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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早期的文学追求

曾锋
内容提要 何其芳早期具有唯美主义倾向,在文学上追求一种以自由想象为核心的“纯粹的”文学。
关键词 何其芳;早期;唯美主义;自由想象;“纯粹的”文学

一、 唯美主义

本文将讨论何其芳从1930年到1936年的思想、心态和文学理想。1930年,何其芳和杨吉甫创办了小刊物《红砂碛》,何其芳在《释名》里写道:“我们要留住那刹那时拣着了,刹那时又失掉的欣悦的影子。”欣悦的本体是人们无法猜着的谜底:“你终于如预言中所说的无语而来,无语而去了吗,年轻的神?”“还是在替这荒凉的地方虚构出一些过去的繁荣,像一位神话里的人物,用莱琊琴声驱使冥顽的石头自己跳跃起来建筑载比城?”这都充分表明了何其芳这一时期的唯美心态。唯美主义一般认为人生的涵义只是力图充实并尽情陶醉于每一刹那的美感享受,进而片面强调美的无利害感,也有的唯美主义者企图借助客观事物的描写,以象征超越现实,使心灵与神明相契合。上引何其芳的诗文道出了唯美经验一瞬即逝的特点,如佩特所说:“个别心灵的这些印象……在不断地飞逝……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一瞬间,当我们试图去抓它的时候,它就飞逝了。”又说:“经验早已被减缩为一大堆印象,它在人格的那一道厚墙上替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回响,没有一个真正的声音曾经穿透这道墙壁到达我们这里,或从我们这里到达只能由我们猜测的那墙壁以外的地方。每一个心灵都象孤独的囚徒一样……”对这种唯美印象的极端个人性,难以理解沟通的潜意识内容,何其芳说:“黑色的门紧闭着:一个永远期待的灵魂死在门内,一个永远找寻的灵魂死在门外。每一个灵魂是一个世界,没有窗户。而可爱的灵魂都是倔强的独语者。”

此时的何其芳徘徊在“死”与“活”之间,他在致吴天墀的信中否定一切,企图证实这世界“是否应当毁灭”。“天下乌鸦一般黑”,无处不令他厌憎:童年时代,何其芳的父亲“贪婪、悭吝、粗暴……在屋里吊着楠竹片子,稍不如意,就顺手抓过楠竹板子,对了其芳劈头盖脸打来……”;在万县中学的时候,“这里的社会环境,却使他感到阴暗、湫隘、荒凉。学校内外,那些彼此的倾轧、争斗,使他感到惊惶。”教书时,“在那教员宿舍里,生活比在大学寄宿舍里还要阴暗”。所以,何其芳说:“这由人类组成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人所羡慕的伟大或不朽不值得孜孜以求,因为一个古代的文人,人们所窥见的,不过他某一时间留得的一点文字而已,至于他一生内心凄绝或豪迈的感情,没有人懂。年少时连做美梦,何其芳都觉得十分勉强,所以自认为天性不适宜于作活的人。至于友情,何其芳对好友毫不掩饰:朋友“于你或许并不必要”。存在主义者在一个丧失所有目的、全是偶然和荒诞的世界,尚且肩负着自由的宿命,对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加以选择,那么,何其芳怎样看待“活”呢?他主张对社会、他人不予理会,对一切都马马虎虎,也没有心思去诱引人家也这样漠不关心。也有两类人,一种人能永远保持坚超的志与力在人世做一个骆驼,或许在所走的沙漠里能够发现一股清泉;另一种人则能尽量用他的力量,给人很丰厚的扶助。何其芳则如《即使》:“即使是沙漠,是沙漠的话,/我也要到沙漠里去住家,/把我飘零的身子歇下;/即使那水土不适宜于我呀,/总适宜,适宜于我的死吧。”像是坚韧勇敢地对抗枯瘠的生活,实是嘲讽找不到归宿的空虚、无意义,最终是“我已完全习惯了那些阴暗、冷酷、卑微……从此我极力忘掉并且忽视这地上的真实。我沉醉、留连于一个不存在的世界”。

何其芳窥觑、揣测许多热爱世界的人,他们心里也有时感到寒冷吗?因为历史伸向无穷像根线,其间人占有的是很小的一点。他心里充满了人的匮乏、有限、荒谬感。日后面对艾青所谓“大观园小主人”的责难,何其芳自辩为“理想主义者”,亦即“从之(人的有限性)出发然后世上有可为的事吧”。他的“理想”,也就是从异国人鱼公主故事里抽绎出的“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正是它支持何其芳走完了他漫长寂苦的早年人生道路;缺乏意义将导致神经官能症,弗兰克因此提出:这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下还能活下去,除非人体会到他的生命有一意义。何其芳后来的自辩隐含着社会批判、革命话语的支配,即他不满社会的黑暗和奴役,内心是抗争的,对幻想美的向往乃是否定现实的一种途径,也奠定了接受实际的群众革命的基础。这当然是何其芳的“意识形态”,其实早年的唯美极个人化,具普通性,在“黄金世界”未出现之前如此,在未来的“黄金世界”里恐怕也如此,因为唯美本来就与“黄金世界”同构。

二、纯文学观及其理论局限

既然生存如此不堪重负,那文章又能有什么作用呢?要找一点欢快得使生命颤栗的东西,在闭户读书、写作中能否找到?怯弱而敏感的唯美──颓废者首先将文学视为独立的存在。何其芳借文章中人物之口攻击托尔斯泰将文学依附于宗教之上。一个音乐家遭遇这样的时刻:一种更切要的生命呼号;一种共同的不幸所聚集起来的愤怒;或者一种濒于危急的叫喊……他应该坚忍的做他自己的工作,不必突然击碎他的琴从窗子里跳出去追随着那些在街上擎着火把的人们歌唱。正如刀架在阿基米德脖子上时,阿氏请求画完那个圆。──仍是那种对旁人的死也持冷漠态度的延续。由此可见:何其芳的纯文艺观既然从人生观推衍而出,那它就很难承受现实苦难对所谓“自甘凉血”者的血泪责备,因之由确有问题的人生观殃及无辜的纯文学观;文学可以超越道德,文学家却不可缺乏每个时代所必需的道德承担。但是何其芳却把文学与道德置于同一个范围内加以评骘,应用伦理的标准,以简单、专制、特定时代的道义谴责侵略性地否定了文学的艰难探寻。文学在中国几乎从未成为独立的工作,这也与道德、实用(利用厚生)至上,忽视科学、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的传统文化心理及频繁的内乱外患有关。文学可以不计短期功利,可以与现时代人类、社会间离开较大的距离(并非鼓吹文艺家或其他人遁世;如前言,纯文艺观与人生观、道德不相干),这样的角度或者于人类的贡献更大,因文学的超脱、博大,人类性,束缚更少、不涉私利,因而少偏见,所以倒能催醒人类洞见特定时代、区域的政治、道德之狭隘、虚伪、残酷,从而解放人类,推动社会和谐地发展。总之,道德、政治的时代性、集团功利性不可闷死文学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对时代意识形态的超越。

纯文学作者之最大成功在于避免他自觉的意义而能由读者不断阐发各种意义。作者创造的文本必须具有审美的结构,能激动读者多方面感受、联想、思考,这既是纯粹创作附带产生的成果,又可算检验审美结构的一个标准,因为毕竟噪音、小儿涂鸦到目前为止人们看去还是混乱不堪的,不能产生审美效应。假若作者蓄意传达一个单一明朗的题旨,读者即刻达成与作者毫无分歧的共识,那么作品就不够纯粹,而类乎宣传品,蜕变为思想或其他东西的传声筒。所以创造者往往就象超现实主义者那样:“使明显的不相关联的物件、意念或文字碰在一起,以及坚决地将事物和它的上下文割裂。”纯文学是一种无羁的而又具有天然生成般结构的想象,无论什么都可以成为想象借以飞腾的翅膀:酒、自然、德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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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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