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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

——胡风、何其芳比较研究

李丕显
内容提要 胡风与何其芳的新诗创作有不同倾向。走上理论道路之后,一个具有独立的理论品格,独创的理论个性,始终结合创作经验;一个染上明显的教条主义,常常“忘记”创作经验。而后者的某些独立思考却又同被批判的前者暗合暗通,两者又都真诚相信自己是正确的。其中隐有特定历史时代的深刻的文化底蕴。
关键词 胡风;何其芳;独立独创;教条主义;文化底蕴

中国现当代文艺运动创造了许多典型。其中恰巧就有包含内在联系的两大典型—胡风冤案和何其芳现象,给我们提供了比较研究的典型个案:其一,何其芳先生和胡风先生两人都是从诗人而到理论家,革命的道路相同而人生遭际却大异,其历史—文化底蕴颇为丰厚;其二,两人曾发生正面的理论冲突和交锋,两两对比当会发现其是非曲直迷离错综;其三,两人的个性包括创作个性和理论品格都有较大的差异,通过比较可以解析其不同的价值取向;其四,何其芳虽然长时间担任行政职务,却又不同于更为纯粹的党政领导(例如周扬、茅盾),终究还是诗人—学者型,同一类型当会更具可比性。而且,两人都是真诚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由此更可看出,胡风和何其芳的行为都不是纯粹偶然的个体表现,而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的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现象。


首先看何、胡的理论交锋。

1944年,抗日战争仍然处于极为艰苦的阶段。一般人还都不会预料到一年以后就能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在所谓“陪都”重庆,更是“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期。何其芳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文教组宣传部副部长,在繁忙的工作中特意抽出时间找胡风三次谈话。以何其芳的“认真”以及他自认为原则性不强的性格,可以想见这样的谈话一定是用心良苦、苦口婆心,以劝导、挽救胡风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胡风一直在国统区的极为严酷的条件下坚持革命文艺斗争,历尽千辛万苦辗转重庆,生活无着落却仍奋斗不息,自认为革命的大方向大原则并没有错,当然是对这样的劝导、挽救不服气,不领情。胡风在事后的致友人信中称呼何其芳、刘白羽为“两位马褂”先生,其情绪如何溢于言表。本来胡风就有些瞧何其芳不起。……早在30年代的上海,胡风、周扬之间就曾发生极深的误会。所有这些也许都会影响“谈话”的效果。现在回头检视,在那极为残酷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情势之下,革命文艺内部这些政治现象并不是十分适合时宜的。然而,彼此之间的误会与分歧却是愈演愈烈。

随后,何其芳由《新华日报》副刊约请写了《关于现实主义》,后来的《<关于现实主义>序》(1951)中的大量注释说明该文主要是针对胡风的。1948年胡风写出长文《论现实主义的路》的前两节作为回答。1952年底,在文联、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何其芳作了长篇发言:《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胡风随后写出“三十万言书”,把何文作为主要反驳对象之一。

越来越大的分歧,说到底还是学术问题。按照何其芳的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有四大错误:一,胡风认为不是作家的生活实践而是他的主观精神决定创作;二,胡风否认生活和题材的差别的重要;三,胡风认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不必经过认真的思想改造;四,胡风否定民族传统,否定民间文艺,认为革命的文艺可以不和广大人民结合。即令真的如此,仍不属于反革命论调。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批评对方在作家头上放下五把理论刀子,虽然尖锐激烈,却是满腔热忱地希望革命文艺能够健康地向前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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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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