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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日记的魅力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郑振铎日记全编》

介子平
日记无非两种,一种是经整理后供发表公读者,另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乃极为个人化的记录。《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版)中两者俱备。前者如《欧行日记》、《西行书简》、《求书目录》、《西谛日记钞》等等,后者则是国务公干、新闻时政之摹写,稳私家事、末节琐屑之笔受。两厢比较,后者似乎更具价值。其开门见山,百无禁忌,笔陈心情,直举胸臆,历来为史家所看重。如郑先生的日记中多次提及“雀战”,仅1944年1月份便进行雀战8回,或“至十一时许归”,或“至天明”,或“负”。5月9日记录有“负百元”,5月23日则有“购雀牌一副,一千元,尚是廉价”的记录。而其日记中屡有戒赌之誓,然又再作冯妇。这些细节,均为史籍传记所不载,所谓避名家违是也。有了这些细节,似乎便为一个人物平添了几分生气。
  除此之外,其日记中最多记录者便是购书了。1944年5月份记有至书肆15回,6月份22回,除了隅得之外,多为“至各书肆无所得”。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的铸就,离开这样的腿脚勤快、点滴功夫大概是不行的。
  如郑振铎这样的重要文化人物,其亲身经历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从其日记中看到的是这些事件的另一侧面。1945年8月11日,闻日本投降,上海市面“秩序井然,闻昨夜有游行有狂欢终夜者。至市场,已不做交易,买不出东西,干着急。午归,国旗已满街飘扬。闻下午又有游行。又闻接收的人已来,明晨正规军可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报刊文章多述狂欢游行为8月14日晚,谬也。8月12日,“外面情形尚未平定,因条件尚未签字也。昨有扰乱,故今日戒严”。8月13日,“晨出,至市场,仍无交易,金价亦低,不能售出。至银行取现款。六时许,见南京路自大新至河南路一段被封锁”。8月14日,“市场上仍无交易,各股均惨跌,殊不可解”。8月15日,“至市场,因南京路封锁,不能过去”。抗战胜利前夕,上海市面的些许变化,百姓心态的细微波动,在此均有实述,惟日记可为也。此时的郑氏日记,全然普通市民的视角。
  1957年4月14日,苏联博物馆代表团访华,周恩来总理亲为其举办茶会,到会者竟达1400人。7月1日,郑到首都电影院参加苏联宽银幕电影《革命前奏曲》的开幕礼。欢迎一个文化代表团,总理出面,千人座陪,一场电影首放式,作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要亲往,中苏关系之热可见一斑,而此现象若比今日,那是不可思议的。6月10日,至北京医院诊病,从九点半等到十点半,“才到外科看痔疮,后又到内科看腹疾,均极匆匆,只看病历,不多问也。”对郑先生这样一位有头脸、有地位的官员如此,百姓之难可想而知,这种现象对今日之医院,有过之而无不及。6月15日参加科学规划会议,大会发言“冗长而无聊”,大家都很不高兴。一个学者整日埋头文件之山,淹身会议之海,其失落痛苦之感,可想而知,岂是“无聊”二字了得。
  自1957年7月14日起,有关“反右”的话题开始在郑氏日记中出现。7月16日,“我作了书面发言,这个会,主要地以曾昭抡、钱伟长为对象,揭发了他们许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情况。”7月30日之后则对“丁玲、陈企霞反党联盟”展开的大辩论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叙:这日写道:“陈的发言,群众大为不满,丁玲发言将近二小时,尚不深刻。”次日再记:“陈企霞今天发言,比较地老实,但似还保留不少。”8月3日又记:“陈企霞态度比较老实,交代了不少问题。丁玲支支吾吾,不知说些什么。”8月4日又记:“丁玲的发言,仍是吞吞吐吐地,许多人大为不满。郭小川最后发言,指出其矛盾处,叫其老实交代。”8月8日又记:“丁玲作第四次的发言,但是只是讲理论,认错误,并不接触到具体的事实。像抒情的叙述,不像自我检讨。”8月9日又记:“写了一篇关于丁、陈错误问题的发言。大家一致不满陈的检讨。”8月13、14、16、20、23、24、26、28日均有关于丁、陈批判会的记述。
  其实,郑先生只是个埋头学问而对政治无甚感觉、无甚兴致之人。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22日,其日记中便记述有这样的文字:“觉得政治这东西,实在太可怕了。还是做自己的本行为是。”对于“反右”运动的频繁记录,一则说明由于其所处位置的变化,或多或少已成为一政治中人,既如此,岂有不关心者;二则表明此运动对知识界的触动的确是惊天撼地、不寒而栗的;三则还有一种自身的恐惧在其中,尽管他采取的是回避的态度。遗憾的是对这一运动,其多为记录而已,却缺少评述。在复杂的政治局势面前,一位学人的茫然不解、似懂非懂之窘态在此已然显现。看政治家的日记则不然。1957年6月9日,宋云彬日记(见《红尘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版)中有这样的记述: “《浙江日报》今日以头条新闻刊出,而以大字标题曰‘阶级斗争还未熄灭’。读者为之悚然,谓‘放’‘鸣’自此收矣。”精辟一语道破,透彻之极也。
  郑振铎先生的日记许多是写于案头台历纸背,甚至是自裁小纸片上的,由于幅面所限,故文字多短小凝练,简明扼要。郑先生解放后每出国,均要买礼物分送亲人,1955年访问印度缅甸时,购回的东西有原子笔、铅笔、刀片、手帕、袜子等,多则送一至两件,妻三件。一位经济收入不算少的大学者俭朴节省、宽打窄用生活的另一面,却是购书时的一掷千金,阔绰豁如。1943年3月17日:“付《四部丛刊》初、二、三编等第一批款五千元。”3月22日:“购乃乾之《分攵然阁文集》一部,价五十五元。”3月30日:“得《推篷寝语》,价千元。“4月14日:“付传新书款三百六十元,又付商务书款一百八十八元七角。”4月17日:“购《扬州东园图咏》一册,作一百金。”以至“除还章一万元外,所余仅二数;尚须付还帐款三千余元,实不足敷四五月之用。如此度日,诚大可惧也。”(见5月24日)购买不起时,他便将书借回,“窗外雨声,淅沥未止,秋灯夜抄,手为之疲”。这让人想到了家贫嗜学的明儒宋濂,宋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言:“每假借于藏书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 
原载:《古籍新书报》200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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