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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解开唐诗密码的创新之作

评王志清先生《唐诗十家精讲》

吴振华 黄金灿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高峰,唐诗是高峰里的高峰,唐诗的创作者们也堪称中国诗史上最优秀的一批诗人。对唐诗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从唐诗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有无数的钟爱者解读它们、研究它们,无论是只言片语的点评还是皇皇之巨著,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灌注着如痴如醉的情感。但是,由于受传统研究习惯和思维定式的限制,绝大多数唐诗的研究成果都集中在作品笺注和材料考订方面。不能否认,这些基础工作都是唐诗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可是如果研究进程仅止步于此,不对唐诗的审美内涵和人文意蕴进行深入的探索,是无法发现唐诗之所以为唐诗的“特殊基因”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研究方法逐渐被一批批学者运用于中国传统诗学的研究,其中不少学者以学贯中西的视野、中西结合的方法为唐诗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王志清先生的《唐诗十家精讲》(商务印书馆,2013年10月第1版)正是这样一部以“文本与史料互为诠释,诗性与理性两相交通”为旨归、致力于解开唐诗密码的创新之作。著者将研究的注意力集中在对“唐诗是怎样炼成的”之奥秘的追问上,在研究诗的过程中着重研究人,研究唐代诗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生存智慧。本书通过对唐代十位诗雄及其作品的诠释,深入探索了一系列唐诗发生的本质问题。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本书的特色。

    首先,本书最大的特色是它的“论世以知人,知人而论诗”的研究视角。著者在本书《弁言》中强调,本书力求将“人的研究”与“诗的研究”结合起来。只有先了解一个诗人的生存环境和他所处时代之状况,我们才能真正了解这个诗人;只有了解了这个诗人,我们才有可能对他的诗作进行恰当的解读及深刻的揭示。也即是说,在研究唐诗的过程中要着重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生存智慧,以及与之相关的背景信息。著者之所以如此强调人的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因为在著者看来,只有采用这种“读诗见人”的解读思维,才能揭示出诗人活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二重构架,并进而体会诗人心性人格的静态呈现与动态变迁。在这种现实与审美同趋并进的研究视角的指导下,著者选择唐代诗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十诗雄来解读,“以作家的经历与心态为中介,以诗歌与史料的互为诠释为依据,立足于观察诗人的心智历史与人文精神的这个特殊角度”[①],为我们重现了一个个既卓绝又亲切、既可感又生动的唐代诗人形象。著者对这些诗人形象所进行的“传记式”分析深入剖析了他们的心理、全面展示了他们的性格,从而使我们能够对这些诗人及其作品获得更加全面而新鲜的认识。这种研究方法有其特殊的价值,正如董乃斌先生所言:“今后如有人要撰写这些名家的文学传记,志清的论述可成为有用的参考。”[②]

    其次,在这种独具特色的研究视角的指导下,本书的建构形态也别具一格。全书以人为纲,各章以人为本,组成了一个即相互独立又彼此勾连的完整体系。本书主体部分由十章组成,分别是:“沉雄富丽”的骆宾王、“横制颓波”的陈子昂、“风雅备极”的王维、“神气飘逸”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奇气溢出”的岑参、“变怪百出”的韩愈、“善出常语”的白居易、“怨郁凄艳”的李贺、“襟抱未开”的李商隐。这十位诗人在时间上纵贯整个唐代诗坛,既具有风格上的独特性,又具有艺术成就上的代表性。著者精心挑选的这十位诗人,都是三百年唐诗发展史上非常具有典型性的一流人物,并且他们的创作或相辅而生、或相反相成,彼此之间无不具有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正如王志清先生所言:“在唐诗史中,这十个诗人每一位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链接’性质,大略反映出唐诗发展的过程与诗风演变的轨迹。”[③]这种“以人为本”的思路,不仅体现在各个章节的关联性上,在单个章节的内容组构上也有鲜明的体现。著者对每位诗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先从探讨诗人的生活坏境入手,进而探讨在此种环境下形成的诗人性格。在充分了解了诗人独特的人生历程和个性之后,著者才着手对诗人的作品及其艺术成就进行精准的研讨。

    第三,本书在对唐诗进行研究时十分注重将细读文本与深究内蕴相结合。在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研究过程中,细读文本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才能对作品进行深刻的探究。贺贻孙曾如是自述读唐诗时的切身体会:“反复朗诵至数十百过,口颔涎流,滋味无穷,咀嚼不尽。乃至自少至老,诵之不辍,其境愈熟,其味愈长。”[④]可见,细读文本是深切体认唐诗之“境”、“味”的前提。只有这样,唐诗的丰富内蕴才能被逐步揭示出来。可是,如何将细读文本与深究内蕴结合起来呢?王志清先生指出,一是要熟读成诵,反复揣摩;一是要深求诗歌中“曾经沧海”的高境。例如,在揭示王维诗歌“皆出常境”的山水化境时,著者就具体运用了这一方法。通过对《山居秋暝》中“空山新雨后”之“空”的阐释,著者指出王维善于以画的手段经营诗,使其诗以全新的山水“画”的面貌出现。王维这种对瞬间闪灭之情感的敏锐追寻,这种在空间上表现为空、在时间上表现为寂的意象摄取与创制方法,如果不是细味其诗作的点点滴滴,是无法阐释的如此之细腻和切当的。可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本书有些章节细读的文字所占比重略大,理论阐发相对较少,是让人稍感不足的地方。

    第四,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董乃斌先生在本书的《序》中有“志清的教学和研究是走在中国诗学的正路上”之赞赏,确切地道出了王志清先生《唐诗十家精讲》一书理论研究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特点。董乃斌先生进一步指出,王志清先生在《唐诗十家精讲》中已经达到善于“提纲挈领地抓住问题的症结,善于层层剥笋似的逼近问题的核心和实质”[⑤]的教学境界。这绝不是溢美之词。我们从聆听过本书主要内容的学生反馈来信息可以看出,这种教学境界的确是王志清先生独有的。在一次优秀教师“网推”活动中,一位同学激动地说:“王老师讲唐诗,注重讲诗人的创作实践和动手能力,总是能给我们新的启发,新的认识,新的思考。”[⑥]王志清先生的教学实践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良好的效果,与他始终坚持的三个原则密不可分:一是重在研究诗人,研究诗人的创造“基因”和文化底蕴及其生成;二是严格恪守学术规范,力求在材料和视角上出新,而绝不作媚俗性质的戏说;三是实事求是,既不为尊者讳,也不无原则地拔高,让诗神亲切地走下神坛。

    第五,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全面探究诗人及其作品的同时,还兼顾每位诗人在接受史上最受关注的问题。一个最受关注的问题,往往就是进入一位诗人的艺术世界的窗口。著者论陈子昂,则关注其褒贬不一的忠义辩说;论韩愈,则关注其毁誉参半的德操品行;论李贺,则关注其诗歌耐人寻味的选本放弃;论李商隐,则关注其惊艳晦涩的诗歌非议。这些问题,都是唐诗接受史上的热点,著者给予特别的关注,充分显示了他的卓识;不仅如此,对于这些争论不休的论题,著者往往能以充分的论据为基础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新见。例如,针对《唐诗三百首》放弃选录李贺诗作的怪现状,著者提出了“诗教不容”说。具体来说,著者认为,选家之所以不选贺诗不仅是因为其不符合“俾童而习之”的目的,还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科举试帖诗盛行及其对“温柔敦厚”诗教的奉行也是促使该选本排斥险怪奇诡、绮靡淫艳之作的重要原因。著者从《唐诗三百首》的不同版本入手,考证了该选本的各类不同接受群体,发现该选本风行与试帖诗选本风行之间的密切关系,最终有力地说明《唐诗三百首》放弃选录李贺作品是因为受了“启蒙”和“诗教”双重标准的排斥。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对当下人文精神缺失、道德情感贫乏和审美思维僵化的时代病症也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唐诗十家精讲》把主要视域锁定在“人”这个关键点上,以开发唐诗中的人性和人的精神之美为旨归,这正好体现了当今社会对精神美和人性美的强烈诉求。著者认为“借唐诗来医治我们的肤浅和庸俗,来超拔我们的精神,完善我们的人格”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也体现了一个人文学者的时代感和使命感。例如,著者在解读骆宾王诗歌壮怀多气的审美追求时,特别强调诗人“深厚沉郁的现实人生感受”和“强烈执着的自我意识”;在解读王维诗歌的深刻内蕴时,特别强调诗人“清德素风的仁者之勇”;在总结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时,特别强调诗人“夺人心魄的奇思怪想”。唐代诗人对现实的深情关怀、对自由的深沉渴望、对国家的无限忠诚、对美好事物的不懈追寻和思考,都是著者有意加以强调的人文养分和精神、道德财富。著者之所以对唐代诗人传承的这些优良传统反复地加以强调,是因为他希望从唐诗这个不竭之泉中汲取当今时代所缺乏的各种人文精神、道德操守和审美识力。

    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⑦]把文学史的宗旨归结于“研究人的灵魂”,这是不可更易的真理,因为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由人创造,其神髓又需要由人去发掘,且发掘出之营养最终又将用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在这一个循环递进的过程中,“人”始终是文学的中心,始终是文学的出发点和终极归宿。王志清先生的《唐诗十家精讲》紧握“人”这一核心,以人为本,论世以知人,知人而论诗,打开了一道唐诗研究的崭新之门。有这样一类著作是唐诗研究领域里不可或缺的:它们重视材料的翔实却不执着于考证,它们善于进行美学的阐发却不给人割裂之感。《唐诗十家精讲》正是这样一部以充足的史料为基础,通过“审人”来“审美”的精彩之作。本文上面所谈之特点,只是笔者一己管窥之见,尚不足以概括这部致力于解开唐诗密码的创新之作的全部亮点。王志清先生这部著作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①]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4页。

[②]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页。

[③]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3页。

[④]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6页。

[⑤]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页。

[⑥]王志清:《唐诗十家精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72页。

[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页。

        (作者系安徽师大文学院教授 邮编:24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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