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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乐府诗史的原创研究——读王辉斌《唐后乐府诗史》所想到的

傅璇琮

    当我第一次看到王辉斌教授的《唐后乐府诗史》一书时,眼睛即为之一亮,因为以前我所见到、读到的乐府文学之类的著作,全部属于“汉唐篇”,即都是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研究对象而撰写的,此书则是由宋而清,将其间九百五十年乐府诗的发展轨迹、演变概况,以及有关乐府文学现象,重要的作家作品等,都首次进行了史的勾勒与描述。可以说,我们平常所强调的学术研究的原创性特色,在本书中得到了较为充分之体现。所以,《唐后乐府诗史》的出版,对于长期以来的汉唐乐府诗的研究而言,既意味着是一种乐府诗史的衡接,更昭示的是王辉斌教授的一种研究视野的突破,因而既是可喜的,也是值得肯定的。

    就目前的文献资料来说,由于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收录宋、辽、金、元、明、清六朝乐府诗的总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唐后乐府诗史,显然是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的。而且,对于唐后乐府诗的具体认识,也还存在着一些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如对唐后乐府诗的认定,即在唐后什么样的诗才可称之为乐府诗,以及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唐后乐府诗的分类,等等,但《唐后乐府诗史》对此都进行了很好的解决,这从全书七章二十三节的安排中,即略可知其端倪。例如,第一章第三节专门针对唐后乐府诗与音乐的关系,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讨论,认为在“乐府音节,于唐已失传”的情况下,唐后诗人对于乐府诗的创作,并没有依据音乐,即使如唐代白居易可入乐的《新乐府五十首》,也没有被官方或者乐工配乐以唱,因为“可入乐”与“已入乐”是两个不相同的乐府学概念。为了使这一认识更具坚实性与准确性,王辉斌又在第四章第一节中,以一些新的诗例为依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再次讨论,认为在元代可入乐而唱的乐曲、乐调,或为民间俚曲,或为诗人自创的新曲,从而使唐后乐府诗与音乐关系的历史真实得以更为清晰之呈现。

    在现有的条件下研撰唐后乐府诗史,随之而来的,其实就是一个规模很大的“读书工程”,因为研究者必须静下心来,认真研读各种相关的文学总集与别集,才有可能从中把握与认识各个朝代乐府诗的基本风貌。而在由宋至清的九百五十年间,各种文学总集与别集之多,是远非一年半载可以读完的,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持之以恒,一以贯之,又要终年在面壁中讨生活。王辉斌教授不仅做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得很到位,四十多万字的《唐后乐府诗史》的出版,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唐后乐府诗史》带给读者的启示,我以为不仅是一个如何搞科研、做学问的问题,更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潜心读书的问题。这其实也是一种扎实学风的自我培养。古今中外,大凡具备了这种扎实学风的学者,其所作出的种种研究,所获得的种种成果,也就自然是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而《唐后乐府诗史》一书,就是这样的一份成果。

    该书第一章为综论,其余各章为分论。第一章将唐后乐府诗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在新题乐府中,又立足于制题、内容,唐后诗人对乐府诗自我认定的实况等方面,将其具体分为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宫词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而且,对于每一类乐府诗的发生发展、规律特点、名篇佳构等,书中都有较为细致的论述与阐释。这种分类,不仅打破了前人以音乐分类的蕃篱,而且也是极符合于唐后乐府诗的发展规律的,因为唐后诗人对乐府诗的创作并不是围绕着音乐而进行的。更何况,以音乐分类的乐府诗著作,为后人多所非议,如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一书中,就曾对郭茂倩《乐府诗集》进行了有关音乐分类方面的批评。由于有了这种迥异前人的乐府诗分类,所以,在以后对各朝乐府诗现状的论述中,本书不是以诗人齿序为依据进行章节安排的,而是以每类乐府诗在各个朝代的创作实况为主线,并使之贯穿全书。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书写方法。这种以类为叙述单元的撰写,不仅有利于对唐后历代乐府诗发展的脉络进行准确勾勒,而且也可收到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文学史效果,并能对每一种类别的乐府诗进行集中而深入的剖析。因之,读者极容易从中把握和认识每一类乐府诗的源与流,以及不同朝代之间的差异性与个性特征等。如对竹枝类乐府的描述,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五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第七章第三、四节,就分别对包括唐朝在内的历朝竹枝词的发展概貌,进行了较为翔实之梳理,并以一些具体数据进行了比较,轮廓清晰,源流双显,综之则可视之为一部“竹枝乐府史”,因而极具特点。

    早在2009年8月召开于首都师范大学的“乐府与歌诗”研讨会上,我曾经说过,乐府诗研究是一个跨越千年历史王朝的研究,因为它不仅涉及到汉、魏、六朝,更关涉到唐、明、清等朝代。比如,宋朝的周紫芝《太仓稊米集》,金代的元好问《遗山集》,元代的李孝光《五峰集》,明代的李东阳《怀麓堂集》等,就都收有专门卷次的乐府诗,而钱谦益曾为他的一位朋友佟怀东写过一篇《佟怀东拟古乐府序》,表明清代也有人热衷于拟古乐府诗的创作。而实际上,清代的乐府诗创作是非常繁荣发达的,单就咏史乐府这一方面言,就有吴炎、陈梓、郑世元、胡介祉、万斯同、洪亮吉、王士禛《小乐府三十首》等,即皆为其例。而宗泽元所编《四家咏史乐府》,则更是将这种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所有这一切,都是唐后诗人对乐府诗创作从不曾停止过的最好反映,因此,如何将唐后乐府诗纳入研究的范畴,便成为了摆在当代研究者面前的一道学术难题,而《唐后乐府诗史》则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具有表率性作用的好头。正因此,《唐后乐府诗史》所具有的拓荒特点,我以为是很值得称道的。

    从《唐后乐府诗史》所提供的各类信息来看,可知在乐府诗的发展史上,唐以后历朝历代的乐府诗,才是乐府诗史上的一方真正重镇,因为在这一时期,诗人们创作乐府诗的热情、规模、数量,以及所获得的成就与特点等,都是宋以前的诗人所不及的。如元末以杨维桢、李孝光为代表的“古乐府运动”,其参与的诗人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对当时与后世的影响之大,就都超过了中唐时期的“新乐府运动”,而由宋而清的宫词类乐府创作,其数量之多,所获成就之众,亦是远非汉唐乐府可以相比的。此外,宋代诗人之于旧题乐府、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的创作,其规模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凡此种种,均为王辉斌于若干总集与别集中细心爬梳之所获。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唐后乐府诗史》的出版,对唐后乐府诗的研究,必将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11月29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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