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网站首页 > 专题研究

钱锺书史学思想三题

林校生


钱锺书先生的著作包罗宏富,横看成岭侧成峰,难以一概称之。他诚然申说过“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谈艺录》38页〔1〕)的学术裁断,表彰过刘知几“视史如诗, 求诗于史”(《管锥编》164页〔2〕)的治学心路,似是将一切文献都当作“诗”来研究了。但他也并非没有“视诗如史”“求史于诗”的时候。如判言《楚辞》的《招魂》“可藉以想见古代风俗”(《管锥编》632页), 《天问》“不失为考史之珍典”(同上608页), 甚至曾经宣称“若经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蜕迹,心理之徵存,综一代典,莫非史焉”(《谈艺录》266 页)。由此观之,说钱锺书先生的工作类带着历史研究的性质,并非穿凿之谈。他的卓明史识具有渊博的内容,可以作多方面的阐发。本文择其大要,先揭出三端。


    一、以今揆古 以古明今


历史是滔滔不绝的江河,又处处有断头,可以自成段落。审视历史,首先有一个将视点置于长河之何处的问题。日本著名思想史专家石田一良在《文化史学:理论与方法》〔3〕中, 将迄今为止的历史思考还原为三种基本态度;过去史的思考,现在史的思考,未来史的思考。所谓未来史的思考,即从历史的终极之处审视历史,在与未来的关系中把握过去,基督教的历史神学主义便是一个典型。所谓现在史的思考,重视历史的“现在性”,在与现在的关系中把握过去,B ·克罗齐的历史相对主义即持这种立场。所谓过去史的思考,试图尽可能单纯地将过去作为过去来把握,在他们那里,历史资料与历史实际二者的时间距离是不存在的或不重要的。L·兰克一些门徒所躬行的历史实证主义, 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任何史家都不能超脱这三种基本态度,任何历史思考都不能游离这三种基本倾向。
那么,钱锺书先生观照历史的立足点何在呢?
1978年9月,他在意大利奥尔蒂赛出席第26 届欧洲汉学会时发表演讲,郑重声言:“古典诚然是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兴趣和研究是现代的,不但承认过去东西的存在,并且认识到过去东西里的现实意义。”〔4〕这可以说是钱氏一贯的看法。例如,此前45年, 他就在《旁观者》一文中提出:“过去也时时刻刻在变换的。我们不仅把将来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我们也把过去理想化了来满足现在的需要。”〔5〕此后十年, 他为《宋诗选注》香港版所作的前言又提出:“不论一个时代或一个人,过去的形象经常适应现在的情况而被加工改造。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着过去。”〔6〕浪淘尘埋,而初衷未改。
从表面上看,这些说法似乎与B ·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7〕的命题如出一辙,都强调历史认识的主体性和相对性, 都强调客观历史进程与史家接受过程的非对称性转换关系。奥尔蒂赛演讲中的那句话,就是紧接在这位意大利学者的这一名言之后说的。但仔细省察,二者也有不少貌同心异的地方。
其一,《管锥编》常常标举“以今揆古”(14页)、“以今度古”(1658页)、“相今度古”(1013页),该书《全晋文》卷借清人钱谦益“表扬累臣志士”释慧远为由头,所论尤详。钱先生首先就事说事,慧远入宋而书恶纪元的细节,长期为人所忽略,悠悠千载直至钱谦益才得到知赏。比而同之,此中缘故无他,只是由于钱谦益“生世多忧,望古遥集,云萍偶遇,针芥易亲。盖后来者倘论前人往事,辄远取而近思,自本身之阅历着眼,于切已之情景会心,旷代相知、高举有契”(1266—1267页)。继而将之上升为理论,推重《鬼谷子·反应》篇所详言的“以反求覆”之道,“已自知而后知人”之理。复次,又能上能下经理“推之读史”,揭示“宋明来史论如苏洵《六国论》之与北宋赂辽,苏轼《商鞅论》之与王安石变法,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厥例甚众”(1266页)。并分别以《荀子》的《非相》、《性恶》篇,印证《鬼谷子》的《反应》篇;以《后汉书》孔融、《魏氏春秋》曹丕之言,印证苏洵、苏轼之论。最后,还拿钱谦益抬尊释慧远的心态与明代遗民逃禅的风气相参验,作了洋洋洒洒的铺说。以今揆古的事理情由,已阐发得淋漓尽致。然而,“古事时事相影射复相映发”,即是《鬼谷子·反应》所谓“反明知古,覆以知今”,它也包含从历史来观照现实的运思指向。钱谦益“亟亟发明慧远‘心事’,正复托古喻今,借浇块垒,自明衷曲也”(同上)。于是,以今揆古同时成为以古明今。这种阐释格局,若借用《管锥编》的话,或可称为“酌古斟今”(743页)。
这里的“酌古斟今”的要谛,实际上就是在“古”、“今”之间交相往复,建立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阐释之循环”。《管锥编·左传正义》卷曾以德国学者W·狄尔泰和意大利学者L·帕瑞森的阐释学理论为参照系,烛照乾嘉朴学的偏枯之弊,并由此生发,推而广之,“自省可以忖人,而观人亦资自知;鉴古足佐明今,而察今亦俾识古;鸟之两翼,剪之双刃,缺一孤行,未见其可”(171页)。 必须在古今反复的屡“酌”屡“斟”之中,才能达到史家与历史,即阐释者与文本,亦即读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8〕
而克罗齐称自己的思想是“绝对历史主义”,它少了如上这样一种现代阐释学的浸润,少了如上这样一种辩证理性的统摄,便难以“义解圆足而免于偏枯”(同上)了。
其二,按照克罗齐的“基本原则”,“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历史就存在我们大家当中,它的来源就在我们心中”,在心灵的熔炉中,“语言文献学同哲学相结合而产生历史”。〔9〕这样, 历史就必然成为变化不定并且因人而异的无限的连续和辗转。
此说自有启人心智之处。问题在于,历史知识这种因人而异的不确定,它本身也是相对的;历史知识的种种变化,应当有它一定的自由度(界线)。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对“逞文才之戏笔”与“秉史德之直笔”的区分,对“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的区分(《管锥编》1298页,1152页);才谈得上历史考据须信守“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10〕
在钱锺书看来,史家同他的认识对象不仅要有身入其境的一份亲切(克罗齐所谓“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11〕也要有跳出圈外的一段距离。岁月的流逝,往往是最有力最权威的裁决。百家史评由此筛选,千般史实由此澄明。“干校运动”,“文革风光”,多少假案错狱,多少屈鬼冤情,“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12〕。谢灵运的诗情,沈约、任昉的文章,一时声名鹊噪,风起云从,而“当时公论,却未成后世定论”,必待“世迁”而后乃“论定”(《管锥编》1393页,1406页)。时间之所以有此神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史家虽各逞己意,各抒己见,但在漫漫岁月长河中,各种主观意见相互冲突、驳诘,相互吸收、抵消,终于形成比较客观的共识。
这样,历史认识的主观烙印又同时成为需要淘洗和过滤的成分。《谈艺录》主张,“无我而有我,相反相成。”“致知究理,亦莫不然。其求学之先,不著成见,则破我矣;治学之际,摄心专揖,则忘我矣。”(280页)。保持如此虚灵的心境,才做得了大学问。同样, 历史著述的时代氛围也同时成为需要冷处理和超越的约束。如香港版《宋诗选注》所表白,“史书和回忆录等随时应变而改头换面,有不少好范例。我不想学摇身一变的魔术和自我整容的手术,所以这本书的《序》和选目一仍其旧,作为当时气候的原来物证——更确切地说,作为当时我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13〕保持如此真淳的人格,才成得了大气候。可见,一味强调历史的“现在性”,也会破坏古、今之间“斟酌”、“循环”的合理张力,《管锥编》所谓“执着于‘悟’亦可成迷”(1951页),这是应当引起警觉的。
此外,从微观方法上看,《管锥编》中颇多以今日乡俗释古、证古的零星材料。《全汉文》卷论晁错文章和《史记》《汉书》列传中“赘婿”、“赘子”“出赘”诸词的涵义,徵引司马贞、钱大昕、黄震、高士奇等人的意见略作梳理,指出“旧日入赘之婿多为其妻兄弟所侮,即无兄弟而‘坐产招夫’以为‘补代’者,妻党皆鄙薄之。余童时尚见闻此等风俗也”(898页)。 《全三国文》卷也谈到“吾国旧俗复以蝙蝠为吉祥之象,不知起自何时……余儿时居乡尚见人家每于新春在门上粘红纸剪蝠形者五,取五福临门之意”(1061页)。在《楚辞补注》卷,乡俗证史之法还推及于西方异域:
旧日不死于家者,其魂必出外招之……余儿时在锡、苏、澄习见此俗,且尝身受招呼,二十许寓沪西沿闻邻人夜半为此。招生魂于其迷失之地,中西旧俗略同;如18世纪初,一法文小说记国王出猎,夜宿野堡,醒而病狂,医无能治,公卿乞诸巫,巫谓王之子女当至丧魂处求觅之(632页)。又,在《全齐文》卷,由赵翼《陔余丛考》和俞正燮《癸已类稿》都引南齐王秀之《遗令》以证六朝有丧次助哭之习俗,钱氏言及丧事之哭乃是一种礼仪,而并不仅仅是情感的宣泄时,也有类似的考述:
曩日妇人有以受雇助哭为生计者,吴中称“哀丧婆”或“哭丧婆”,余少日乡居时常见之。古来以哭时且号且言为礼俗,《颜氏家训·风操》言之甚明,……西方旧日亦有哀丧婆。古罗马讽世诗云:“得钱代哭之妇自扯其发,发声大号,悲戚过人”;西班牙名小说家状两妇痛哭云:“作哀丧婆态”,注家云:“一名哭丧婆,丧葬时雇来啼泣之妇也”(1341—1342页)。这些不仅见出钱锺书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敏锐的眼光,而且表现了他独有会心而不同于众(包括克罗齐)的读史兴趣。


    二、虚言徵实 史笔多疑


钱锺书先生兼重历史情事的“现在性”和现实生活的“历史性”,暗含着一个“诗、史相通”的思想前提。中国古代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西方学术界也有一派把史学视为一门艺术,高声标举“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B·克罗齐,就曾用直觉体验来阐发美学, 又用美学原理来观照史学,从而得出历史同艺术一样,全是心灵之活动的结论。受这种学术风气的启导和影响,又注意冲撞、超越这种治学模式的局囿和牢笼,促使钱先生形成自己的历史真实观,即以虚言徵实,由史笔生疑,它如两翼双刃,相辅相成而不容偏废。
既然“词赋之逸思放言与志乘之慎稽详考各有所主”,诗人、小说家者流可以“信口开河”(《管锥编》1152页,832页), 可以靠“想当然”来“虚构”“莫须有”之事(《谈艺录》38页),这些“虚言”之中又有何“实”可徵呢?
首先,可以推知土风旧俗。如,《谈艺录》引梅尧臣《咏杨高品马厩猢狲》诗、陈师道《猴马》诗、王哲《风马令》、《捣练子》词、小说《西游记》、《夷坚志》等“虚言”材料及元剧名《看马胡孙》,说明古时常以猴系于马厩以辟恶除疾,“自宋至明,此俗相沿不革”。〔14〕又,《诗经》云:“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赠与答殊不相称。《管锥编》由诗人“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的自解之词,逗出“初民礼俗”,“赠者必望受者答酬,与物乃所以取物,尚往来而较锱铢,且小往而责大来,号曰投贻,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的一番议论(99—100页)。
其次,可以徵见世情人心。《管锥编》评论赵高出身贵公子,自宫以进,为赵国报仇,掩护过刺客张良的民间传说,指出“稗史小说,野语街谈,即未可凭以考信人事,亦每足据以觇人情而徵人心”(271 页),“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亦史家所不废也”(《管锥编增订》25页)。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写壁上图绘,有“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之句,注家以“九头”为“兄弟九人”;《韩非子·外储说》载孔子释“夔一足”,“夔”为人名,“一足”为“一而足”。钱先生以为此类言说惨淡经营,把远古神话理性化,并非正确。“原始多荒幻之想象,草味生迷妄之敬忌,疑惧而须解,困穷而有告,或因寄所欲,又卿用自娱,结念构形:天神地祗,怪人妖物,诡状殊相,无奇不有。”“即妄可以揣真”,这些荒唐形象,“于觅初民之童心,不无小裨焉”(1013—1015页)。
复次,可以透示历史机理。亚里士多德说过,“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地位更高;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5〕这个看法对钱先生有很大的影响。《谈艺录》曾批评柏拉图贬抑诗文太著于形迹而不能表现抽象之理的意见,赞赏“亚里士多德智过厥师,以为括事见理,籀殊得共;其谈艺谓史仅记事,而诗可见道”(230页)。十多年后,又重申“考订只断定已然, 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16〕《聊斋》卷11《织成》后附记洞庭君逊位柳毅,“以毅貌文,不能摄服水怪,付以鬼面,昼戴夜除。久之渐习忘除,遂与面合为一”。此事纯属无稽,而《管锥编》别具会心,用以揭橥伦理人格形成与变异的重要机制:“寓言而亦微言,可以移疏《荀子·性恶》篇所谓‘积伪’、‘化性起伪’。……借面长戴,渐夺本相,即习惯成自然,弄假变为真,故曰:‘长此作伪者初伪而终失其伪’,或曰:‘真善每托始于伪善’”(807页)。行之既久, 辄移情夺性,此当为立身处世之大戒。
虚言微实,犹如考据学上的理校、理证,其法最高妙,也最危险。它倚重的不是常规的逻辑思路,而特别需要涵浑的学养和睿智的识力。《史记·田儋列传》载:“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这里的“画”、“图”,当指画(划)策图谋。而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言天下非无善画之人,而不知图画因横及其党慕义死节之事”,却解释为绘画图像了。这本是训诂的失误甚至笑话,《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卷则将此与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误读《穆天子传》凭空添出一位上古画师的训诂失误联系起来,认为“皆颇可觇唐人之重丹青也”(342页)。 这种类型的虚言徵实,属于“避虚就实”的思维转换。
又,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发现自扬雄以还,“官箴”体裁的文章屡有嬗替,先是“官箴王缺”,继而官员“自箴”,终至于人主“箴官”。粗看起来,这只是文体的变化,形式的变化,似乎无关社会生活内容。钱先生却机敏地扪及二者之间隐然有一种结构性的牵连,“窃谓可以管窥人主尊严之与世俱增也”(《管锥编》964页)。 随着君主权势日益膨胀,地位日益神圣化,以规箴谏诤为职责的言官必然日益萎缩和卑微化,只能从施“箴”的主体降为受“箴”的客体。这种类型的虚言徵实,属于“化虚为实”的思维跃迁。如果说,形象思维、艺术创作活动特别需要佛典所谓“诸根互用”的“通感”,那么,理论思维、虚言徵实思维活动则特别需要“通识”,需要“通观”文史哲的襟怀气度。
一方面,虚言可以徵实;而另一方面,史笔又未必全真。《管锥编》以史书记言一端为切口,深致其疑:“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164—165页)方中通《陪集·博论》称:“左(传)、国(语)所载,文过其实者强半。即如苏(秦)张(仪)之游说,范(睢)蔡(泽)之共谈,何当时一出诸口,即成文章?而又谁为记忆其字句,若此其纤悉不遗也?”钱先生认为方氏“解事不减陈涉”(166页)。 陈涉也曾经不信《国语》关于骊姬夜处幽室向晋侯泣诉的记载,斥为“乃好事者为之词”,见《孔丛子·答问》篇。故史籍“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同上)。“《文心雕龙·史传》篇仅知‘追述远代’而欲‘伟其事’,‘详其迹’之‘讹’,不知言语之无徵难稽,更逾于事迹也。《史通·言语》篇仅知‘今语依仿旧词’之失实,不知旧词之或亦出于虚托也”(165页)。 从这个角度看,史笔几与诸笔迷离莫辨,无论记言、叙事,都存在这个问题。
史书为何难以尽信,钱锺书先生主要强调三条。
一曰史料走漏。究索历史,有赖于“求全徵献”,“拾穗靡遗”(《管锥编》854页)。文献史料不全,则历史真相难明。 孔融《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称“郑君好学,实怀明德”;《与诸卿书》称“郑康成多臆说”,题旨竟若相反。钱先生以此置评:“如融此《书》(指《与诸卿书》——引者按)全佚,而只存其《告高密相立郑公乡教》、《缮治郑公宅教》,则世必认为副于郑玄悦服无间;脱此《书》仅存,而两《教》都佚,则世必认为融于玄鄙夷不屑。今三篇俱在,官《教》重玄之时望,私《书》薄玄之经学,立言各有所为。公廷私室,誉毁异宜,盖亦乎常情事”(同上1025页)。可谓一段色好的“弥逢”之词。至于孔融诗文存世已罕,散失甚夥,这是否会引起后人对他其余方面的认识产生偏差,作者引而未发,读者自当有会于心。钱大昕《何晏论》谓“平叔奏疏,有大儒之风;平叔之《论语》、辅嗣之《易》,未尝援儒以入庄老”,否认王弼、何晏为六朝浮华玄学之祖。《管锥编·全晋文》卷纠驳此论,指出“言不足以尽其人,笔诸于书者不足以尽其言,遗文不足以尽其尝笔诸书者,奏疏及两《经》注复不足以尽其遗文”,《何晏论》“为顾当时众论大同,千载后据遗文一、二,独持异议”,“诚为笼统鹘突”(1131—1132页)。如何正确评价王弼与何晏,尚有继续商讨的余地,而从思想方法上措意,这四“不足以尽”,已把史料走漏与历史本相的关系说得相当透彻了。
二曰表达变形。这里有理解之主观性的问题,“我既有障,物遂失真”(《谈艺录》56页)。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同样的历史文献,常常“解因人而异,释随心所欲”(《管锥编》693页)。 “读者若有山头亿子厚,水底百东坡之想”(《谈艺录》160页)。 也有语言之局限性的问题,“文字乃迷误之源”(《管锥编》407页)。 认识历史不能不接触文字,不能不运用语言思维,“著书立说尤寓托焉而不得须臾或离者也”,而同时“作者每病其传情、说理、状物、述事,未能无欠无余,恰如人意中之所欲出。务致密则苦其粗疏,钩深赜又嫌其浮泛;怪其粘着欠灵活者有之,恶其暧昧不清明者有之。立言之人句斟字酌,慎择精研,而受言之人往往不获尽解,且易曲解而滋误解”(同上406 页)。《谈艺录》四七引元人《静修文集》诗“记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正用以说明,史家的主观扰乱大抵通过语言淆惑而表现出来。
三曰名实乖离。“论史而尽信书者,每据君令官告,不知纸上空文,常乖实政”(《管锥编》1008—1009页)。东汉崔寔《政论》记载:“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县符,如霹坜;得诏书,但挂壁。”钱先生搜罗南齐孔稚guī@④《上新定律注表》、唐马周贞观十一年奏疏、宋苏轼《应诏论四事状》、苏辙《久旱乞放民间债欠》、清黄钺《泛桨录》乃至18世纪英国大史家E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上的有关议论,参以白居易、范成大等人的著作,生发此理,并引宋黄震《日钞》“自昔士大夫建明多烂然于高文典册之间,而至今小民疾苦终蹙然于究檐败壁之下”的感叹,指出:“不特君上之诏令为然,臣下章奏,侈陈措施,亦每罔上而欺后世”(同上)。这与《谈艺录》标举“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笔之实事”(572页),正属同一法门。返观目下史坛,不少人或拘于识见,或懒作瓜梳,治法制者,只就律令条文之损益因革立论,而无涉法规实际运作;治思想者,仅对高头讲章之义理训诂置评,而不问民间世态人情。诸如此类,便在一般问“走漏”、“变形”之外,又添一层“偏狭”。
钱先生初撰《谈艺录》,曾在第八十六节力昌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被处所论,似乎重在虚言徵实,或曰“诗具史笔”;晚年订补该书第四节,则重在申述“史蕴诗心”,史笔难真,对“陈风结习,于诗则概信为徵献之实录,于史则不识有梢空之巧词”(563页), 很不以为然。该书再版引言说,“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治史者自当通观两边,勿堕一偏。


    三、世平史寡 怨极识真


马克思有句名言,“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17〕而我国古代的朱熹甚至说“大率文章盛则国家却衰”。〔18〕历史学的发展同社会的发展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历史认识的客体方面,也表现在历史认识的主体身上。依钱锺书先生对此问题的有关论述,本文分别以“世平史寡”与“怨极识真”来指称。
世平史寡之说,由来已久,至迟在汉代人的著作里即有明确的表述,只是人们“习焉而不察”,因而“亟待标而出之”。钱先生津津考述“国泰民安,其史书必简略沉闷,以乏非常变异可得而大书特书不一书也”,我以为是《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最富创获的一则。
东汉促长统《昌言·理乱篇》称“乱世长而化世短”,客观时间有定,主观时间(对时间的感觉)却相对有长短,语中也包含世平史寡的意味,只是词略义隐。《韩非子·大体篇》云:“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散。如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疲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雄骏不创寿于旗幢,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灵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末三句明明白白道出世平史寡之意,前九句则辅陈其所以然,说明何以记年史册海里载录英雄豪杰之功名。此篇可能不是韩非的手笔〔19〕,何人补入,时代不明,论韩者多未予徵引。钱先生题旨非吴论韩,爱其义显理周,遂加采录,并引曹康《升平词》“升平不可记”;无名氏题寝宫诗“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马戴《塞下曲》“却想羲皇代,无人说战功”等等,与韩句相比勘。尤见巧思妙引者有二。一是清人李光地《榕树语录》:“东宫问张英,《史记·殷纪》祖甲、祖乙直下许多年代不载一事,但有帝名而已,想是年代久远无稽之故。张曰:固是如此,然许多年代,无一事可记,此所以天下太平也。”一是贯华堂本《水浒》第一回:“那时天下尽皆太平,四方无事——且住!若真个太平无事,今日开书演义,又说着些什么?”虽属稗官小说,但一正言,一反跌,语明理彻,相映成趣。
钱先生还广徵异域论史谈文之语,以明世平史寡之论,中西一揆。其中如蒙田语“善著史者视太平之世有若死水无澜,走笔亟过”;黑格尔语“时安世乐则于史书中为无字白纸”;孟德斯鸠语“国史沉闷,国民幸运”,“国史无录,国民有福”;乔治·爱德华小说语“最幸福之妇女,犹最安乐之国家,了无历史可述”,等等,都是饱学腹笥中抽出的至当佳例。〔20〕
清人归庄《吴作常诗稿序》说:“吾以为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迹视国家之运焉。”“使七子不当建安之多难,杜陵不遭天宝以后之乱……即有慨于中,未必能寄托深远,感动人心,使读者流连不已如此也。然则士虽才,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也。”时代是最强大的力量。诗歌如此,史学也是如此。不平之世,不仅创生了波澜壮阔且波谲云诡、风雷激荡且风情万种的历史场景,也磨炼出历尽坎坷对世道人心有深切体验的写史圣手,使自己的作品产生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的穿透力和感染力。这就涉及历史认识主体自身的阅历、胸次和眼光。
《管锥编·全后周文》卷比较庾信《思旧铭》与陆机《叹逝赋》,发现二者在文题相似,感伤之气也相似之外,有一项重要的区别。陆赋嗟叹光阴无情流逝,犹有“将颐天地之大德……聊优游以娱老”之语,而“庾信则不复信天地有德于人”(1526页)。铭文称“所谓天乎,乃曰苍苍之气;所谓地乎,其实抟抟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钱先生笺曰,此“盖谓天地并非显赫有灵之神祗,乃是冥顽无知之物质;信解此道,庶几以情证理,怨恨之至,遂识事物之真”(同上)。这是很精彩的意见。人的认识与他整个意识体系密切相关,人的认识成果总要受其情感、意志的引导和制约,因此有“以情证理”之说;现实生活中,往往饱经磨难,吃尽苦头,情感世界创巨痛深,而后才有大彻大悟,因此有“怨极而识真”之说。
南齐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云:“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座。”《管锥编·全齐文》卷指摘其误,“僧虔以前汉为后汉,以‘善书’之椽吏陈遵与旬侯陈遵混为一人,以闻其到门‘坐中莫不震动’混为‘每书一座皆惊’。”比起北朝误读《史记》《汉书》的“才学重臣”和“俊士”,“南朝名士达官如僧虔之荒陋悠谬,正复有过而无不及”(1337页)。根源何在?王僧虔《诫子书》承认“由吾不学,无以为训……吾今悔无所及,欲以前车诫尔后乘也”,确属自知之明。但这些达官重臣,占居高位而脱离现实,生活安逸而心识浅薄,不知稼穑之苦,不谙军旅之劳,纵使埋首书斋,读得一些熟典,学到若干故实,恐怕也是隔靴搔痒,终究与真历史一间未达。唐代章怀太子李贤注《后汉书》,魏王李泰著《括地志》,都只能假手于门下宾客,走秦相吕不韦修《吕氏春秋》、汉淮南王刘安撰《淮南子》的老路,便是一个方便的注脚。
“因写忧而造艺”(《管锥编》617页), 是钱先生从古今中外无比丰富的写作实践中提撕出来的精言要谛。《诗可以怨》一文对它在诗歌创作评论中的表现作了酣畅的发挥。文中也说到“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说事”,这记事之作,便是史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由不平之人,写不平之世,身外的艰难时世、纷纭史事,与心中的幽愤积郁、情感挫折相应和,鼓啸而出,捭阖纵横,生生不已,代代相传,于是有回肠荡气之史笔,于是有源远流长之史学。以此稍窥钱先生之史怀,不敢自信有契一二。他心予揣,郢书燕说,愿俟君子明教。
          

〔1〕本文所引《谈艺录》为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2〕本文所引《管锥编》为中华书局1979年版,以下不再说明。
〔3〕见石氏该书上编第一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见《钱锺书研究》第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
〔5〕见《大公报》1933年3月16日《世界思潮》(第29期)。
〔6〕见《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文题为《模糊的铜镜》。
〔7〕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页。本句钱氏译为“在真正意义上, 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文义似更醒豁。
〔8〕《谈艺录》611页译为“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
〔9〕见《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03页。
〔10〕见《宋诗选注·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4页。
〔11〕B·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1982年,第2页。
〔12〕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同名书第1页,三联书店, 1981年。
〔13〕钱锺书:《模糊的铜镜》,《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
〔14〕见《谈艺录》第510页。《钱锺书研究》第一辑第20 页载钱先生补正之文,又增《齐民要术》等四例。
〔15〕亚里士多德:《诗》及当页译注〔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9页。
〔16〕见《宋诗选注·序》第4页。当然,“史书”所言, 实有三个阶次,最高一级,也可“通观”“理、道”,参看《管锥编》162页。
〔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2页。
〔18〕见《朱子语类》卷139。 赵翼《题元遗山集》“国家不幸诗家幸”一句,亦脍炙人口。
〔19〕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0〕以上参见《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第50—55页。
〔21〕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
@④原字是圭的繁体字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04
收藏文章

阅读数[4357]
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如果您已经注册并经审核成为“中国文学网”会员,请 登录 后发表评论; 或者您现在 注册成为新会员

诸位网友,敬请谨慎网上言行,切莫对他人造成伤害。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