定位上。当代文学60多年的进程中,很多作家作品已经可以看做是“传统文学”了,具有了经典文学的地位。但是现在,对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能够把这些经典作家和作品从大量纷乱芜杂的文学中选择出来,在杂志上进行充分地讨论,进行严格的筛选,最后形成一个“当代文学经典作家系列”,我想它对一般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将会产生积极的引领作用。因为从一般的文学史规律看,经典文学从来都是代表着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的,是超越于一般的社会政治短见之上的,是规避生活中功利主义、世俗主义倾向的。另外,经典文学一般都代表着一个年代文学最高的趣味、审美观念和形式的美感。所以,文学批评应该负起文学的技术监督者和挑选者的责任。我的意思是,大众文化及文学产品不是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是它与经典文学相比,是存在着历史阶梯的。经典文学永远都代表着最高的美感和优美的形式水平。

  最后,揭示优秀作家认识生活的能力。一般而言,作家始终比一般人具有深刻认识社会生活的能力。很多人从文学作品中获得的思想启示,远远比一般宣传和媒体广告要多得多,而且也正面和健康得多。最近一二十年,文学批评比较强调作家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没问题的。然而,相对忽视对其揭示和认识生活能力的分析和比较。1985年文学转型后,文学获得的进步来自文学批评对作家艺术形式探索能力的强调和鼓励,在此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就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在揭示和认识生活的能力上普遍不足,至少不够强大,不足以对读者发挥“生活启示者”的作用。在这个历史环节中,我认为恐怕有将“形式”与“内容”对立起来的意识。这种文学意识对作家的影响非常大,是渗透性的、漫长的和持久的。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批评有必要做一些调整,有必要有所倾斜。当然,不是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而是更为辩证和深刻地给予解释。我还想说的是,可以给作家一点点压力、一点点批评,让他们意识到,太快地、随便地、不假思索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在这方面要求太低太松,是存在很大问题的。这会影响当代文学的整个格局。

 

 

原载: 《文艺报》2013年12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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