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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课

郑振铎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作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作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做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作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作“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返顾。

十二月八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从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闩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往,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

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象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由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十时三十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的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徬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末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原载:1951年上海出版公司版《蛰居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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