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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视角中的何其芳

——何其芳的文化选择与创作倾向

陶德宗
内容提要 何其芳前后期的文学创作呈现为对比鲜明的两立式架构。对此,人们一直在进行探究并多有争议。本文认为这一现象的形成与他在特定历史场域中按照自己的主观追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密切相关,是“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民族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派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抗战文化、延安文化和三峡乡土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组合方式综合影响的结果。从这一视角进行观照思考,会更加符合其人其文的历史实际,也有着超越其人其时的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

何其芳是中国新文学第二代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创作,以抗战爆发为界,呈现出一种两立式架构即很不相同的创作倾向,并引发了人们较长时间的探究争议。我们对何其芳及其创作从文化选择视角进行打量,也许能廓清众说纷纭的迷雾而更加符合历史的实际。

一 调和多种文化色彩“画梦”

与同代诸多作家相较,何其芳接受“五四”新文化和外国文化影响是较迟的。直到1928年,他才在重庆第一次接触了外国文学并较多地接触到了“五四”新文学。其中泰戈尔、安徒生和冰心等中外作家那些表现爱和美的作品对他产生了有力的牵引与触动,使他初步确立了美、思索和为了爱的牺牲这一基本思想,他正是靠着这一思想才得以走完自己早期那一段“太长、太寂寞的的道路”。

出于对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渴慕,带着“五四”时期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何其芳于1929年夏天奔赴上海,开始了他在多种文化思潮中更具体的新一轮选择。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和主观认识的深化,人们围绕着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思考已不象“五四”时期那样局限在中西框架与新旧框架之内,而是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一一纳入视野进行着新的思索与调整。于是,各种文化思潮都在这里登场亮相并进行着激烈碰撞。究其大端,便有政治框架内的革命文化与反革命文化、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中西框架内的中国本位文化与充分世界化,民族文化框架内的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文化框架内的左翼文化与自由主义文化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文化环境,既使初到上海的何其芳眼花缭乱,同时也为他的文化选择提供了种种可能性。

然而,年轻的何其芳却似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基于对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的追求和对“新月”诗歌的神往,他没有像同乡同窗甘永柏等众多同代青年那样去拥抱正在血战中前行的革命文化和左翼文学并走近鲁迅,而是相当自觉地向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化和以自由主义文化人为核心的“新月”诗派靠拢。他不愿介入任何与政治有关的纷争,一心想走进艺术的象牙之塔,并将自己的诗歌深植于“新月”的泥土之中。可以说,他是在有意远离政治以创造纯诗美文的理念支配下而走到与革命文化呈双水分流之状的自由主义文化一方去的,这种文化立场一直深深影响着他到北平以后的创作。

在北平5年间,何其芳仍一直坚持着自由主义文化立场,但在其它一些方面,也根据自己艺术创造的需要作了一些新的突破和调整,其突出的表征便是他在中西框架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一度迷醉和在民族框架中对传统文化的深情打量,并力图在中西文化的结合地带建构自己唯美主义的艺术大厦。在这种审美追求支配下,他“温柔而感伤”地“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些精致的冷艳的诗句,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何其芳在这里所说的晚唐五代之诗主要是指李商隐、温庭筠一路诗人那以佳人芳草范式咏男女相思之情的唯美主义诗作。所谓“班纳斯派以后的法兰西诗人”则是指波特莱尔、玛拉美、魏尔仑、兰波等法国象征主义运动中的著名诗人。作为19世纪末法国诗坛上的一场反传统并重构诗学原则的文学运动,象征主义诗学的重要特征是力主诗应传达不可捉摸的内心隐秘,追求象征与对应效果,提倡暗示和把音乐的因素引入文学,在思想情绪上则往往传达着痛苦悲观的世纪末情绪。何其芳对这类诗人的“迷醉”,主要是基于个人气质和审美追求对他们所讲究的艺术形式产生了兴趣。因为这时的何其芳已“感到一边写着,一边还要计算字数,这未免有些可笑”。这意味着他在诗歌形式上要告别“新月”而走向“现代”。因此,他的“别求新声于异邦”,乃是为了让自己对美和爱的思索得到更好的表现,让自己孤独寂寞的情绪得到形象的暗示和使自己所坚持的浪漫主义更富于新的表现特色。

至此,何其芳前期的文化选择基本定型。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文学与政治、时代与个人的不同框架内,他都进行了自觉而认真的选择。于是,他坚持着“文艺什么都不为,只是为了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和情感”的创作宗旨,疏离于社会公众主题,聚焦于自我内心世界,用浪漫主义的艺术笔触,将晚唐五代的、西方现代的和中国现代的多种艺术调和成一种冷艳的色彩,精心描绘着自己的青春感伤和白日梦幻,刻意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显现着鲜明的唯美主义倾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集中体现其早期创作倾向的《预言》和《画梦录》,并非是某一人或某一流派影响所致,而是一种“百花蜜”似的综合效应。即如他自己所说:“所有那些使我沉醉过的作品都是曾经对我的写作发生了影响的”。正因为何其芳既在古今中外文化中广采博取,又能将其融和为我所用,才使《预言》在中国新诗中“如雨后天空中七彩的虹”那样奇幻美丽,并使《画梦录》成为“一部独立的艺术制作”和中国现代抒情散文中的艺术精品。

二、在延安文化大潮中歌唱

在同代作家中,何其芳是最早歌唱延安的。在此之前,他经历了从告别自由主义文化到汇入抗战文化进而拥抱延安文化的突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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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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