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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容大雅笑谈美

——何其芳与美学

涂途
内容提要 诗人何其芳生前曾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他不仅全身心投入所内工作,满腔热情关怀青年研究人员的学习、写作和成长,而且对美学领域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诸如美的对象、共同美、美学研究中如何肃清教条主义与庸俗社会学的流毒影响等,发表了大量精辟的见解,表现出雍容大雅的学者风范。
关键词 何其芳;美学;美学研究

1977年的7月,是北京少有的特别闷热而又多雨的月份。就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7月13日一大早我赶到文学研究所去参加支部大会,路上遇见几位同事悄悄告诉我:“其芳同志昨天凌晨因大吐血住进了首都医院!”本来其芳同志在河南干校时便患有多种疾病,后来因心脏病屡发而提前返京。他进医院已不只一次,但每次时间不长便出院;因为他那诗人的气质和乐观的情绪总是不把疾病放在眼中:“病算得什么;/为了我们的理想,/哪能一天不工作?/和藐视敌人一样,/我们藐视疾病;/不管它有多大力量,/也一定是我们战胜!”我暗暗地希望这一次他同样能战胜病魔,因为不久前我还亲自听到他笑眯眯地说:“我起码还能活15年到20年,没有问题!”他是那么自信而又乐观,不能不让人相信他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当我进入文学所六号楼二层会议室时,立即就感到今日气氛的沉重。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同事低声地说:“其芳同志可能患了癌症,正准备着开刀确诊呢!”

果然,第二天便听说他在医院里已开刀,并且确诊为胃癌,而且是晚期已经转移,只是这个残酷无情的事实谁也不忍心告诉他本人。7月15日,也就是其芳同志开刀后的第二天下午,我被所里委派到首都医院值班照看他。那天,他的夫人和大女儿都还在病榻旁未走,熬红的双眼中噙着泪花。我小声地劝说他们去休息一会儿,那知还是惊动了双目紧闭的静卧着的其芳同志。他嘴角动了一动,先叹了一口长气,然后发出了微弱的问话:“是谁来了?”我凑上前去, 看着他身上插着输氧、输液和引流的许多管子,凑在耳边回答了他。没有料到,他立即清楚地向我问道:“你把我的清样带来了吗?”我知道他仍牵挂着已经排出的《毛泽东之歌》的清样稿,便轻声地劝慰说:“你安心地养病吧!不要再操心其他的事,等出院后想干什么都行!”他有些失望并带着不满的样子扭过头去,静静地一声不吭了。

7月21日凌晨四时,我与何文轩两人再次到医院值班。其芳同志还是躺在那间不大的病房中高高的床上,鼻子里、手臂上、腿上仍旧插满了管子。在昏暗黄色的灯光下,他的脸上已看不到血色,明显地比前更加清瘦。前面值班的两位同志介绍说,夜里他睡得很好,没有发现再吐血,只是神志不清,嘴里常常说着让人无法听清的胡话。我们在病房中坐下,默默无语,四周是那样寂静、冷清和凄凉,医院里的一切似乎都凝固了、冻结了、停滞了。其芳同志偶尔动了动身子,嘴里微微地发出轻轻的叹息和呻吟;这唯一的声音往往立即惊动我们,赶紧站起来走到床头,想知道他需要什么帮助。可是,等我们走近时他又沉睡了,重新再回到深夜的静穆和沉寂。好容易熬到了天亮,医院里渐渐骚动起来;先是女护士到病房来为其芳同志加液,接着主治大夫来查看。他仍然毫无反应地躺在那里,任他们调理和摆布。只是医生走后,女护士要我帮助他翻身,我们使劲刚把他抬起来,他突然无力地叫出声来:“不要动我!不要管我!我受不了啊!”这哀求般无奈的喃喃呓语,是发自一个对生活那般热爱、欢欣地“为少男少女们歌唱”、“歌唱希望”的大诗人之口吗?我惊吓得心和手同时颤抖着,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木然地看着护士,将各种各样的管子,重新插在他的鼻孔里、手上和脚上。离开医院前,医生让何文轩和我到值班室去;看得出来,他是用职业的平静的口吻而又是认真考虑过才对我们说:“医院上上下下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他内部的抵抗力已逐渐减弱甚至要丧失了;我们仍然还要作最后的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准备随时抢救病人的生命,不过从现在起要作两手准备了……”

其芳同志对年轻人的关怀和爱护,带有女性般的温存和细致。他对每一位调到所内来工作的同志,都一视同仁地看作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在和他的接触中,总感到他不是以旧式家长的地位、而是以一个管家的身份在操持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事;而对所内“小字辈”的特殊关心和照顾,更是他心目中要管的数不清的事务中最重要的一件。几乎每年他都要抽出时间专门与新分配来所的年轻的研究人员谈一次如何从事研究工作和如何写好文章的问题。每一次谈话前他总要先了解情况,做调查研究,让大家提问题,然后认真准备,写出详细提纲,从不敷衍马虎,也从来不是将过去讲过的东西又重复照讲一通。听着他的讲话,我常常感到象是一位老母亲对年幼儿女的叮嘱和期望,带着浓厚的“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从那副深度近视眼镜(他有意无意时时用手将它向上面推一下)的后面,那明慧的眼珠让人一下看清完全坦荡的心扉,恨不得将自己拥有的一切财富,都毫无保留、毫无惋惜地交付和传递给后人。

从山东返回北京,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的高峰期。我们所有在农村下放劳动锻炼的人,全都得了营养不良的浮肿病。其芳同志带着所内领导来看望,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摁了摁;又叫大家把裤子卷起来,在大腿上按了按。看着一个个发黄而又“发胖”的面孔,他连连摇头着急地说:“这样不行!这样还怎么行?要赶快想办法!”回头看看党总支书记和负责行政工作的副所长,用几乎是恳求的语气对他们说:“从所内的经费中拿出点钱,给每人买两斤黄豆两斤红糖,让食堂煮熟了让他们每天吃一点!这一段时间就不要工作了,好好休息吧!”他又极其认真地告诉大家,有一段时间延安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许多人患了浮肿病,后来便是吃煮熟的黄豆治好的。我们受到所内的特殊关照和优待,每天从食堂领到一份红糖煮黄豆吃;大约十来天后,浮肿果然慢慢地消退了。

不久,所内布置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其芳同志带头号召大家联系实际认真逐篇阅读和讨论。他让我们趁这个机会一边继续把身体搞好,一边学好理论为研究工作打好基础。他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注意练好基本功,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最重要的基本功;一定要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样才能做好研究工作。文学研究有许许多多的专业,但无论是搞历史、现状还是理论,无论搞什么专业,这一点都同样是必要的。美学也毫无例外。由于与哲学离得近一些,恐怕尤其重要。他要求我们多读几遍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认为愈是在困难的时候,阅读这篇文章的体会会愈深。

过了不久,我参加了《新建设》杂志组织的一次美学讨论会,其中主要的话题是关于美学研究的对象问题。我在会上没有发言,但会后应编辑部之约写了书面意见。我想顺着这篇书面发言的思路写一篇论文,因为自从我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后,还没有写过长篇的研究文章。我冒昧地去征求其芳同志的意见。他接过我写的论文提纲扫了一眼,热情地鼓励说:“你要多写文章,研究工作最终的成果体现在论文上。每年至少要写出一、两篇论文来,作为练习,不能停笔。”又说:“美学对象是个基本问题,可以抓。既然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大家在讨论,需要研究解决,你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表示等看过我的提纲后再找时间交谈。

大约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其芳同志要我到他家中去谈话。家里只有他一个人,手里拿着我写的那份提纲。迟疑了一下,他终于开口相当委婉地说:你们留学生在国外学习了好多年,光念外文没读中文,写的文章尽是外国的句法,好像翻译文章,读起来很费劲。我向他诉说自己原来的文字功底很差,在大学中文系只学了一年,缺乏写作的基本训练;加上在国外五年,虽然给国内报纸写过几篇短文章,却从来没撰写过正式的论文。他静静地听我介绍自己的情况,似乎一点也不感到奇怪。等我讲完后,他才一字一句有意让我将每个字听得明明白白地讲道: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好,谁都不是没有缺点、弱点的。我不是在工作中也有许多失误吗?所内的同志不是对我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看到自己的弱点、缺点是一方面,还要看到自己的优点、优势,要全面地评价自己,也要全面地看待别人。毛主席说的要有辩证法,不要搞片面性。

停了下来,他在考虑是不是还要同我谈点别的话题。看了看屋子里没有别的人,他才接着说下去:毛主席不久前在中南海和我谈到《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的序,提了两次意见,都是非常重要的。我很少写这类政论性的文章,虽然准备了很久,但还是写得拘谨,没有什么文采,自己就不满意,可又改不好。毛主席提出,你在文章里强调了要不怕鬼,要在战略上藐视鬼,这是对的;不过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这就指出了我那篇序最初的片面性,经他这么一点拨,就全面了,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一下提高了,真是站得高、看得远!他愈讲愈兴奋,掩饰不住内心激动、高兴和幸福感,同时也非常强烈和真挚地表露出对毛主席的崇敬和钦仰。话题一转,又对着我说起来:其实写文章也是这样,既要在战略上藐视,又要在战术上重视,要把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统一起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弱点,发挥自己的长处、优点,多写多练,总是会写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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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重庆教育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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