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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何其芳诗歌叙事因素的迁移

谢应光
内容提要 何其芳诗歌有着明显的叙事化倾向。前期以陈述一些事实、抒情线索显在、对话式的内在结构和叙事性欲望表现为特征。后期变迁为叙事的堆积、对话式结构模式的变异和倾述的渴望。其总体趋向是由隐至显,由审美到功利。

 人们很少注意何其芳对文学叙事的情有独钟。事实上在《预言》之前,何其芳就发表了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抒情味极浓的叙事诗。此诗名为《莺莺》,创作于1930年11月29日,刊登在上海《新月》三卷七期上,署名荻荻。对这首叙事诗作者本人后来似乎讳莫如深,不再提及;叙事诗的研究者们也未谈到它;甚至一些何其芳研究专家在编选多卷本的何其芳文集时,似乎也因“疏忽”而漏掉了这首诗。好在2000年5月版,由蓝棣之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全集》收进了这首叙事诗。我猜想这可能与此诗的“背景”有关:它发表在《新月》上,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新月派影响。对何其芳而言,这在新时期以前不能不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事实上,何其芳在《新月》上最早发表的作品不是诗而是一篇短篇小说,题名《摸秋》,刊登在1930年3月10日《新月》三卷一期上。1931年6月15日,何其芳还在他与杨吉甫合编的自办刊物《红砂碛》第二期上发表了又一篇短篇小说《老蔡》。1936—1937年,在写《还乡杂记》那段时间,他甚至开始了写长篇小说的想法,并真的动手写了《浮世绘》的几个章节。到1972年,他竟放手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写完,但已写了五万多字。何其芳对叙事的偏爱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有十分突出的表现,在分别代表其前后期的《预言》和《夜歌》中,不仅存在大量叙事因素,而且其叙事特点、模式和功能也有着显著的变迁。

《预言》集收入的是1931—1937年何其芳的诗歌作品,在人们的眼中是属于典型的抒情诗精品,但只要仔细研究,便会发现其叙事因素相当繁富。在阐述这一问题之前,我们不得不对诗歌中叙事这一概念稍作界定。叙事,顾名思义是对事实的陈述。抛开那些复杂的能指游戏不谈,诗歌中的叙事应与小说、戏剧有明显的不同。它可能是一条情绪的串连线,也可能是几个事实片断,还可能是一种叙事性结构等等。也就是说,它不一定要表现出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诗歌中的叙事,其核心应指向抒情。在对诗歌叙事作如上理解的前提下,我认为《预言》有如下这些叙事性因素:

(1)陈述—些事实。如《昔年》,陈述作者童年和少年时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佛手柑、红海棠开在长满青苔的阶石旁、鱼缸、假山、小圈椅、回音壁等。这类作品还有《夜景(二)》、《于犹烈先生是古怪的》、《罗衫》等。但应该及时说明的是,作者叙述事实并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抒发由这些事实(件)所激起的感情。所以,这里可以说叙事的功能在于抒情,事实或事件本身在诗中已被情绪化。如《昔年》的那些事实,意在表现的是诗人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最难容忍的那种沉闷、寂寞和忧郁。

(2)诗歌抒情线索的显在。象征派、九叶派诗人(尤其是穆旦)往往将智性和抒情隐藏得很深,抒情的逻辑线索不明显,甚至有些混乱(如李金发)。何其芳诗歌恰恰凸现的是抒情的逻辑线索。最典型的是《预言》这首诗。作者设定了两个对应物:“年轻的神”和“我”。“年轻的神”的到来、走近、经过和远离的逻辑线索与“我”的期盼、惊喜、恳请和失落的精神发展轨迹扣合十分紧密。在我看来,它给我们讲了一个“楚王梦神女”的故事,但我们的主人公却没有楚王那么幸运,“幸遇”之后留下的只是深深的忧伤和哀怨。《预言》集中的许多诗都有类似的抒情线索存在,如《夏夜》、《岁暮怀人》、《病中》、《夜景(一)》、《夜景(二)》、《墙》、《风沙日》等,读过《预言》集的人大都有这种相似的看法。

(3)对话式的内在结构。《预言》集中的相当一部分诗有这样一个规律,即诗人在作品中往往会设定一种对话式结构。这种结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诗人设定一个外在的不确定的言说对象,然后与之作虚拟的对话,从而完成情感的表达。如《欢乐》,几乎完全是对不确定对象的急切问话而构成的篇章。这种问话式对话由于是虚拟的,并不要求对象回答,因此有很多不确定点或空白。诗由此能够产生巨大的张力和弹性,增加美感。第二种类型是诗人设定一个内在的言说对象,然后向这个对象作一种想象性倾述,这几乎近于一种“独白”,但作者往往用指代词“你”提醒读者保持审美距离。这种对话式结构与前一种一样,容易产生一种戏剧性的张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审美内涵。也许对话式是表达“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解决“言”“意”分裂的有效途径之一。难怪“在柏拉图看来,唯一能保存生命的写作形式是对话体。这种类型的诗在《预言》集中甚多,如《预言》、《罗衫》、《梦歌》、《花环》、《夏夜》等等均可归入这一类型。

(4)叙事性欲望的表现。诗歌中的叙事性因素不仅可以表现在一些明显的事实上,而且也可以表现在内在的叙事性欲望上。即是说,叙事性企图可以成为一个抒情诗人的表达特征。叙事性欲望在《预言》集中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与散文集《画梦录》融合的趋势,即追求散文化的叙事倾向。人们评《画梦录》时,往往言其是诗的散文或散文的诗,意在强调叙事性的散文《画梦录》有浓郁的抒情味道。确实,将《画梦录》中任一篇章用诗的方式排列,你不会否认它就是一首诗。随手举一例,如《墓》中的一节:

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

谁曾在梦里摘取过

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

化着年青的女郎来入梦,穿着燕翅色的衣衫?

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

在她远嫁的前夕?

同样地,《预言》集里的诗,我们把它改成《画梦录》式的散文排法,你能发现它却有着何其芳式的抒情散文的美感。我们拿《脚步》这首短诗来做例子: 

你的脚步常低响在我的记忆中,在我深思的心上踏起甜蜜的凄动,有如虚阁玄琴,久失去了亲切的手指,黄昏风过,弦弦犹颤着昔日的声息,有如白杨的落叶飘在无言的荒郊,片片互递的叹息犹似树上的萧萧。呵,那是江南的秋夜!深秋正梦得酣熟,而又清彻,脆薄,如不胜你低抑之脚步!你是怎样悄悄地扶上曲折的阑干,怎样轻捷地跑来,楼上一灯守着夜寒,带着幼稚的欢欣给我一张稿纸,喊看你的新词,那第一夜你知道我写诗!

诗与散文在这里可以互换,除了二者之中都有“诗”这个根本原因之外,何其芳诗歌的叙事化欲望(散文化的叙事倾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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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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