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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书记

郑振铎

我们的历史上,有了好几次的大规模的“烧书”之举。秦始皇帝统一六国后,便来了一次烧书。“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是最彻底的烧书,最彻底的愚民之计,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设立大学而只开设些职业、工艺学校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后,烧书的事,无代无之。有的烧历史文献,以泯篡夺之迹;有的烧佛教、道教的书,以谋宗教上的统一,有的烧淫秽的书,以维持道德的纯洁。近三百年,则有清代诸帝的大举烧书。我们读了好几本的所谓“全毀”“抽毀”书目,不禁凛然生畏;至今尚觉得在异族铁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难堪!

“八.一三”后,古书、新书之被毁于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个人而论,我寄藏于虹口开明书店里的一百多箱古书,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烧,烧得片纸不存。我看见东边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烟云在突突的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后随风而四散,随风而淡薄,被烧的东西的焦渣,到处的飘坠。其中就有许多有字迹的焦纸片。我曾经在天井里拾到好几张,一触手便粉碎,但还可以辨识得出些字迹,大约是教科书之类居多。我想,我的书能否捡得到一二张烧焦了的呢?——那时,我已经知道开明书店被烧的情形——当然,这想头是很可笑的。就捡得到了又有什么意义;还不是徒增忉怛与愤激么?

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还安全的被保存着。所遭劫的还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敌兵占领了旧租界后,那情形却大是不同了。

我们听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听到为了一二本书报而逮捕人的消息,还听到无数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惨事。

许多人心里都很着急起来,特别是有“书”的人家。他们怕因“书”惹祸,却又舍不得割爱,又不敢卖出去——卖出去也没有人敢要。有好几个友人,天天对书发愁。

“这部书会有问题么?”

“这个杂志留下来不要紧么?”

“到底是什么该留的,什么不该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么麻烦没有?”

个个人在互相的询问着,打听着。但有谁能够说明哪几部书是有问题的,或哪些东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时正忙于烧毀往来有关的信件,有关的记载,和许多报纸、杂志及抗日的书籍——连地图也在内。

我硬了心肠在烧。自己在壁炉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进去,眼看它们烧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烟从烟通里冒出来,烧焦了的纸片,飞扬到四邻,连天井里也有了不少。

心头像什么梗塞着,说不出的难过。但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连秋白送给我的签了名的几部俄文书,我也不能不把它们送进壁炉里去。

我觉得自己实在太残忍了!我眼圈红了不止一次,有泪水在落。是被烟熏的吧?

实在舍不得烧的许多书,却也不能不烧。踌躇又踌躇,选择又选择,有的头一天留下了,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们烧了。有的,已经烧了,心里却还在惋惜着,觉得很懊悔,不该把它们烧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沪战争时虹口、闸北一带的经验——有《征倭论》一类的书而被杀,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对于发了狂的兽类,有什么理可讲呢!

整整的烧了三天。我翻箱倒箧的搜查着,捧了出来,动员孩子们在撕在烧。

“爸爸,这本书很好玩,留下来给我吧。”孩子们在恳求着。

我难过极了!我也何尝不想留下来呢?但只好摇摇头,说道:“烧了吧,下回去买好一点的书给你。”

在这时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们在问,什么书该烧,什么书不必烧。

我没法回答他们,领了他们到壁炉边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烧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办吧。”

这一场烧书的大劫,想起来还有余栗与余憾。

不烧,不是至今还无恙么?

伹谁能料得到呢?

把它们设法寄藏到别的地方去吧。

但为什么要“移祸”呢?这是我所绝对不肯做的事。

这是我不能不狠心动手烧的一个原因。

但也实在有些人把自认为“不安全”的书寄藏到别人家里去的。

这还是出于自动的烧。究竟自动烧书的人还不多。大量的“违碍”的书报还储藏在许多人家里。有许多人不肯烧,不想烧,也有人不知道烧,甚至有人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件事。

过了不久,敌人的文化统制的手腕加强了。他们通过了保甲的组织,挨户按家的通知,说:凡有关抗日的书籍、杂志、日报等等,必须在某天以前,自动烧毀或呈缴出来。否则严惩不贷。

同时,在各书店,各图书馆,搜查抗日书报,一车车的载运而去,不知运向何方,也不知它们的运命如何。

这一次烧书的规模大极了!差不多没有一家不在忙着烧书的。他们不耐烦呈缴出去,只有出于烧之一途。最近若干年来的报纸、杂志遭劫最甚。有许多人索性把报纸、杂志全都烧毀了,免得惹起什么麻烦。

外间谣传说,连包东西的报纸,上面有了什么抗日的记载,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旧报纸连包东西的资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怜的是,有的朋友已经到了内地去,他们的书籍还藏在家里,或寄存在某友处。家里的人到处打听,问要紧不要紧,甚至去问保甲处的人。他们当然说要紧的,甚至还加上些恫吓的话。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他们把什么书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无不投到了火炉里去。

记得清初三令五申的搜求“禁书”的时候,有些藏书家的后人,为了省得惹祸,也是将全部古书整批的烧了去。

这个书劫,实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这样纷扰了近一个多月,始终不曾见敌伪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说,这是出于误会,日本人方面并没有这个意思。

于是烧书的火渐渐的又灭了,冷了,终至不再有人提起这件事。

不烧的人,忘了烧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这类抗日文献的人,当然也有。

许多抗日文献还保存得不少。像《文汇年刊》之类,我家里便还保存着,忘记了烧。

书如何能烧得尽呢?“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烧书为统制的手法,徒见其心劳日拙而已。

但愿这种书劫,以后不再有!

原载: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版《蛰居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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