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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与现代中国学术

杨义
内容提要 钱锺书的学术,以独特的形式蕴含着往返于中外古今的大智慧,以学术的片断性展示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其学思过程呈现了三大境界:一曰会通境界,二曰慧悟境界,三曰创化境界。此学思三境本身也是相互贯通的,贯通到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的地步,标志着20世纪中国学术与世界进行广泛对话的新的深度。
关键词 钱锺书;学思境界;知识质点;贯通;中国学术
钱锺书的学术,标志着20世纪中国学术与世界进行广泛对话的新的深度。学术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最精彩的部分。但他无意于用这最精彩的部分树旗号、造流派。他用札记、选本、论文的形式,展示了一个无体系的体系,正因为“无”,用他“正言若反”的说法,便也无所不包,触处逢春,涉笔成趣,以学术的片断性蕴含着往返于中外古今的大智慧。尽管他的不少思想闪现,若加以逻辑推衍,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学理体系,但他既然化解体系的僵硬和封闭,转为无体系的灵便和开放,我们聪明的做法,与其削足适履地从中硬凑成一个严密的体系,反不如自然潇洒地领略和体味蕴含其间的生命情趣、智慧境界和学思形态。

钱锺书学思过程,有“三大境界”存焉。一曰会通境界。他把书读活的办法,在于“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谈艺录》(补订本)346)。这是他学思的起点,1942年《谈艺录》于此走出第一步,1979年《管锥编》依然取此路数。对质、听讼、复验,以剀切犀利的眼光,牵来作家、注家和原始经典的多重智慧相对撞,激活自己颖悟深思、会通多端的能力,并且在持续性研究中一步一个脚印地留下愈来愈多的坚实可靠的“知识质点”。这些质点是会通多重智慧而成,一旦得之,又可进行同类联想,贯通中外多种学科的文本,形成了“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交互往复,庶几乎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的“阐释之循环”的会通境界(《管锥编》页171)。比如《谈艺录》旧本说“圆”,从里昂大学一篇论文“考希腊哲人言形体,以圆为贵”说起,把圆形思维作为知识质点,在日积月累的不断补订中,贯通中外哲学、经学、宗教、史学、诗文、诗话等近50种书,从评说“《论语》小而圆通,有如明珠”,到西人小说中谓“真学问、大艺术皆可以圆形象之,无起无讫,如蛇自嘬其尾”,再到古诗文集说“诗之妙如轮之圆也”,直到西人诗剧中“诗好比星圆”之句,莫不圆照周览,广证博论,充分地阐发了人类内心的圆满情结和圆形思维模式。不仅此也,它又在《补遗》中多方引证,揭示我国诗文评惯于以珠、弹等圆形物喻诗论画,直至在考释李商隐《锦瑟》之“沧海月明珠有泪”时,放开手来解说全篇,辨析何焯、厉鹗的“悼亡说”和程湘衡、汪韩门“以古瑟自况说”之是非,最后论定“沧海月明”一联,乃“言诗成风格或境界”,“喻诗虽琢磨光致,而须真情流露,生气蓬勃”。《谈艺录》(补订本)111-114430-438]如此联想生发,已远离说圆的初衷,牵联到名诗重解,说明他的会通境界并非刻意追求体系严整,而更讲究知识联动状态中的智慧自由闪射。

二曰慧悟境界。钱锺书每称要打通人文诸学科,文艺诸形式。其实,诸科学艺本是作为人类知识交融一体的,科学主义把它们分割成各有严密体系的分科,打通乃是人类知识整体性在新的高度上的还原。同时,既然分科,各科知识或具象或抽象,或感悟或思辨,或玄想或切实,在一定的方向和侧面上把专门知识发挥到极致,形成各自有别的优势和缺陷。打通使分科知识交互辉映,以此之明启彼之,取彼之长补此之短,知识在挪位中变异重组,使人在聪慧悟入中开发创造的契机。没有主体的聪慧悟入,是无法打破知识分科的厚重壁障的。钱钟书论“神韵”,打破古诗文评者“一曲自好”地固守自己分科领域,沟通诗、书、画、乐诸门学理,对其他学科“凿壁借明,乞邻求醯”,相互会通以推源溯流,把神韵当作中国智慧之结而层层解扣。他从《全齐文》卷二五谢赫《古画品》所谓“画有六法”说起,对原文重新标点疏通,判定“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严羽《沧浪诗话》提倡神韵,“不啻自谢赫传移而光大之”。谢赫拈出神韵,所论的是当时成熟的人物画,这一点又与魏晋以来的人物品鉴风气相关,实际上用品鉴人物神韵来论画艺,“赫取风鉴真人之语,推以目画中之人貌以至物象”。五代两宋以后,山水画取代人物画主流地位,神韵说逐渐扩散,“盖初以品人物,继乃类推以品人物画,终则扩而充之,并以品山水画焉”。论画的神韵转换成论诗的神韵,原因出自人类审美心理的内在同构性:“风扇波靡,诗品与画品归于一律。然二者顾名按迹,若先后影响,而折理探本,正复同出心源。诗文评所谓‘神韵说’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之品目,实亦迳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盖吾人观物,有二结习:一、以无生作有生看,二、以非人作人看。鉴画衡文,道一以贯。图画得具筋骨气韵,诗文何独不可。”他引用大量文献资料证明这“道一以贯”,阐释已不仅是神韵说在不同学艺分科中的移位,而是古代诗文评的人化或生命化的历史过程了。尤其是引用《永乐大典》所存北宋范温论诗的千数百言,认为“吾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文者,北宋范温其人也”,他这长篇大论“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它的价值在于“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彦、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

为了进而打通中西,他首先要站稳脚跟,广征荆浩、韩拙画论,以及司空图、严羽、姜夔、苏轼诗论,综会诸说,确定神韵这个知识质点的真实内涵:“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皆须留有馀地,耐人玩味,俾由其所写之景物而冥观未写之景物,据其所道之情事而默识未道之情事。取之象外,得于言表,‘韵’之谓也。”由此进而沟通西方11世纪谈艺盛称“不可名言”,古印度说诗主韵一派,直至叔本华所说:“作文妙处在说而不说,正合希腊古诗人所谓‘半多于全’之理。切忌说尽,法国诗人所谓‘详尽乃使人厌倦之秘决’。”尤多慧悟者,他援引西方学人以音乐论诗、画之妙的比喻,证明他们“以不尽之致比于‘音乐’、‘馀音’、‘远逝而不绝’,与吾国及印度称之为‘韵’,真造车合辙、不孤有邻者”。(《管锥编》页1352~1365)。以上对神韵说的穷源溯流,纵横通释,相当充分和典型地呈现了钱钟书的学术方法。它穿透了艺术、文学、历史、哲学、心理、宗教诸多学科,以及考据校勘、翻译、比较、阐释多种手法,会通了汉语古文献和英、法、德、梵语诗学等语言资源,材料来源处既浩如烟海,学思贯通处又壁障重重,实在是对治学者主体的知识结构、感悟力、思想穿透力的全面考验。钱钟书有言:“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管锥编》页496)他的学术是融合穷研与慧悟的,知识百川交汇永待慧悟境界以疏决江河,凿通龙门。

三曰创化境界。钱钟书以“管锥”命名自己最厚重的著作,谦逊之外别有深意。他着力矫正流行的概念先行、大而无当,以现成体系推衍而泯灭原创性感觉的学术方式。“管锥”二字出自《庄子·秋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此为众所熟知。殊不知这种借名带有反讽意味,绝不能与《庄子》同篇的陷井之蛙、邯郸学步两则寓言等量齐观,其英译名为“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ffers(有限的观察: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管锥的功能在于它聚焦的集中性和穿透性,把知识、智慧和精神凝聚于一个有限的领域,形成具有原创性的知识质点,然后在大量读书中随时剔出与知识质点有内在联系的知识片断,集腋成裘,汇涓滴而成流脉。这好有一比,如一石击水,波澜千叠。又如钱钟书说歌德称谈艺者之见,“能入,能遍,能透”;“遍则不偏,透则无障,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管锥编》页1052)。这种聚焦而求创化的学术境界,在上述说圆、说神韵已有论述,另外如通感、理趣、妙悟、比喻之两柄而多边诸说,也闪烁着原创的光芒。在创化境界中,有生命冲动的直觉的投入是问题的关键,它赋予文献材料有感觉的生命,作为原创性学理的内在动力。宋祁《玉楼春》词的“红杏枝头春意闹”句,早已驰名,连词人也得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绰号。但后世李渔诸人隔靴搔痒,褒贬都未得其秘密。钱钟书旁征博引,揭示“宋人常把‘闹’字来形容无‘声’的景色”,并且以生命直觉进行观照,体认到“闹”字把事物无声的姿态说成好像有声音的波动,视听二觉相互感应,借用心理或语言学术语,称之为“通感”(synaesthesi)或“感觉挪移”。生命直觉体认出这种知识质点,刺激着学者进行同类联想的敏感,既联想到日常语言,又联想到名家诗文和哲学家的妙喻。在波澜推进中,对马融《长笛赋》中“听声类形”一语格外注意,于是引用大量诗文证明听音乐能在心灵中产生视觉或触觉的印象,诗词中许多奇句出现“理外之理”,声音不但有气味,而且有颜色、光亮,如“笑声绿”、“鸡声白”、“鸟话红”之类,这就使五官感觉有无相通、彼此相生了。通感作为艺术手法在西方十六七世纪“奇崛诗派”,19世纪前期浪漫主义诗人,19世纪末叶象征主义诗人手中,都有广泛的使用,尤其是象征派诗歌几乎使通感成为它的风格标志。深入探讨通感的哲学基础的时候,发现西方神秘主义、象征主义,中国的道家和佛家,都在谈论把各种感觉打成一片、混作一团的神秘经验,如佛家的“诸根互用”,老聃的“耳视目听”,禅门的“耳中见色,眼里闻声”,这就难怪“听香”一词在中国诗文里少说也有600多年来历,而现代口语常把嗅觉不灵敏称作鼻子已“聋”了。通感是人类日常生活语言、诗文表达和宗教玄想中的经验和现象,一经钱钟书以生命直觉和学理论证的妙手拈出,就成了一种直指人类心源的普遍性学理。可以说,钱钟书学术的创化境界,以富有生命感觉的妙手,触摸着人类心智的深层。钱钟书的创化,是会通的创化,慧悟的创作,他的“学思三境”本身也是相互贯通的,贯通到了“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的地步。因此,不阅读钱钟书,是不能全面地理解20世纪中国学术的品位极境和智慧深度的。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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