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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何其芳

陶德宗
内容提要 作家是时代之子,何其芳一生的文学活动与特定时代有紧密联系。对于主流性文学,他划下了从远离到汇入的运行曲线。他为时代奉献了有独创性的抒情散文与诗歌,但其文学评论却明显具有双重性。总结其成败得失,对于建设新世纪中国文学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文学;何其芳;20 世纪;研究

何其芳是活跃于20 世纪中国文坛上的一位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从30 年代初期新星升起到1977年文星陨落,他 40 多年的文学活动经历了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历史巨变,贯穿了 30 年代的文学,40 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新中国成立后 17 年的文学,“文革”十年的文学和新时期之初的文学等具体时段。如果说,任何作家都是时代之子,时代既造就伟大的作家,时代也制约优秀的作家,那么,何其芳一生的文学活动也必然与所在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唯其如此,我们对何其芳的研究,就不仅需要对其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洞幽烛微,也需要将其置放到特定时代与文学潮流中去观照思考。这既可帮助我们清晰地发现何其芳在特定时代文学座标中的运行轨迹,同时也有助于发掘已成为历史的何其芳文学活动的当代意义。

一、忧郁的咏叹与独创的艺术

何其芳步入文坛之时,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民族矛盾也日趋激烈。严酷的现实、浓重的黑暗、淋漓的鲜血和山河的沦陷,必然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形成猛烈震撼,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产生深刻影响,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着文学思潮和创作潮流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30 年代的中国诗坛便难以出现像 20 年代那种流派纷呈、群芳斗妍的创作景观,而是形成了强烈关注社会现实与执着表现自我情绪两大流向。前者发场于 20年代“普罗”诗派的传统,形成了以殷夫为前驱,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并包括了艾青、臧克家等诗坛新星在内的左翼诗群;后者由“新月”诗派和象征诗派演变而来,形成了以戴望舒为盟主,拥有卞之琳、李广田、徐迟等一批实力颇强的新秀,是为现代派诗人群。前者是30 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构成;后者是再行浮出水面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分支。前者“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后者是倦行人心态、寻梦者形象、爱情苦闷的低吟、个人忧郁的咏叹、“荒原”意识的表现和说不清道不明的愁苦伤感情绪。前者纵承中国诗歌中由屈原开创的入世言志的精神传统,横受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思潮特别是苏联文学的影响,高扬起了 20 世纪中国新诗主潮的宝贵品格,是怒吼的诗、粗犷的诗;后者则纵承晚唐李商隐、温庭筠一路的流风余韵,横结法国象征派诗歌艺术,力图在中外诗艺的交汇点上建构起属于自我的诗歌美学,是“纯粹的诗”,精巧的诗。正是在这两大诗潮既各走其路又相互竞争的情势下,何其芳带着他那温柔而美丽的梦从北大校园登上了中国诗坛。于是,在 30 年代中国文学天幕的现代派星座中,出现了一颗耀眼而又冷艳的新星。

如果说,忠于时代和人民的真诚感情,用诗代人民发言、控诉黑暗、抨击丑恶、呼唤光明、期盼自由,始终是中国新诗主潮的宝贵品格和优秀传统,继承发扬了这一传统的左翼诗歌在社会政治的重压下曲折而蓬勃的生长和发展,是30 年代新诗最具有时代特征的诗歌现象,那么,何其芳于此时那温柔而华美的诗歌创作确实是远离这一时代主流诗潮的个人感伤之作。此时的何其芳,“成天梦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他信奉“文艺什么都不为,只是为了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和情感”,他爱“倾听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捕捉一些在刹那间闪出金光的意象”醉心于梦幻意境和形式美的追求之中。一部《预言》,所表现的正是诗人此时那甜蜜而又略带苦涩的梦幻、孤独而感伤的心境和爱情的欢欣与凄伤。其心理、情感以及意象的选择,既明显带有中国古典的“佳人芳草”范式,又准确传达了“一个望着天上的星星做梦的人”的淡淡的忧郁和心灵深处的孤寂荒凉。相对于那“别一世界”的激励吼叫与悲愤呐喊,确属鲁迅所批评的那种“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然而它却摇曳着独特的风姿,显示着特有的美丽。因为它不仅真实而细微地表现了一种在理想追求被现实所困后的复杂心态,而且成功创造了一种将隐藏自我和表现自我巧妙结合的朦胧美。他既从中国古代诗词中吸吮艺术乳汁,又从西方现代派诗歌中汲取艺术营养。这诚如他自己所说:“这时我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冶艳的诗词,盅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怃媚,又在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结果,使他的《预言》将西方现代诗的超脱抽象与中国古典诗的美艳沉厚很好地融为一体,从而在中西诗艺的融汇点上真正建立起了一个精巧华丽、空灵蕴藉的艺术世界,别开了一种委婉绮丽、冷艳谐美的诗风,显示着他在现代派诗人群中“和而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对中国新诗多样化发展倾向的探索开拓。

散文集《画梦录》所表达的思想情绪虽与诗集《预言》基本一致,但其文学地位与价值却远在《预言》之上。这主要是由它在艺术上的独创性所决定的。在《画梦录》的创作过程中,何其芳独立的散文意识是鲜明而强烈的。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散文创作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亦即除了说理、讽刺、或者偏重智慧的作品之外,抒情多半流于身边琐事的叙述和个人遭遇的感伤和告白,散文创作的形式感不强。他决心“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散文”,他要“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并“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种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使其具有一种“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为此,何其芳一面用特有的“独语”调式悄声吟哦自己的孤独与寂寞,委婉传达着内心的伤感与荒凉,一面又用精妙的构思、奇特的想象、纤弱的感情、朦胧的意象、雾样的意境、洋溢的诗情、绚丽的色彩、和谐的音乐和缠绵的文字,将自己的散文编成一幅幅色彩花纹各不相同的美丽织锦和做成一个个精美无比而又意趣盎然的小盆景,“他用一切来装璜,然而一紫一金,无不带有他情感的图记。这恰似一块浮雕,光彩匀停,凹凸得宜。由他的智慧安排成功一种特殊的境界”,使之成为自己心灵感情世界的具象表现并象散文诗一样凝练优美。作为一部集合了晚唐五代诗词与西方印象派艺术之美的散文集,其明显的艺术流向是努力推动现代抒情散文向诗的王国逼近和向散文本体的回归。整体性象征方法的成功运用,更使其成为继鲁迅的《野草》之后又一部象征主义的艺术精品。于是,它因“是一部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而获得《大公报》文艺奖,并代表了30 年代抒情散文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在 20 世纪中国散文发展史上,30 年代的散文创作不仅较为繁荣,而且形成了两大时代性特征。一是“五四”时期的多家散文至此因政治倾向的不同而分成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散文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散文以及政治态度比较超越的京派及其他作家散文等三大系列。二是散文创作的文体意识明显增强。这种空前增强的文体意识促使不同派系的作家朝着不同的散文路向进行探索并各有收获。于是,30 年代的散文并没有因为政治的分野和诸多论争而走向危机,而是各体散文尤其是杂文、小品文、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均在“五四”散文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并使此时的散文创作走上了多元发展的宽阔道路。在这种背景下,年轻的何其芳之所以能凭着一部《画梦录》在名家如林的散文领域独树一帜,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怀着如前所述的散文意识,以其精美的独语体散文,成为中国新文学中独语体散文家族的杰出代表,为现代抒情散文成功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园地,取得了超越前人、引领同代、后启来者的艺术成就,并以此奠定了他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开拓性的作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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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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