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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楷第先生与文学研究所

杨镰

孙楷第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创立之时就在职的研究员。所以,人们往往是将孙楷第的名字与文学研究所连在一起的。

孙楷第先生,字子书。河北沧县人,出生于1898年。192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就到北京图书馆工作。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先后发表、出版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小说旁证》《也是园古今杂剧考》等著作,其成就为学术界一致公认,胡适在为《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写的序中曾说:“沧县孙子书(楷第)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同时,胡适将先生的学术研究概括为“他的成就之大,都是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1953年,他调入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在文学研究所一直工作了33年,直到1986年去世。这期间虽然受到诸多干扰,但他仍然勤于著述,成果丰硕,他不但反复修订旧作,还出版了《沧州集》《沧州后集》《元曲家考略》《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等著作。前半生对他学术生涯最为关键的,就是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时期。他的后半生,则整个是在文学研究所度过的。

先生的学术研究有鲜明特点。首先,他的许多工作都带有开创性,他是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创始人,他扩大了元曲史的研究领域,胡适针对先生的《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说过:“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其次,他的研究体现出延续性,元曲家考略、小说旁证、戏曲小说书录等等,都是他贯穿终生的课题,比如《元曲家考略》发表于40年代,初版于1952年,增订再版于1981年,但直到去世,他仍然在做增订修改。同时,他又是成功的将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运用于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研究以版本目录为基础,而文献始终是他立论的出发点,

全面评价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做到的。先生的学术研究已经是现代学术史的组成部分了。文学研究所对于孙先生,是他半生学术生涯寄托之处、终老之地;先生对于文学研究所,是其学术领先地位的体现。实际上可以说他是文学研究所自建所以来的重视文学文献的学术传承的代表人物之一。


1982年我一来文学研究所就与孙楷第先生相识了。

当然,我早知道先生。在中学时我就读过他的文章,特别是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关于“金海陵纵欲亡身”的考证。我自幼与先生都住北京大学校园。但真正了解、认识,是在1982年。

这年夏天,我写的《贯云石评传》为出版社接受,同时要求作修改。我贸然决定上门去拜访先生求教。初次相见,先生并不以我为晚辈,使我去掉了初识名人的拘束感,他谈到《元曲家考略》的写作,提到还有18篇应该编入本书,资料已经足以成篇了,但还没来得及整理出来,同时,他在《元曲家考略》的新一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出版之后又作了认真校改,准备在修订再版时补入这18篇新的考略,成为定本。听说我在写《贯云石评传》,他告诉我:作《元曲家考略》时,他收集了一些贯云石的资料,但因为贯云石是有碑传、生平资料丰富的元曲家,所以没有准备作贯云石其人的考略。他当场拿出了自己的笔记,那是40年代笔录的元曲家资料,将其中一篇有关贯云石的交给我,那是王炎午《吾汶稿》中的《上贯学士》。这是关于贯云石生平的重要文献,如果不是先生见示,我肯定不会见得到,因为一般认为王炎午是宋人,我没有想到要在他的集子中查找贯云石的资料。由此,先生谈起了他是怎样待对文献的。他说:有人说我的研究只是提供“资料”,其实,我只是特别重视资料,不愿作空泛之论而已。四部之书就如同四扇窗子,都打开了(都看到了),房间才豁亮。我听前辈们谈起过,早在三四十年代,先生已经是当时中国读小说戏曲最多的一人,平生始终在从浩瀚的四部书中坚持不懈地发掘元曲史资料,为“隐而不显”的元曲家作传,为古典小说寻找形成的脉络。我向他介绍了《贯云石评传》的内容,他说,贯云石本人是有传奇色彩的人,一生虽不长,但可以写得相当生动曲折。他在一册《元曲家考略》的扉页写了一句勉励后学的话相赠,并当场答应为《贯云石评传》写一篇序。后来,这篇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发表出来。198212月,《贯云石评传》定稿,在这半年间,我多次登门向孙先生请教,所得教益已经体现在《贯云石评传》一书中,使我永远铭感于心。

写《贯云石评传》期间,我在北京图书馆见到了天一阁旧藏的《小山乐府》,其中有贯云石的序。先生一再鼓励我就这部珍贵的明初抄本《小山乐府》写一篇论文。我的《关于天一阁旧藏〈小山乐府〉》完成了初稿,先生和吴晓铃先生都很关注,分别亲自执笔为我修改润色。我还保存着这篇文章的三遍修改稿,每一稿都有孙先生用蓝钢笔,先生用红蓝铅笔做的批改。先生甚至改了语病,比如“但却”这一转折,他批道:但,却,不要连用。先生改动了几处史实,还仔细理顺了文句。定稿时,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我在文章之中涉及了元曲家冯海粟、刘时中两人的生平,他原来计划增补进《元曲家考略》的18人之中正好有这两个人,他目前无力完成这个增补计划,将有关资料抄录给我,供我参考。据这些资料,实际先生自己已经将这两人生平考证清楚,完全可以成篇,在征得先生同意之后,这两篇考证在《文学遗产》发表出来,并成了孙先生一生最后发表的学术文章。在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这些年中,他虽然年事已高,但对文学研究所的工作相当支持,我还记得我与来所的访问学者王青平在向他请教时,他为我们讲述了整整一个下午。告别后。王青平说:“我想先生也许不大好接近,没想到他这样热心,愿意这样无私地倾其所知指教一个素昧平生的年轻人!”

据我所知,直到临终他始终在编订修改《元曲家考略》,以及《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在编订《戏曲小说书录解题》过程,他要我协助他确定底本,为此,他专门给文学所的领导写了信,在得到当时的所领导许觉民、邓绍基先生的大力支持之下,终于在孙先生的生前将底本编定,并由他亲自过目。

1986年,88岁高龄的孙先生因病去世。当时我不在北京,未能与先生告别。

据前往探视的所长刘再复先生告诉我:先生见到他们时,已经不能讲话,他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便溘然长逝。

先生一生的经历复杂又简单,说复杂,因为他几乎是世纪同龄人,见识过从清末到当代的纷纭变幻的历史事件;说简单,可以用“读书写书”四个字概括。在一生中,他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这个研究就是取之于书,还之于书。“文化革命”中,他的万册私人藏书散失殆尽,提到读书他只能面壁长叹;他的重要著作《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对学术界早就产生了影响,可在生前一直未能正式出版。这一个“书”字,不但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临终的“遗嘱”。《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与《小说旁证》分别在孙先生身后的1990年、2000年出版,这或许可以告慰先生了。

生前,先生在给我的信中抄录过不少自己写的诗词。通过这些诗词,使我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在一首写于“文革”期间的“咏史”诗中,他说:“若非暗斗即明争,历史相传是砍经。元祐诸贤号奸党,东林名士受奇刑。细思往事糊涂了,亦有男儿气不平。试听匣中三尺剑,夜深长响是何灵。”在“文革”恶劣的工作环境之中,先生和老一代学者们承受着重压,艰难地继续从事着学术研究。即便藏书无存,他依靠记忆、笔记,仍然在写作、思考。他留给我们的不止是他的著作,还有他的学术追求与未竟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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