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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雄的别样解读

——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荐读

刘全发 黄旦怡

    王志清教授新著《唐诗十家精讲》(商务印书馆2013.10),是对唐诗的心灵追问,是与唐代诗雄的平等对话,是对唐诗之谜的精彩解码。

    此著在讲稿的基础上精心修改,文字书面化撰写,历经八年心血而成,全书共十章,约30万字,前有弁言,末附后记,每一章论一位诗人。作者遴选骆宾王、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十位唐代诗歌枭雄,从一个当下唐诗研究还关注不够的视角入手,将人的研究与诗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诗的过程中着重研究人,研究唐代诗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生存智慧,包括诗人的家学渊源、素质教育、人文素养以及生命方式,以诠释唐诗的人性化特点。研究重在发掘唐诗人性意味与生命精神,突出唐诗的人文精神含量,着眼于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与社会性,论述唐诗中所反映出来的人的价值理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能力,梳理并展示唐诗中所反映出来的唐人生命精神与生存环境在自然形态上的根本一致性,进而重新认识唐诗发生的内外条件,呈现审美过程中的审人、审智和审美的综合形态。

    《精讲》则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文学即人学的诗学实践。王教授从当下唐诗研究关注还不够的视角探入,即从诗人的家学渊源、人文素养、诗歌成就及接受美学几方面来结构全书,而这种结构既是作者立论阐述的思维方式,也是诗人的历史性精神结构,作者由诗及人,将诗人与诗的发生紧紧呼应起来,以传论的形式告诉我们,此诗为何写于此时,此诗人此时为何写作此种诗体,此诗又为何如此表达,即,“唐诗只能出自唐人”;作者的眼光又绝不止于此入选十人,正如法国学者丹纳所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①],作者将这十名家种种鲜明的个性做最大程度的展示,目的在于由此十诗雄进入对整个唐诗生态的审视,在于由这十位顶尖诗人而进入对铸造顶尖诗人的时代的探讨,即,“唐诗只能生于唐朝”。在论述中,作者运用大量材料刻画了所选名家的形象和精神风貌,使我们不仅看到了唐代诗人作品中独立的诗歌特性,更看到了每一种特性背后所体现的心智历史,每一位诗人所继承的家族世风和地域文化;不仅看到了唐代诗人身上各异的人生经历,也看到了他们所具有的共同的生命精神,看到了他们所栖居的诗意的时代环境;不仅看到了唐代诗人辉煌的诗歌成就,还看到了使他们人性得以充分张扬的时代精神气候,看到了一片促成唐代诗人各种能力全面发展的人文生态。资深教授董乃斌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作者“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教学和著述,具体地实践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研究文学而出以人学维度,以此为论著的宗旨和核心。”王志清教授借助人性的叩问来完成了其诗学的建构,又用文学的情怀来反哺当下社会的人文缺失,这种体察和解读正体现了其一贯强调“文学研究是作为超越现实生存的审美创造”的诗学主张。

    不拘一格的论述方法。唐代文学研究是整个古代文学的重镇,唐诗研究更是重中之重。从古至今,多少名家集中于此,今人欲寻研究的空白,则是绝难之事,故而研究方法对于唐诗研究则至为重要。《精讲》中所采用的论述方法则是一大亮点,徐复观先生说:“方法是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所提出的要求,及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综合在一起的一种处理过程”[②],也就是说,研究论述的方法不是先入为主地对研究对象进行“组装”,而是要从研究对象本身寻找答案。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王教授的唐诗和唐诗人解读,不拘于对文献生平考证,也不拘于一家一派的说辞,更不是简单线性的美学审视与演绎,一切手段的使用皆服从于“研究对象向研究者所呈现的答复”。作者以接受美学视域来谈李贺,尤其讲到《唐诗三百首》不选李贺诗的现象时,作者以“诗教”解:蘅塘退士是以“教育学家、教育心理学家的站位”,因为科举试贴诗排斥“险怪奇诡”的背景,而李贺诗“工拙莫辨”、“殊乖体制”,故而“少儿不宜”,所以不选李贺诗。再如作者谈到李白的素质教育时,总结了三种地域文化对李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其中既有大量的史料引用来论证这些影响的存在,又有详尽的计量分析来例举这些影响在李白诗歌中的体现,从而得出论断:“不走出四川的李白,不成其为李白;不走进金陵的李白,亦不成其为李白”。这种不拘一格的论述方法,既有中国传统诗学研究“知人论世”的运用,也有生态学、接受美学等等颇具现代性的诠释,使唐诗人恍若眼前般真实,使读者能够与唐诗人身心同感。而其方法的出发点则既决定于个性不同的研究对象,也体现着作者在研究过程中的学术自觉,因而也成全了其论述建构上的一大优势。

    文学本位的坚定立场。从《纵横论王维》、《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到《盛唐生态诗学》,文学本位一直是王志清古代文学研究始终坚守的立场,《精讲》中不论是对诗人素质教育的探讨,对诗人频受讼议的人格品质的思考,还是对诗人文学史地位沉浮变迁的审视,对诗人诗歌风格变异的解读,一切的立论都从文本出发,一切的结论又都是对诗人作品的最浑脱的解答。比如作者从“还丹奔日御,却老饵云芽”等诗歌中看到陈子昂家居侍养的真实意图在于“将以有为”,进而回归文本进一步发掘出其《感遇》组诗三十八首“简直就是‘幽观大运’的产物”,然后用一连串的文本来举证陈诗中所体现“幽观”的特点。文学本位的出发点使得作者能够不为尊者讳而做到实事求是、畅所欲言,比如对于令狐绹的人品问题,历来认为其“诡薄无行”,“忘家恩,放利偷合”来打压李商隐,但是作者借助李商隐集中所存的大量文本还原了令狐绹曾经至少对李商隐三出援手的历史真相,证明了实际上是李商隐由于“太想在仕途上发迹”而在人品方面存在着问题,并进一步将之用来解读李诗“惊艳晦涩”的内在原因。同样,文学本位的出发点,使作者极为重视研究论说的语言表达,使之既有科学实证的谨严整饬,又能激情满怀而文采飞扬,比如《弁言》中作者利用七个排比句,气势磅礴地诠释了“唐代诗人”的真正内涵,充分显现了其“文学研究应该成为研究文学”的研究特色。

    《唐诗十家精讲》传递给我们的是我们现代急需补充的正能量,我们在阅读中“仿佛经历了一场风光无限的旅游,仿佛享受了一次精神美餐的盛宴,也仿佛是与唐代的这些创造之神发生了一次近距离的平等对话,我们被美与美的创造所深深地打动,而分享着唐代诗雄们创造奇迹的愉悦,成为解读创造与享受创造的幸福者。”(书后记)


[①] [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2、238页。

[②] 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代序》,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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