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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现黄天道帛书与写经的文献价值

曹新宇

【核心提示】田野调查与传统史学的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民间教派行之有效的一条路径。


  
  
  2012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与河北省万全县当地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一批明清黄天道文献。此次发现包括多种未见著录的孤本宝卷,9种罕见的清代彩绘帛书长卷,以及大量图符疏表、手本、家谱等珍贵史料。
  
  黄天道是明清民间教派之集大成者,由明嘉靖末年万全右卫戍边守军李宾所创。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因为牵连反清复明“逆词”涉案,受到镇压。光绪初年,又在直晋二省复教。自1947年李世瑜实地调查黄天道以来,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华北众多民间教派与江南斋教,均深受黄天道影响。此次发现,不仅对黄天道的谱系有重要补充,而且揭示出很多鲜为人知的教派地方活动,为史学界从民间社会的微观视角观察政治历史事件提供了资料,堪称民间教派研究的重大发现。
  
  五代、宋、元以来民间宗教文献的流布
  
  黄天道承上启下,教内以“普”字派名,崛起于明代卫所。1475年1月20日,明朝当局曾公布过一份锦衣卫办案累获“妖书图本”的禁书单。《明实录》、明人余继登《典故纪闻》、朱国祯《涌幢小品》均录其名。书单所记八十余种禁书,属于白莲教系统的早期经卷,但书单中除了《五公经》、《推背图》等有同名写本流传,大部分经卷已经失传。此次发现的精抄本中,有禁书单上的《通天彻地照仙炉经》、《三圣争功聚宝经》、《照贤金灵镜经》、《应劫经》,另外,同册精抄本《佛说定劫经》,性质、特点与上述四种一致,应是禁书单失载的同类经卷。明前期失传禁书的发现,证实了黄天道与明初白莲教关系密切,对了解与重构白莲教的早期思想脉络非常重要。
  
  宋元以降,中国民间教派与摩尼、祆教、景教等中古“夷教”之间的关系,向来为学界重视,然而苦于民间教派内部文献难得,此种讨论并不深入。例如:关于元末红巾军(香军)以及明清民间教派,是否是摩尼教或明教与白莲社、弥勒运动融合的结果,学术界一直争议很大。70多年前,吴晗即提出:明帝国国号大明,是明太祖朱元璋信奉明教所致。元末红巾起义的口号是“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吴晗认为这一口号是明教与白莲社、弥勒运动融合的写照。但明王是否出于明教,史无明文。竺沙雅章、杨讷等学者均反对此说,主要疑点在于“融合论”所持史料,多为查禁“异端”时的政令、奏疏,文人记载的传闻异辞及僧人从佛教“正统”出发排斥“外道”的言论,而缺乏民间教派内部的文献支持。近年来,摩尼教汉文文献和明清民间教派的道书,均有不少重要的新发现。但不少学者仍旧习惯从传统的儒、释、道哲学思想入手,以文化上的类似甚至“误读”,推断某教曾受到某教的影响。尽管已有学者提出:应把中国民间教派看作儒、释、道三教之外有一定独立性的宗教文化传统,但实践上,对民间教派历史文本特有语境的分析,目前仍然很不充分。
  
  近年来,中古夷教研究的进展,给学界不少启示:传统认识中“夷教”“华化”的文化适应和文化融合现象确实普遍存在,但实用类的宗教性知识,如历日、星占、科仪等传统,在文化嬗变中并不会轻易失去其固有之特色。
  
  此次发现的黄天道帛书、写经,即详细地提供了明清教派中的“救劫银城”、“陀罗尼符”、“罗睺、计都”、九曜、十一曜、四十二宿(根据九曜注日及九十花甲推算出末劫换天之后的假想历日)等核心信仰的经卷与图像史料,为学界重新考虑明清教派是否与晚唐、五代以来的摩尼教有关,或者与哪些宗教文化有关,提供了新线索。
  
  大型彩绘帛书手卷的发现
  
  
  
  明清“宝卷”常见经折装刊本,以前从未发现如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卷轴装。西方研究宝卷的权威学者欧大年(DanielOvermyer)为了准确起见,将其英译作PreciousVolume(即“宝册”)。这批黄天道大型彩绘帛书手卷的发现,无疑为学术界认识宝卷的形制、工艺、制作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范本。另外,这批帛书制作于1763年清廷查办直隶黄天道案前后,制作地点为山西寿阳。结合新发现黄天道教祖李宾的“家谱”,可见寿阳为李宾祖籍。黄天道道书所说李宾籍贯“牛角堡”(属万全左卫,今怀安县境内),实为李家祖上投军最初加入的卫籍。这一发现,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黄天道教祖的生卒、故里、家族背景等问题。同时,为学术界所关注的明代卫所文化与民间道门的关联性问题,提供了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这批文献还涉及学术界前所未知的明清时期各个教派的关系,特别直接提到明宣德五年刊《皇极收元结果宝卷》,及明嘉靖二年重刻本《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等明代重要教派宝卷的来源,透露出更多明代早期民间教派的内在联系。此外,这批文献中还发现了清代最著名的民间教派失传经卷《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该经卷因嘉庆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起义和嘉庆二十年方荣升起义所用,清廷多次下令严查销毁。李世瑜生前曾公布过一个抄本,但从内容上来看,显然为两种经卷的合抄,而且文字舛误很多。此次发现的精抄本《三教应劫总观通书》(题《普明三期普渡》)以及《大明诚意伯刘伯温先生遗留搜天宝鉴》,为目前该经卷最好的写本。
  
  秘密宗教的社会史研究
  
  1947年李世瑜的调查,开创了中国学者实地调查研究秘密宗教之先河。20世纪70—90年代,日本学者泽田瑞穗和中国学者喻松青、马西沙,先后利用公、私收藏几种黄天道宝卷,订正了李氏调查的部分讹误,并梳理了黄天道的存世经卷、师承和清代黄天道案。1996年以来,学者宋军、太田出、王见川陆续刊布了一些私藏黄天道经卷,并据此发表论文、经卷目录提要。学界因之了解黄天道经卷总数增至近50种。而此次新发现黄天道经卷达30多种;9种帛书中,7种未见任何形制的著录。此外,调查另发现经目,收录152函,约250多种(含复本)。调查者还系统收集了碑铭、壁画、庙志、族谱、历史传说、乡村戏剧、口述史料等大量社会史资料,为从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变迁中认识民间宗教和秘密教派做了准备。特别是以往学者研究民间教派史时,往往难以将其置于村落、村社、香会等中国宗教社会的基本单元当中进行探讨,这种乡村社会的田野调查路径就显得更加不可或缺。田野调查与传统史学的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已经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研究中国民间教派行之有效的一条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21日第4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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