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学者风采

也谈文学介入政治

——兼及何其芳现象

郑升旭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何其芳现象,探讨了文学丧失主休性的真正原因。认为在政治不放弃“关心”文学和塑造生活及灵魂的情况下,疏离政治便从本质上放弃了文学;而发展文学的唯一途径是作家“独立地介入政治”,即积极干预政治层面下的意识层面。
关键词 文学与政治 何其芳现象 独立介入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门和焦点问题。文学界乃至社会上许多风云变幻、个人沉浮无不与此相关。如果说,从五四文学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文革”中间自不待说),是中国人民从政治上不断获得解放和发展的历程,那么,这种解放和发展却是以牺牲文学和艺术为代价的。于是人们得出结论,文学应当远离政治,这尤其在新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毋庸讳言,这是当前创作界和批评界的“主流派”意见,但“主流”的东西不见得就是正确的东西。

文学应当疏离政治,这从文学的本质即本来意义上看并不为错:文学作为人的多元价值需求中的一元,是人的求美需要的体现之一,因而文学应当是独立的,不可取代的。否则,就会将文学混同和等价于人们的其他需求,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换句话说,即是应当将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人化”对象,一个“自足”和“自为”的系统,而不是其他系统的派生系统,文学应有其主体性。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正像中国人当时只能选择社会主义一样,中国新文学当时也只能选择从介入政治到和政治认同的道路;中国历代的文人并非都特别钟爱政治,关心政治,而是中国历来的政治特别关心人,“钟爱”人,现代政治和现代作家也不例外。当着历史上有别于外国,尤其是西方政治的中国政治以强制的方式无孔不入地侵入个人私生活,占据了人们的整个生活空间,乃至以强制的方式贯彻其“统治阶级的意识”,包括美学意识、文学存在方式,当着这种意识塑造了几乎周围所有的人(姑且不说艺术家本人)—要知道,人是可以被塑造的,文学家的文学主体意识也是不可能坚持的。因而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度和特定的历史时代,文学的积极存在形式与其说远离政治,倒不如说应当积极介入政治。当然,这种介入不是去进行政治辩论和政治理想阐释,而是干预政治层面下的意识层面,这既是不可能逃脱的,又是唯一的开拓文学空间和坚持文学的立足之地的可能方式。我们之所以提出何其芳现象,是因为作为文学家的何其芳恰恰是伴随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中从坚持文学主体性到“与政治认同”这一几乎整个过程的人物。

当然,1 912年出生的何其芳没有赶上参加20年代前后的五四文学革命。应当说,五四文学的确坚持了文学应有的主体性,既有坚持人道主义,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文学研究会等作家,还有倡扬个性解放,将个性抬高到“我即是神”的地位,将“以人为中心”抬高到吞噬万物的“天狗”地位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创造社诸作家,还有“弥洒”、“浅草”、“晨钟”等一批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更有兼个性解放的强烈性与人道主义的理智性为一身,始终以批判国民性中的劣根性为主要目标的鲁迅。这些,都包含了艺术作为主体应有的多元价值取向、多视点角度,是艺术作为艺术的本质体现。但是也必须看到,这种相对疏离政治的文学现象的发生,这种文学主体性的坚持,是因为有其“疏离”和“坚持”的社会条件:五四运动之所以发生在20其时其地,是因为北洋军阀各派的争权混战,北京“城头变幻大王旗”,这就形成了思想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政治来不及或无力“关心”文学,使文学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另外,以思想启蒙为核心的五四文学革命,也不能不说是从根本上对政治的关心,因为任何“解放”和“革命”,必须首先是人的“解放”,否则,任何“解放”和“革命”都终将是“异化”的。在一个还不知道民主、平等为何物的国民的国家,却要像辛亥革命一样匆匆忙忙地建立什么民主国家,简直只能是笑话。最终建成的也只能是阿Q式的“我想要谁就要谁”的“民主”。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请下载: 附件1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
收藏文章

阅读数[5313]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