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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同志

——文学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纪念

王平凡

我们尊敬的老所长郑振铎、何其芳同志,是文学研究所创始人和奠基者。这两位令人尊敬的先驱分别于1958年10月17日、1977年7月24日逝世。他们在办所、治学、为人各个方面,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后人认真地总结和学习。在这里我仅追述两位老所长工作中的一些事迹,以寄托我深切的怀念!

文学研究所1952年2月开始筹备之前,何其芳同志担任中央马列学院语文教研室主任。我那时是学员,兼任教务处一些具体工作,与其芳同志接触较多。有一天,其芳同志对我说,乔木、周扬同志向他传达了周总理指示:要成立中国文学研究所,要他和郑振铎先生做筹备工作,并要马列学院大力支持。他提出要语文教研室教员杨思仲(陈涌)、力扬调文学所,已得到院领导同意,并经中组部批准。他要我协助他做筹备工作,当时院领导未同意,我是1955年才到文学所的。

其芳同志根据乔木、周扬同志指示,以全部精力进行筹备工作,亲自拟订方针任务、研究机构、人员调配、研究计划等。当时,郑先生兼职过多,工作繁忙,但是,对于各项筹备工作都积极地提过具体意见。

文学所于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国家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附设在北京大学。1956年正式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1977年5月7日经中央批准,将哲学社会科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即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1954年调毛星同志到所,后担任《文学研究》副主编,兼任所的党政日常工作:1958年,调唐棣华同志任副所长,从此全所党政工作由她领导。

文学研究所共设九个研究组:文学理论组(组长蔡仪)、古代文学组最初分为两个组,即中国文学组(组长余冠英)和文学史组(组长何其芳兼)、现代文学组(组长杨思仲,后由唐弢继任)、民间文学组(组长贾芝)、西方文学组(组长卞之琳)。后来,又陆续成立了苏联东欧文学组(组长戈宝权、叶水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组长何家槐)、东方文学组(组长季羡林兼)。这几个组成立的时间不同。各组负责人都是我国知名的专家学者。

研究所实行学术委员会制度,作为专家学者参与学术领导的组织,设学术秘书,最初,由力扬、王燎荧负责,后由罗大冈任所的学术秘书。那时有一个联络组,后改为学术秘书室。另有一个秘书室,到1955年秘书室改为行政办公室,先后由王平凡、张书明负责。1959年学术秘书室改名学术办公室,由朱寨任主任。后改为科研处。

研究人员调配和培养,是所领导在创建时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除从有关部门调来一批长期从事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人员之外,又从大学中文系、外文系选调一批优秀大学生,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更是文学所研究人员的主要来源。先后聘请的有:钱钟书、杨季康、余冠英、俞平伯、王伯祥、孙楷第、范宁、陈友琴、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罗念生、缪朗山、袁可嘉等。

这些专家学者,知识渊博,学有专长,如何安排他们的工作,是关系到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关系到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关系到出成果、出人才的重大问题,是对所的建设和发展的关键。

所领导对专家大都比较熟悉,其中有不少是郑先生的老朋友,了解他们的学术特点和重要性,根据他们的专长和自愿精心安排工作。如:在古典文学方面,王伯祥选注《史记》、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等。俞平伯到所后,郑先生即建议他继续研究《红楼梦》,整理新校本,并给他提供材料,还配备了助手。吴晓铃选注《西厢记》,并协助郑先生主编《古本戏曲丛刊》。在外国文学方面,根据部分研究人员的专长,安排他们从事研究或做文学翻译工作。惟独钱钟书例外。钱先生精通英、法、意等七国语言,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专家,继续研究外国文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郑先生认为他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希望他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宋诗选》即是郑先生给他的具体任务。后来钱先生说,假若没有郑先生的指示,他是不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宋诗选》出版后,受到乔木同志的称赞,说选注精当,有独到之处,是一部难得的选本。

1954年,全国开展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在文学所是一件大事。

俞平伯是文学所古代文学组研究员。他在20年代出版的《红楼梦辨》是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齐名的“新红学”的代表作。1952年修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由棠棣出版社出版。1953年3月,他在《新建设》上《<红楼梦>简论》一文,受到李希凡、蓝翎的批评。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一封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以下简称《信》)。在信中一开头就说: “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权威作家的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从他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文章开始,又领导发动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次批判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而且是要从哲学、文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各个方面,对五四运动以后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系统地清理和批判。

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容易产生简单化和片面性的偏差,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难以展开争论。在全国开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问题时,调子越来越高,已经有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促使其尖锐化的倾向。有的报刊上已出现了乱扣帽子的情况,基本上否定了俞先生建国后在“红学”研究中的进步因素和积极意义。

文学所如何对待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这是所内外都极为关注的问题。

郑振铎所长对这场批判运动,颇感意外。俞先生是他的老友,是他请俞先生到文学所工作的;进所后,又是他请俞先生继续研究《红楼梦》的。俞先生如果有错误,自己也有责任。他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时,表示要正确对待。不久,他率团访问印尼、缅甸去了。他相信其芳同志会领导好这场学术思想批判运动的。

其芳同志组织全所科研人员学习毛主席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信。在11月初一次发言时说:最近所揭露出来的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在我身上也是存在的。毛主席及时给我们敲了警钟,使我们从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平共居、安之若素的麻木状态中觉醒起来。这对我们教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他要求全所正确地开展批评,从中学到一些东西,汲取一些经验教训,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全所批判会,从11月25日至12月17日,共开过六次。其芳同志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要求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有关著作进行全面分析,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方法开展讨论。在会上,也一再请俞平伯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

在全国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期间,俞先生仍然受到全所同志的尊敬和所领导的关心,他继续进行校勘《红楼梦》的工作。

1956年1月14—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

周恩来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0、162页)。这是周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

对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我这里只提其中的一条:在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月24日举行会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传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精神,中国科学院发出关于实行晋升职称、升级制度的通知。当时,由毛星和我按照通知的要求,作了具体准备,向两位所长和所领导小组同志作了汇报。根据所领导的意见,我们提出定研究人员职称的初步名单,其中一级研究员有: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何将他自己由一级改为二级)。我们在征求学术委员会意见时,党外专家提议:给俞平伯定二级,何其芳认为应定一级。后来,在学术委员会讨论评定职称时,其芳同志恳切地说:俞平伯先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而且在社会上是有影响的,应定为一级研究员。他是我的老师,老师定为二级,而学生却定一级,这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因他受了批判而影响晋升职称。他还说,我把我的意见报中宣部,已得到领导同意。他这种合理的意见,得到学术委员会一致赞同,钱钟书、俞平伯、何其芳都被评为一级研究员。

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作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广大知识分子对“双百”方针衷心拥护,兴高采烈,积极性很高,学术探讨空气也很浓厚。在这种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出成果、出人才。可惜,这样好的形势、好的局面没有能够坚持下去,被后来一个又一个运动打断了。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工作的知识分子不断受到冲击,或者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损失是严重的。

1957年,文学所进行反右派运动,又是一件大事。

4月27日,党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地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运动。

整风运动指示发布后,文学所党组织召开党内外群众座谈,欢迎“鸣”、“放”,帮助党整风。所领导认为: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基本上是恳切的、正确的,对党的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正工作,是极其有益的。

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

7月4日,其芳同志向党支部全体同志传达党中央关于反右派斗争的指示精神。他结合不久前关于学习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总结说,我所知识分子队伍基本上是好的。我们主要是学习,受教育。他根据文件中提出的“批判右派,不要具体点名……”要进行说理批判。后来,其芳同志的讲话被当作右倾思想,受到全所批判。

在上级党组织指示和群众的批判下,其芳同志代表所领导小组在全所检查右倾思想,并号召全所同志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方式进行反右斗争。经所内外群众揭发批判,有八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有的党团员也受到不公正的党团纪律处分。

谁能想到右派分子中,竟然有现代文学组组长、所领导小组成员杨思仲(陈涌)同志。
7月下旬,《文艺报》一位副主编寄来揭发材料,说:右派分子冯雪峰在《文艺报》座谈会上“大鸣大放”中有“现行问题”,主要是他“号召向党进攻”。杨思仲在“鸣放”会上有“大变动的前夜”等右派言论。冯雪峰还要和他办同人刊物。

8月2日,文学所召开批判“右派”杨思仲大会。会后,其芳同志问郑振铎所长有何意见?郑先生坦率地说:杨思仲除了他和冯雪峰的关系外,我听不出他有什么右派言论。至于冯雪峰问题比较复杂。我在作协批判冯雪峰反党问题时,没有发言,也没有写文章。冯雪峰是我的老朋友。他叹了一口气,用他的习惯的语言说:我的朋友杨思仲怎么也成了右派?他建议不要再批判了。

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科学院党组、党委领导的。文学所领导骨干的任命和处分,是由中宣部决定的。

不久,中宣部讨论文艺界反右问题。会前,毛星给周扬写信,说杨思仲参加革命很早,是党培养的文艺干部,应该全面地看,他是一贯忠于党的,不应当划为右派。在会上,为杨思仲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何其芳从延安鲁艺、马列学院到文学所,全面讲了杨思仲的情况,要求不要划他为右派。但杨思仲被认为既和冯雪峰“搞在一起”,又对批判丁玲逐步升级不以为然;他本来也是参加批判胡风的,但后来看到发动各行各业都来批判,就说这是“人海战术”,说这个批判运动是“用机械论批判唯心论”,等等,这就使中宣部的领导认定他非划右派不可。

冯雪峰是现代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因“胡风事件”株连受到批判,]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杨思仲又因冯雪峰问题,受到株连,被错划为右派。这是历史的悲剧。

文学所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长期受到压抑和委屈,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国家和党的损失。每想到这些,我深感内疚和不安!

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说明,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被歪曲和抛弃了。1957年10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新提出国内主要矛盾还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从而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对知识分子做出的正确分析,也被否定了。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从此,运动不断,知识分子常受到冲击或批判。

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当时把这种做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当时,全学部响应中央号召,开展“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文学所老专家钱钟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受到大字报的点名批判。老所长郑振铎竟然也成了全所的批判对象。其芳同志认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贯彻“双百”方针不利,不同意那种乱扣帽子的大字报。他在所务会议上提出,对郑先生批判限期一周。对郑先生的学术思想批判,在10月中旬只开过三次批判会。这时,他正忙于准备出国,但他还是积极参加了会议。他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同志们批评我的《中国文学史》等著作,使我的糊涂观点可以清醒过来。过去受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太深了,读的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著作又不多,学的也不深,所以还不能正确运用新观点从事学术工作。准备这次回国后好好清理一下。他曾深有体会地说,学术批判是十分需要的,有批判才能有提高。他一再表示欢迎大家批判。对钱钟书、孙楷第、李健吾、杨季康等的学术批判,只限在古代组、西方组进行。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同“大炼钢铁”等运动一样很快就由于违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而暴露了严重问题,运动来势迅猛,但结束也快。随着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中央纠“左”的错误思想开始,这场“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不了了之。10月17日,郑振铎先生作为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应邀前往阿富汗、阿位伯联合共和国访问,归国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在苏联上空遇难。这是中国文化界一大损失,更是我们文学所的重大损失。郑振铎所长离开我们了,但他和其芳同志为文学所制定的宏伟规划,全所同志永远不会忘记。

1956年,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召开“全国科学规划会议”。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全国数百名专家在北京开会,商讨并制定我国社会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文学所在两位老所长领导下,由毛星、罗大冈参与制定了《关于发展文艺科学和培养文学研究人才的十二年规划的初步意见》,以及《文学科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

1958年,根据历次运动中科研人员的意见,制定了改进工作纲要25条,并制定十年规划:十年左右完成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方面,十年内编写出版苏、英、法等九国文学简史。西方文学方面,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本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作组织编委会,将出版“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有系统地介绍世界文学名著。同时,也从事汉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汉译“世界古典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工作。郑先生去世后,这个重担就落在其芳同志的肩上了。

郑振铎先生逝世后,为了纪念他,其芳同志提出建立郑振铎文集编委会,调郑夫人高君箴作秘书,按她退休时定的工资发给每月70元。但“文革”期间被停发。1977年,我在院政治部工作,郑夫人给我写信:“郑先生去世后,由何其芳、毛星同志和你决定,为编辑出版郑先生文集,同时为了照顾我们家庭生活困难,调我到文学所来。 ‘文革’期间,停发了我的工资。现在我不要求给我发工资,只请求办一个医疗证。”我向乔木同志汇报,说明我们原来所做决定的根据是:郑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功,因公殉难,家有老母,孩子刚上中学,郑夫人已退休,家庭生活没有来源。乔木同志认为,我们做得对。于是,在他的关心下,1977年12月7日,院批准恢复了高君箴同志的编制,并补发工资、办了医疗证。

1959年7月6日,其芳同志被任命为文学所所长。他决心以新的姿态开展文学研究的新局面。他在曲折的道路上领导全所同志不停地奋进。

1959年7月2日,党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反右倾决议迅速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

哲学社会科学部从本年8月至翌年2月,开展反右倾整风运动。其芳同志是文学所的批判重点,主要批判他“厚古薄今”、人性论,强调了文学创作题材多样化和文学艺术特征等,认为这些都是右倾、“修正主义观点”。副所长唐棣华同志在全所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

1958年,中央为了加强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党的思想工作,调了一批司局级干部担任各所党的领导工作。化工设计院院长唐棣华同志调到文学所担任副所长。她思想作风正派,精明能干,富有党的工作经验,是其芳同志领导工作的得力助手。但是她的丈夫黄克诚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有关方面要她揭发交代黄克诚的问题。康生在她的检查材料上批道:丝毫不触及黄克诚勾结彭德怀阴谋篡党这个要害问题。她不是“对黄克诚的错误认识”,而是“包庇”。因此,唐棣华同志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被定为“严重右倾”,并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1962年4月25日,学部分党组会议,决定取消唐棣华同志严重右倾的结论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在唐棣华同志受批判期间,其芳同志对她仍然充分信任,向党内外宣传延安整风精神,正确对待受批判的同志,为唐棣华同志顺利工作创造了条件。这种坚持原则爱护干部的精神,至今回忆起来,还是感人至深的。

在反右倾整风运动后,其芳同志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1961年2月,又制定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方针任务》。同年11月至1962年8月,又根据“文艺十条” (后改为“文艺八条”,1962年4月中央批发)拟订了《改进文学研究工作的意见》,于8月]6日送中宣部审批。

其芳同志根据中宣部领导的指示,增加了一些新的任务。经所务会讨论决定,所的重点科研项目:编写《文学概论》(蔡仪主编)、 《中国文学史》三卷本(余冠英主编)、 《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概况》 (贾芝、毛星主编)。其中《文学概论》和《现代文学史》被纳入大学教材,由当时负责大学文科教材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领导,在多次讨论提纲或文稿时,何其芳、毛星都参加并提了修改意见。其芳同志主要把精力用在编写《中国文学史》三卷本上。

文学所的科研工作,并未因反右倾整风而全部停顿下来。其芳同志利用运动间歇时间,多次和古代组商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

编写《中国文学史》 (三卷本)是1959年提出,从1960年开始的。其芳同志从指导思想、全书体例到组织安排等进行全面领导。在编写过程中,凡是重点章节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都要进行讨论,并请老专家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和补充。每次讨论前,其芳同志都仔细读了编写的初稿,而且对不少作家、作品做了深入研究。如果把他每次的发言整理出来,就是一部具有独特见解的文学史论著。他对这80多万字的著作的不少章节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有的章节要求全部改写。这部文学史是集体著作,他提出力求资料准确,观点稳妥。通过集体写书,培养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也提高了老专家的研究水平。其芳同志为这部史著的完成,付出了很多心血,但他在书上却没留下自己的名字。这种高贵的品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星同志参加了这部史著的编写全过程,对书的编写和修改提过不少意见。我是作为学习,并想从集体写书中吸取些经验,重点章节的讨论会,我都参加了,真正感到获益匪浅。

乔木同志对文学所编写《中国文学史》工作极为重视。1962年,他认真读了这部史稿,提出许多重要意见。如:文学的历史解释;作品评价问题;书的体例、形式等问题。1964年6月,他又提出“关于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一些补充意见”。这对《中国文学史》后来的修改和补充,提高本书的学术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开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工作,是其芳同志又一重大贡献。

1958年,中宣部召开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会议。周扬同志在会上提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工作由文学所负责。文学所指定由贾芝、毛星同志具体承担这项任务。其芳同志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曾召开各种大小型会议,商讨编写工作中的问题,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

1961年3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初稿讨论会在和平宾馆召开。其中,共收到编写的文学史初稿10种,文学概况14种。此外,还编选了有关资料100多种。会议由何其芳、贾芝主持。从3月26日至4月17日,历时24天。会上主要讨论了白族、苗族、蒙占族三部文学史(蒙占族是文学简史)初稿,还探讨了写史中遇到的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比如: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分期和作品断代问题;对作家、作品评价问题;以及口头文学的搜集、记录、翻译、整理问题。在讨论写史的基本要求和指导思想问题时,曾在三个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是,关于“厚今薄古”的口号是否要作为指导思想。

在会议期间,其芳同志分别参加了各省区小组会,认真听取了专家学者许多宝贵意见,阅读了会议收到的各族文学史初稿、概况及大量资料,特别对白族、苗族、蒙古族文学史作了认真研究。4月17日,其芳同志向大会作了题为《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的学术报告,报告的中心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文学史著作的科学性,在会上讨论的很多问题都可以用它贯穿起来。

要进一步提高文学史著作的科学性,必须要有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其芳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结合《白族文学史》、《苗族文学史》、《蒙古族文学简史》中的问题,论述了某些作品的断代问题;怎样运用阶级观点来解释作品中爱情描写的问题、封建迷信问题;如何具体地运用批判地继承的方法以提高著作的科学性等问题,都做了具体分析,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

关于“厚今薄古”的口号,从当时会上讨论的情况看,多数同志主张要把贯彻“厚今薄古”的口号作为编史的指导思想。其芳同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发展的历史事实,以文学史家的胆识,明确指出,“厚今薄古”这是“一个针对学术界的一个时候的偏向提出的口号,和学术工作的根本方针、根本政策不同”。不能机械地的硬套、教条主义地乱联系。“从三部文学史争论中,倒可以看出,某些流行的对这个口号作简单化和庸俗的理解,已对我们的工作发生了一定不良的影响。”其芳同志的正确观点,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赞同,统一了思想。

1983年2月,经文学所报请中宣部批准,把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任务移交给少数民族文学所。其芳同志当年对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学术见解,至今仍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芳同志在担任所长之后,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建设极其重视。1959年成立了东方文学研究组,聘请北大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兼任组长。1964年,在西方文学组、苏联东欧文学组、东方文学组的基础上,筹建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所的方针任务的制定,所领导的人选,研究人员的调配,以及研究所各个方面,都倾注了其芳同志的辛劳。

1958年,在其芳同志领导下,制定了“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初步确定《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120种; 《外国古典文学理论丛书》39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12种。后来,这项任务移交给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

1959年,在其芳同志的倡议下,由叶水夫同志牵头,编辑出版了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第一辑内容是关于现实主义的讨论文集,第二辑内容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文集。

1961年在其芳同志领导下,由苏东组创办《现代文艺理论译丛》,此为不定期刊物,共出6期,是学术性刊物,每期都有一个中心内容,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批判;苏联关于美学的讨论;各民族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影响;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文论等。

从1961年起,《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改为《外国文学现状),不定期出版,后改为周刊,每期几千字至一万字不等,内部发行,主要送上级有关部门参阅,一直出到1965年,因四清和“文革”而停刊。

从1963年起,成立《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编辑部(叶水夫任主编),双月刊,内部发行。1963年出6期,1964年出6期,1965年出6期,每期约25万字。

在这期间,还以《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增刊》的名义,出版了11本增刊,内容都是以某一学术问题为中心的译文集,如《传统与革新》、《自我表现问题》、《青年作家谈创作》、《纪念托尔斯泰文集》等。

1978年5月,中宣部批准恢复“三套丛书”的编选工作。编委会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经编委讨论,“三套丛书”去掉“古典”二字)共出书145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出书11种,《外国文学理论丛书》也出了19种。可以说,“三套丛书”出版任务已经完成。如此规模宏大而又系统的外国文学和理论著作的丛书,在我国是空前的创举。“文革”前,在其芳同志领导下,各项工作已为“三套丛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

其芳同志在“文革”前,始终是文学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在学术领导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实现“双百”方针。在学术批判运动中,坚持发扬学术民主,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保护了广大科研人员,使工作尽可能少受损失。在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中,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学习。

                                  2002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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