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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茂德·达尔维什: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

薛庆国

  
  关于巴勒斯坦,还能想起什么?旷日持久的冲突,失去领土的国家,凄惶的人民,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房屋,向敌人抛掷石块的少年,蓄着胡子的人体炸弹,戎马一生、却在重兵围困下受辱至死的传奇领袖阿拉法特……留给世人的是一个悲情民族的印象。
  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诗歌,也向世界诉说了这个民族的不幸、苦难与抗争;但它更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呈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性、尊严、情感与审美——那是属于巴勒斯坦人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
  1941年,马哈茂德·达尔维什出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村庄比尔瓦。1948年,为躲避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炮火,他随家人前往黎巴嫩避难。战后,因家乡遭焚毁,他被迫迁居另一被占城市海法,在那里读完中学。毕业后,他加入同情巴勒斯坦事业的以色列共产党,并担任该党机关报的编辑,其诗歌生涯也从此开始。1961年至1969年间,他被指控从事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政治活动,先后5次被捕入狱。
  1970年起,达尔维什先后在莫斯科、开罗、贝鲁特、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地流亡;后受阿拉法特委托,前往巴黎主编文化刊物《迦密山》,并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10年。1987年,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并应阿拉法特之邀起草《巴勒斯坦独立宣言》。1995年,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成立自治政府后,他回归祖国,晚年在巴城市拉姆安拉及邻近的约旦首都安曼两地定居。2008年,他前往美国休斯敦接受心脏手术,因手术意外失败而去世,享年67岁,其遗体被用专机运回拉姆安拉安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举国哀悼3天,为这位伟大的“巴勒斯坦的情人”举行国葬。
  自1960年出版第一部诗集《无翼鸟》以来,达尔维什共出版了30余部诗集和散文集,获得过苏联列宁和平奖、亚非作家联盟莲花奖、法国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荷兰克劳斯亲王奖、马其顿诗歌金桂冠奖等10多项国际大奖,其作品被译成20多种语言。他的许多诗篇还被谱成歌曲,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唱。
  达尔维什虽在阿拉伯世界拥有大量读者,并深受巴勒斯坦人民的爱戴,但他的许多诗作理解起来其实颇有难度,因为其中涉及许多背景知识,如诗人的独特经历,巴以冲突的历史与现实,中东地区极为丰富的宗教、历史、神话、传说等文化遗产等。总体而言,祖国、流亡、抵抗、人道主义、语言与诗歌等等,是解读达尔维什作品的若干关键词。
  巴勒斯坦虽然“像芝麻粒一样纤小”,但既有肥沃的田野、丰富的资源,也有悠久的历史、绚烂的文明,更是世界三大一神教的共同圣地。在达尔维什笔下,诗人对祖国的依恋之情溢于言表,祖国是母亲或姐妹,是爱人与情人,是“我的女主人”,是我“诗歌的火焰”和“旅途的食粮”。但是,随着1948年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宣布建国,巴人民开始遭遇丧土失国之殇与背井离乡之痛。祖国,在诗人眼里不再那么浪漫了。那是“遗忘了离去者音调的祖国”,是“在歌声里和屠宰场不断重复的祖国”,是“屠杀了我的祖国”。与祖国、土地有关的一切,都充满了痛苦的悖论:“我们”身处的地方,是“我们在其中没有立足之地的地方”;回归故土,只是“返回一个石质的梦”;身陷囹圄的爱国者只能想象:“大地多么辽阔!/针眼里的大地多么美丽”;四海为家的漂泊者只能哀叹:“我们旅行,去找寻零”;祖国,是“那个我没在护照上找到戳印的国家”。
  饱受了流离失所之苦,诗人对祖国的认知渐趋平和而深刻。祖国深藏于内心,呈现于日常,她就是“转辗于机场的旅行箱”,“就是喝到母亲的咖啡/就是晚上可以回家”。诗人甚至不无调侃地建议,“用一头普通的驴作为(国旗的)象征/那该有多好”,“选一首关于鸽子婚嫁的歌曲(作为国歌的歌词)/那该有多好”。祖国像杏花一样透明、轻盈、柔弱,却难以记述,无法形容。诗人晚年还对用空泛的政治口号曲解祖国表示厌倦:“当一位作家仰望星辰,却不会说出‘我们的祖国更高……更美’,这时的我们才成为一个民族。”也对利用祖国进行政治投机予以警惕:“赞美祖国/就跟诋毁祖国一样/是和别的职业类似的一门职业”。
  流亡,是达尔维什诗歌的另一主题。诗人和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流亡者一样,对于居无定所、辗转四处的流亡经历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在他的诗中,身份证、护照等证明文件,成为被剥夺、被驱离者身份的不幸象征,而机场、港口、车站、旅店、背包、道路、大海、飞鸟等意象,则浓缩了浪迹天涯、无家可归者的伤感和痛楚。有时,诗人以反讽的笔调书写流亡者的窘境:“我们变成/摆脱了身份之地引力的自由人”;更多的时候,诗人笔下流露出愁断寸肠的忧思:“我们的岁月年华/如何飘零在回归的路途/我们把生命遗落在何处?/我问一只/绕着灯光飞舞的蝴蝶,/顿时,它在泪水中/燃烧。”
  1995年,达尔维什结束流亡回到祖国定居。虽然回归祖国,但他对巴解组织同以色列达成的《奥斯陆协议》深感失望,也无法认同巴勒斯坦政治人物乃至民众的许多行为和观念。他在无奈中写下“巴勒斯坦远得没有边”,“此刻,在流亡地,是的,在家中”这样的诗句。诗人感受的,是“在场的缺席”的悖论:地理意义的在场,却难以消除心理层面、思想层面的疏离和缺席。到了晚年,诗人对“流亡”的认知又有了深化,他开始认同巴勒斯坦同胞爱德华·赛义德所推崇的“流亡的愉悦”,在承受流亡这无法卸去的负担之同时,也自觉地把流亡视为获取自由和创造力的独特源泉:“自由人便是选择流亡地的人/那么,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自由人/我前行……于是方向变得清晰”。
  在达尔维什的诗歌生涯中,“抵抗”一词构成了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并呈现出一道由朴素渐臻深刻、由单一逐渐丰富的嬗变轨迹。早期他理解的抵抗,体现为与占领者作军事的、政治的抗争。后期,他从诗性高度诠释抵抗的真谛:“每一首美丽的诗篇……都是一种抵抗。”达尔维什抵抗观的这一嬗变,与当代巴勒斯坦事业的演变态势有着直接的关系。摆在诗人和无数巴勒斯坦人面前的一个残酷现实是:由于巴以双方的力量对比日益悬殊,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解放的道路不仅越走越窄,而且会让巴勒斯坦人民在遭受巨大牺牲的同时,还蒙受被污名化、被妖魔化的严重后果。然而,诗人的认知逐渐向美学的、文化的抵抗观过渡,却并不仅仅是接受无奈现实的被动选择,而是体现了诗人对自身使命更深刻的觉察:“巴勒斯坦人的选择少之又少,摆在他们面前的抉择只剩两个:要么活下去,要么活下去!他有权捍卫自己,而首要武器便是维护自己的属性、权利和身份,然后用一切途径保留人文形象和国家形象”。当代巴勒斯坦人面临的深刻困境在于,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被剥夺了与土地密不可分的政治身份,而且文化属性也面临日益消解的危险:一方面,以色列刻意抹杀他们与这片土地溯之久远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被全球化时代的传媒有意无意地贴上“恐怖”、“极端”的标签。面临这样的困境,诗歌何为?诗人何为?达尔维什给出的答案是:诗歌固然无法收复失地、推翻暴政,但它也有“丝绸的力量和蜂蜜的刚强”;抵抗偏见,抵抗遗忘,抵抗狭隘,这是身为巴勒斯坦诗人的意义所在。
  在达尔维什看来,诗歌的力量不仅仅在于感召具有群体意义的民众,唤醒他们的使命意识;也在于启迪作为个体的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意识,让他们在困境中追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从而捍卫、丰富、发展民族和个体的身份属性。因此,达尔维什在“祖国回归”的宏大命题和诗歌的艺术魅力之间实现了对接:诗歌,“它可以/用姑娘的双乳点亮黑夜……/它可以,用栀子花的呐喊,/令祖国回归!”这样美丽的诗歌,在温暖慰藉着一个民族的同时,也在改写重塑着世界对这个民族的认知。
  作为“抵抗”诗人的达尔维什,不仅深受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爱戴,而且受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范围读者的尊重,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作品一直具有崇高的人道主义维度。在上世纪60年代末举行的一次巴以作家对话会上,达尔维什直言:“我们的面容是悲伤的,但它不仇恨;是真性的,但它不屈服;是受压迫的,但它不卑微。”在他的所有诗作中,都找不到源于种族主义的仇恨。他抵抗的是压迫,无论这压迫是来自阿拉伯暴君或是以色列占领者。这一人道主义立场,也许与达尔维什的个人经历有关。他的初恋情人是一位名叫“丽塔”的犹太少女,后来,丽塔成了达尔维什诗作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女性,是他叙事诗中“我”与之倾诉衷肠的情人或爱情悲剧的女主角。《丽塔与枪》一诗便叙述了阿拉伯青年与犹太姑娘之间的一段爱情,这一恋情以丽塔被枪杀而终结,“在丽塔与我的眼睛之间”的那杆枪,分明是战争的象征。
  在后期诗作中,达尔维什还超越政治,对巴以冲突的文化、历史原因作深入的探究与反思。他为巴勒斯坦这块土地的祖先迦南人哀叹:“你的不幸,是你挑中的园圃/靠近了神的边界”;他还表达了对人类历史的感慨:“大地就是流放地,/历史便是一场悲剧,它始于该隐和亚伯的/家庭之争”。通过这种将冲突根源远溯至人之初、历史之初的策略,诗人一方面传达了对于巴以两个民族兄弟阋墙、相争相残的讽刺和嗟叹,另一方面也让巴以冲突成为人类无休止冲突的一个隐喻,巴勒斯坦的悲剧,也就有了更为深广的意义。
  最后,还有必要谈谈达尔维什的语言观和读者观。他在《为悬诗而歌》中写道:“再无土地承载我,/惟有我的话语携我同行。”作为一位家园被剥夺的诗人,语言不仅是他的惟一同行者,也是他最珍视的惟一财富。在许多诗作中,他都表达了用语言、诗歌战胜死亡、获得诗性永生的雄心。晚年,对于朋友提出的问题“艺术是否真像你在《壁画》中所说的那样具有战胜死亡的力量?”他如此作答:“这不过是人类制造的一种幻象,以证明我们的确存在于世上。但这幻象是美丽的。”
  在阿拉伯读者眼里,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的情人乃至圣徒,人们期待他成为这个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达尔维什意识到民族代言人和诗歌艺术之间的张力,他并不回避诗人应秉持的社会责任,同时又对其民族代言人的身份被刻意标举保持警觉。实际上,他诗歌生涯的创新与变化,往往伴随着评论家和读者的误读乃至指责,但是他淡然以对:“我感谢他们的误解,/然后,又去寻找新的诗篇。”奇怪的是,在达尔维什后期,他与读者大众的关系还呈现出某种神秘性。巴勒斯坦各地为他举行的大型朗诵会每次都座无虚席;他朗诵的部分诗作,虽然颇为晦涩,但现场总是鸦雀无声,许多听众似懂非懂,却听得泪流满面。
  在俯瞰拉姆安拉城区的一个山丘顶部,坐落着达尔维什的长眠之所。庄严肃穆的墓地一侧,是设计得极富艺术气息的达尔维什博物馆,近旁的大理石围墙上,镌刻着阿拉伯语文字:“由祖国,赠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原载:《文艺报》2016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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