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人访谈

守正·纳新·创新——文艺史家刘中树访谈

孙淑芳
内容提要 孙淑芳:读了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守正纳新 思理常青》一文,很受启发。

 孙淑芳:读了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发表的《守正纳新 思理常青》一文,很受启发。您以自己为学经历的体会,从学术史的角度提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及实践性方法问题,并结合您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从三个方面展开了相应的论述。您能谈谈您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吗?

  刘中树:我这篇文章酝酿了好长一段时间,其中有些内容是在为我们学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上课的时候讲到的,后来,又应一些高校同仁之邀,为这些高校的研究生讲过。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萌发了将这个问题系统化的念头,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面世。至于说到这篇文章写作的初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想对自己五十几年来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一个总结;一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特别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在研究方面出现的一些倾向,结合自己“为学”的经历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当然,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我所说的“倾向”,不仅指我认为是不良的倾向,也指良好的倾向。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良好倾向及取得的丰硕成果,是我立论的正面论据,也是直接启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基础,因为,我认为,这些研究成果的生命力虽然来自各个方面,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方面是这些成果既坚持了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又十分成功地吸收了国内外新型的理论与方法,从而实现了学术的创新;而一些不良的倾向,比如说,自觉或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追求在文学研究中所谓的“成一家之言”的倾向,生吞活剥外国的理论框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事实、问题的倾向等等,则是激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反向动力。

  孙淑芳:您50多年的治学之道是什么呢?

  刘中树:总结我50多年的治学之道,可以概述为:守正纳新;知人论世;论从史出;文本之本。首要之点就是“守正纳新”。

  孙淑芳:您所说的“守正纳新”,主要指的是什么呢?

  刘中树:“守正纳新”,既是文学研究,大而言之,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守的原则,又是一种实现我们创新研究的方法。

  孙淑芳:您能具体谈谈吗?

  刘中树:作为研究的原则,所谓“守正”,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物质和政治文明建设当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具体的实践问题,并且以此来丰富和推动我们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当然也包括丰富和推动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建设。这一点我在你看到的文章中已经专门论述了;第二个方面,我在文章中没有特别谈到,今天看来,这也应该是“守正”的内容,那就是要有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的气度,即用科学的眼光接受一切健康的文化遗产,并坚守、弘扬这些健康的文化遗产中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这些文化遗产,如果我们站在21世纪的今天来界定的话,我认为可以分为“远遗产”,也就是我们习惯称为的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也有“近遗产”,即20世纪中国文化的遗产。

  孙淑芳:那么我们习惯称为的“近代”的文化遗产,是否可以称为是“中遗产”呢?

  刘中树:我认为是可以的。学界有一种说法是没有近代,何来“五四”。所以说近代文化遗产是“五四”新文化与古代文化的一个中介,应该是经受得起事实与逻辑的检验的。不管我们如何称谓过去的文化遗产,总之,我们不能虚无主义地对待过去,还是那句话,只要是健康的文化遗产,我们都要坚守。所谓“纳新”也就是要用求实的态度汲取各种外来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这一点你们年轻人是最有体会的,也是最能接受的。

  孙淑芳: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如何做到您所说的“守正纳新”呢?

  刘中树:这就涉及到作为方法的“守正纳新”的问题了。要做到“守正纳新”,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要读“原文”,要通过读原文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国文化遗产;要通过读原文来理解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我曾经发现一些学政治的、学哲学的、学思想教育专业的学生,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我还发现,在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的论文、著作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要么没有出处,要么是“转引自”,这都是因为没有读原文。同样,很多利用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解读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作品的论文也是如此。有的虽然也标了出处,但一看就知道是从别人的文章、著作中转引来的。还有,谈中国古代文化和思想观念,连《论语》《孟子》《老子》等都没有读过,或者只摘取只言片语的现象,我想在目前的研究中也是较为普遍的。如果从事研究而不读原文,不将原文都尽可能地读全,我完全可以说,是既无法“守正”,也无法真正实现“纳新”的,所谓“创新”则更是一句空话,因为,不读原文,你是无法从整体上来理解相应的思想和观念的。而当你对原文的思想观念没有一个整体的理解的时候,你的误解也就常常不可避免,试想,以被误解的东西来“创新”,这种创新的成果不说是畸形的,起码也是难以吻合所使用的新思想、新观念的。

  孙淑芳: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刘中树:要说注意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要进行辨析。如,读马列的原文,过去我们常常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这个我自己深有感受。过去我们讲文艺学的理论,应该说常常都是受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束缚,我学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们的理论,是受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扭曲,我们同学在课堂上,常常听到的也是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理论。今天,当我们从这里挣脱开以后,又很容易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产生怀疑。我们认识到说过去的这个错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对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有没有用呢?我们对它的真理性又产生了怀疑。所以在今天,我们有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说还不是很熟悉的,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他们接触的知识比我们多了,确实多了,过去我们接触不到的,比如说存在主义啊、现代主义啊,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啊,早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就已经产生了,但是我们接触不到。我们接触的是前苏联的那些长篇大论,苏联的理论家、文艺学家、文艺理论家,一写文章就是长篇大论,逻辑推理。我们接触那个花了很多时间。今天青年一代比我们接触的多了,什么都能接触得到。但他们现在又有了他们的问题,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反而淡化了。我们在教学的实践当中,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忽视的现象。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倡结合现实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的实践,来认真地学习、科学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这个作为灵魂来创造我们的理论,来建设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来指导我们自己的学习,来指导我们的教学和我们的科研。这是一点。但反过来,我们还要强调的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是什么呢?就是不断纳新,不断创新。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盲目地拒绝西方的文化和传统文化,资本主义的优秀文化也是先进文化,我觉得应该有这个认识。“先进文化”不只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先进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就是先进文化,而是只要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的文化,都是先进的文化。但是先进的文化也有它历史时代的特点,也有它历史时代的局限。毛泽东当年针对当时时代提出的现实问题作出的理论阐释是不是先进文化?是,但是今天有些东西可能就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了,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就是要不断纳新,不断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就是对原来的一种纳新、一种创新。这样理论才能够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包括吸收人类一切的先进文化。

  孙淑芳:您说读原文并要科学地理解原文的精神,这的确是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从知识学的角度看,也是很重要的。

  刘中树:说到知识学的问题,我在已经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没有具体谈,我只谈到了我们的理论创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我认为,坚持守正纳新、守正创新才能有创造和建设,离开守正纳新、守正创新就不能有创造和建设。对文学学科和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建设,就更应该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就必须要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现实的理论和学科的热点问题。

  孙淑芳:您所列举的一个“创新”的例子,就是您写的这段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一大景观就是‘方法论热’。新方法的引入,较早的是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如林兴宅在《鲁迅研究》双月刊1984年第1期发表《论阿Q性格系统》,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把阿Q性格作为一个有机系统,分析系统内部各种性格要素之间的联系,并从这种联系中确定阿Q性格自身的逻辑统一性。这虽然不无机械地搬用系统论方法的缺陷,但是却对新方法的引用起了推动作用。”您充分肯定了新方法的运用,同时也提到注意运用过程中常有的“缺陷”,这对新方法的运用应该有所启示吧?

  刘中树:这就涉及到你所说的“知识学”的问题了。《论阿Q性格系统》是一篇好文章。老一代的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的同时,也在注意吸收西方的一些理论方法;相应改革开放时代当代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对新方法的运用也更为关注和时兴,如运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方法、心理分析的理论方法撰写的论文,王璐的《“累斯嫔”文学情结与男权文化——对陈染作品的一种解读》、汪政的《“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漫说艾伟和他的〈爱人有罪〉》、罗兴萍的《〈黑暗传〉与〈圣天门口〉的互文性研究》等,都是很不错的研究成果。对新方法的运用的成功与不足都涉及到“知识学”的问题。

  孙淑芳:您能详细一点谈谈吗?这个问题,不仅是您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没有论述的,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刘中树:从知识学的方面看,要创造新的知识,也就是我们说的“理论创新”,往往必须依赖已有的知识,而已有的知识,是以“信念”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接受已有知识的研究者对已有知识的“认可”所形成的“相信”它是“正确”的“信念”。

  孙淑芳:我有一点明白了,那就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或者说,创造新的知识,就先要接受“已有的知识”,如果不接受已有的知识,也就不可能进行创新。

  刘中树:可以这么理解。从人的认识的规律来看,任何创新都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的创新,不可能凭空创新。我们的文学研究也不例外。但在运用已有知识的时候,则要注意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必须从相应的“信念”出发,而这个相应的信念,就是你对已有知识的认可。举个例子来说,你运用女性主义的思想观念研究现当代文学,特别是女性作家的文学作品,你首先就要“认可”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与方法,运用其他新的思想观念展开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你不认可,你当然就不能运用,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不需要解释了。不过,你如何“认可”呢?这就涉及我们上面谈到的“读原文”、“理解原文”的问题,如果连原文都没有读,你即使“认可”也很难说是“正确”的,而如果认可都不正确,所谓创造出的“新知识”也是经受不起质疑的。

  孙淑芳:的确如此。您说的很严谨。那么,那些有机械搬用倾向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说它们是“机械”的呢?

  刘中树:我们的文学研究有其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不管运用新理论还是旧理论,首要的一点是要读文学作品,这也是读原文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还要读别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知识学的角度说,读这些“资料”,其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原型信念”,特别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得到原型信念的基础,即使你通过读原文得到的艺术感受与别人不同,那也是可以在作品中找到依据的,别人有别人的感受,但别人无法否定你的感受,这是因为有原文支撑,可以从原文中找到你如此感受的依据。当然,有了“原型信念”,还不表示能够进行研究,要进行研究,则必须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也就是运用“模型信念”,所谓“模型信念”,就是你认可的理论、观点、方法,如话语理论、原型理论、潜意识理论等等。而你要运用这些理论,必须是在你的“原型信念”基础上的运用,也就是你运用的新理论、新方法要切合你的研究对象本身的“个性”。那些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有“机械”倾向的研究成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运用新理论和方法的时候,没有顾及“原型信念”,或者说,不是以“原型信念”为基础展开研究得出的观点,而是从“模型信念”的理论出发来框套研究对象,其结果自然就机械了,因为,“模型信念”像一般哲学原理一样是具有普遍性的,但文学现象是千差万别的,如,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与张爱玲是不同的,如果不注意其不同,而用一般的女性主义理论来研究,其结果只能得出相同的结论,也就是把研究丁玲的女性意识的结论,放在研究张爱玲的结论中,是一样可以成立的。

  孙淑芳:您说到这里,我想起您在文章中曾说,您的著作《鲁迅的文学观》,不是从“文学概论”所提供的观念从发,按照这些观念来研究鲁迅的文学观,而是通过读鲁迅的文章,逐步形成自己研究的内容与格局,逐步形成自己的基本判断的,这也是从“原型信念”出发的吧?

  刘中树:你理解得没有错。我之所以强调要读原文,也可以说是符合知识学所认可的知识创新的一般原则的。我自己的研究也是从这种读原文中展开的,这可以说是一种经验吧。

  孙淑芳:您的经验不仅很好地诠释了文学研究的“创新”及如何创新的问题,而且,对当下我们的文学研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您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十分详细地论述了“守正纳新”问题的特点与方法的话,那么,您从知识学方面的解说,又让我明白了“创新”的基本方法。当然,反过来,也让我明白了守正与纳新“一个都不能少”的道理,也更坚定了进行文学研究必须守正纳新的信心。另外,我还想请教您,还是关于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也就是创新的问题,除了要注意“原型信念”与“模型信念”的结合之外,似乎还应该有一种信念,这就是“真”的信念。您能谈谈吗?

  刘中树:关于这个问题,你可以看看许祖华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问题》,好像是2007年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上。

  孙淑芳:您说的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但我看了他发表于《文艺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学研究的德性信念》,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文学研究创新的一个“保证性”的信念问题,他认为要保证文学研究实现创新,“德性信念”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个“德性信念”,是保证“真”信念的信念。

  刘中树:那就再看看吧,结合起来也许更好些。

  孙淑芳:您在您的文章中曾说,您的“守正纳新”的观点的形成,或者我们还是用知识学的术语说,您获得“守正纳新”的信念,与您“心仪鲁迅”分不开。那么,在您看来,鲁迅就是一位“守正纳新”而实现“创新”的文学家的代表,是吗?

  刘中树:完全可以如此说。你也是研究鲁迅的年轻学者,你应该也有相应的感受吧。

  孙淑芳:您在给我和许祖华、余新明合著的《鲁迅小说的跨艺术研究》写的“序”中给予了我们很多鼓励,肯定了我们很多的长处,同时,您也指出了我们的一个短处,而这个短处,也与我今天与您谈的“纳新”、“创新”问题有关,您说我们的“跨艺术”研究让人耳目一新,很有创意,但也存在“比附”即“框套”的问题。

  刘中树:是的,尽管只是个别方面有这个问题,但也说明了在“纳新”、“创新”的过程中,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注意理论与研究对象的适应性问题的重要性。

  孙淑芳:您能再谈谈鲁迅是如何守正纳新及如何创新的吗?更重要的是,鲁迅的成功,对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具有哪些实际的意义呢?

  刘中树:你提出的两个问题,本身就是两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对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因为涉及的内容很多,我就仍然从知识学的层面来与你探讨吧。鲁迅曾经说过,他信仰什么,并不是从某种理论出发的结果,而是由于事实的教训,尤其是中国的事实的教训。也就是说,鲁迅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无论是社会层面的思想认识,还是文学层面的思想认识,都是从自己的“原型信念”出发的,这就使他在直接的意义上避免了“教条式的”照搬外国的或者是传统的或者是别人的理论与方法。如,鲁迅早期信仰进化论和后期信仰阶级论,都是由于“事实的教训”,而不是因为这些理论很时髦,所以,我们发现,在鲁迅的思想中,进化论也好,阶级论也罢,很少片面性,很少或者几乎没有生搬硬套的外国的、本国的或别人的内容。而他的信念一旦形成,他几乎是终生恪守,如他提出的对文化遗产等的“拿来主义”思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如,小说,茅盾曾经指出,鲁迅的小说每一篇都有新的形式,这可以说是鲁迅的创新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不断“纳新”的一种结果,他如果不纳新,也就不会有不断地创新。同时,在思想意识方面,他的小说也同样是不断纳新、不断创新的,他的启蒙的思想就是如此。在文学的创作原则方面,他也是不断纳新的,如,现代主义中的象征主义。但在这种纳新中,他又有坚定的“守正”,这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而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所“守”的“正”,还不是一般现实主义的原则,更不是庸俗的现实主义的原则,而是“在高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也就是融合了外面的世界与内面的世界的灵与肉完美统一的现实主义的原则。

  孙淑芳:也就是说,鲁迅小说的创新,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鲁迅小说的纳新,如《狂人日记》中的象征主义成分,是为了创新,并不是如某些人为了追时髦而纳新,而他的创新的基础就是他的“原型信念”,即从实际的生活和人生体验中得到的信念。您能谈谈研究鲁迅这一方面的成功对您的影响吗?或者说,您在与鲁迅的接近中,如何被鲁迅影响的吗?

  刘中树:用你们年轻人现在最时髦的一个词来说,让我谈这个问题,“这是必须的”。我在学习和研究鲁迅的过程中,从文艺观到方法论都潜移默化地接受了鲁迅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的影响,这样就使得我自己的文艺观、我的学术思想逐渐的成熟、成型起来。鲁迅的影响是我的文学史观和文艺批评观的理论的灵魂。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他晚年还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我们应该很好地来学习体会。我觉得一个搞文学研究的学生,必须要把鲁迅全集读完。然后你再按照你的研究方向通读哪一个作家去。鲁迅的思想方法更全面更科学,他对文艺的本质、起源、功能等文艺的基本问题,对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文学的国际交流和相互关系、文学的特性、文艺批评以及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作家的世界观等等问题,都作出了科学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觉得要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很好地研究鲁迅的文艺观。在中国,我觉得有两个人,他们的理论学说是真正具有中国化特点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在各自不同的领域结合中国的实际,创造了中国化的理论学说。我们今天提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道路,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都体现着“中国化”这个精神。鲁迅注意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你看鲁迅青年时期的文章,有的就是从西方搬来的,他也就是个青年,他不是神。他是把西方的东西搬来了,但他有一个特点,即,他能把搬来的西方的东西同自己思考的中国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见解。鲁迅也懂得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化。所以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真正达到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境界。

  孙淑芳:那么,鲁迅的这种守正、纳新、创新的结果,对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有什么直接的借鉴意义呢?

  刘中树:从宏观上讲,似乎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仍然应该坚持现实主义的原则,而且,最好是能像鲁迅那样坚守“在高的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原则,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努力地深入改革开放的火热的生活,从自己的切实体验,尤其是生命的体验和情感的体验出发,在这种体验所形成的原型信念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艺术追求。同时,像鲁迅那样,“放开眼光”,大胆地“拿来”古今中外一切有利于文明的发展、人性的健全、社会的进步的文化成果、思想成果、文学成果、艺术成果,为我所用。在这个基础之上,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像“东施效颦”那样,盲目地学别人,也不知道辨别学的是好的东西还是不好的东西;也不要像“邯郸学步”那样,没有“守正”地学别人,结果连自己原来是怎样走步的都忘了。

  孙淑芳:您的两个比喻很有意思,这也许可以作为守正、纳新、创新的反面教材吧。

  刘中树:我们当下的有一些文学创作,就是颇有点“东施效颦”和“邯郸学步”的样子。接受西方文学的艺术经验,我们说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但要学,就要先弄懂,比如,后现代主义的艺术原则与方法,我们当然可以学,也当然可以运用其原则和方法创作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但要将其原则与方法投入实践,在这之前,我们至少要了解这种“主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它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背景;第二是它的基本观念与价值取向;第三是这种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包括理论和创作方面的作品。如果没有下这样的功夫,没有进行自己的消化,那么,即使学,也只能学到皮毛,如果进行实践,也只能是“东施效颦”,难取其“真经”,难得其“神髓”。如果硬要进行效仿而又不注意这些原则、方法与我们民族的艺术原则和方法的结合,那么,最终当然只能是“邯郸学步”一样的结果:民族文学好的传统丢了,而西方的又没有学到,两不着实。

  孙淑芳: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还是回到文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守正、纳新、创新方面,您能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学人提点建议吗?

  刘中树:你们年轻人有朝气,又对新事物很敏感,这是我所不及的。如果要我提一点建议,当然是可以的。首先,在今天进行文学研究,包括我们现当代的文学研究,我们要了解中国现当代的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理论认识的前提是什么?这个前提就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代。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已经走过30多年,这30多年中国赢得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也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创造了开放的思维视野和广阔的话语空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环境。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从创作主体的作家到接受主体的读者,这两个方面,不光是作家,包括接受者,在文学观念、创作理念、生命意识、人生体验、审美感悟等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体现着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特点。这就启示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个深刻变化的特点,要把握这个新的时代精神,以新的视角、新的理念和科学地创新、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来认识、理解、阐释、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才可能实现学术意义上的创新,不然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的独白之境,而独白似的研究,是很难创造出符合时代需要和期待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创新成果的。

  孙淑芳:您说的这一点的确很重要,我们的文学研究虽然往往面对的是历史上的文学事实,但我们的思想意识却不能不关注中国今天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的重大主题。

  刘中树:第二点建议可以说是具体的,那就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科学的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还是离不开在历史的、审美的、逻辑的方法的基点上纳新、创新。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人类认识、把握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人都是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感受来创造文学艺术形象和意境,来展现人的情感体验的审美世界,每一部作品都是一个审美世界。文学作品作为人的审美艺术世界载体的一种,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都构成了这一艺术世界的审美意义。我们就要通过这个来认识和把握人的生活世界。文学批评和研究是干什么的呢?文学批评和研究,就是对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艺术世界的审美意义的反思和认识,通过这个反思和认识来揭示和阐发,使之成为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人的“个我”意识。就是文学作品展现的这个艺术世界,我们的批评和研究怎么样把它展示出来,成为每一个个我、个人的认识,这样它也就具有了普遍性。所以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离不开文本。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者而言,批评和研究主体的人的世界观、文学观、人生体验、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学术品格、学识素养和思维方式、理论方法,对于准确、深入、具体地把握和阐发批评与研究客体对象的文学作品所深蕴的艺术世界的审美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又回到知识学的层面,也就是强调一下,文学研究一定要以“原型信念”为基础,读文本,则是获得原型信念的基本途径,也可以说是惟一的途径。

原载:《文艺报》2013年12月23日
收藏文章

阅读数[7071]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周访问排行 月访问排行 总访问排行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