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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志”与“载道”: 从钱钟书对周作人的一个错觉谈起

段 炼

  周作人的论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1932年二三月间,作者应沈兼士之邀,在辅仁大学的讲演稿,由邓恭三(广铭)记录、北京人文书店印行。我读高中时,尝取此戋戋小册翻阅,颇有兴味。

  最近,读到几本钱钟书的评传时,却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记录了钱钟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对周作人这篇论文的批评, 便又从书架上,找来周氏的文章对比参证。不料,旧书新读,竟然读出些意思来。

  钱钟书这篇发表在《新月月刊》4卷4期(1932年11月)的书评,对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其一,钱钟书认为,在中国的“文学”概念中,“文以载道”与“诗言志”只是分工不同,原本是并行不悖的,无所谓两派。所以许多载道的文人,作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因此,钱钟书批评周作人的讲演,犯了“文以载道”和“诗言志”概念不清、简单交替以及循环论证的毛病。

  对于这一观点,钱钟书后来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收入《旧文四篇》及《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略谓“文以载道”和“诗言志”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并非概论文学。“文”指的是散文或古文,以区别于“诗”、“词”。因此,在钱钟书看来,这两句话看似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或羽翼相辅。文、诗、词是平行的,但不是平等的,“文”为最高。

  而且,钱钟书指出,西方文艺理论灌输进来成为常识后,人们容易将“文”理解为广义的文学,把“诗”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的代名词……传统文评中有它的矛盾,但是“文以载道”和“诗言志”这两句,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因此,钱钟书认为,周作人是“把外来的概念应用得很不内行,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错觉”。

  其二,钱钟书认为,周作人对于文学“源流”的推断,存在“根本的误解”,因为周作人是依据“公安派没有成为正统文学这一事实,而不是文学本身”。钱钟书反驳的理由是,“推而上之,像韩柳革初唐的命、欧梅革西昆的命,同是一条线下来的。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造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而趋向于自我表现。韩的反‘剽贼’,欧的反对‘撏撦’,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

  初看起来,钱钟书的反驳,似乎真的如评传作者所言,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细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我注意到,钱钟书的这两点意见,与周作人在文章中所阐发的观点,竟然是针锋不接。换言之,钱钟书对于周作人一文,存在比较明显的误读与误解。可以说,真正产生“矛盾的错觉”的,恰恰是当时22岁的年轻气盛的钱钟书。

  钱钟书对《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第二讲,即“中国文学的变迁”。在这一讲中,周氏开宗明义:“上次讲到文学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内的,后来因为性质不同而分化出来。分出之后,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甲)诗言志——言志派 (乙)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新文学运动,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

  显然,周作人在这里对中国文学作“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划分,只是对传统文论中“诗言志”与“文以载道”的说法的借鉴,并非如钱钟书所言,生硬地将“言志”文体定为“诗”,将载道文体归为“文”。事实上,在之后的阐释中,周作人也始终把“言志”与“载道”,纳入了相对广义的文学范畴中,并不曾刻意划分出诸如钱钟书所谓的文、诗、词之间平行、平等之类的关系。

  但是,在钱钟书那里,周作人所说的“言志”与“载道”,被坐实成了对“诗”、“文”这两种具体的文学体裁的特征的描述,似乎随着“言志派”与“载道派”的兴衰,中国传统文学成了诗与文的竞技场。这显然与常识相悖,也与周作人的观点不符。借用哲学家怀特海(White Head)的说法,钱钟书的这一误读,称得上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

  其次,钱钟书在文章中,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许多“载道”的文人,作起诗来,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似乎这一现象,是对周作人的“言志”与“载道”观的又一次颠覆。客观地说,钱钟书指出的这一现象,对于作家个体而言,是符合事实的,因为这正是作家思想内涵的多元性和人性丰富多彩的体现。然而,从长时段、整体感来看,一个作家、一个时代的创作思潮、一个作家群体,在文学创作上的旨趣、风格、追求,无疑具有相对恒定的共性。即使某些作家、某些作品,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呈现旁逸斜出的一面,但从文学史的一面看,它们大体还是在文学曲线旁若即若离。而牵动这条曲线的,既有一个时代社会风潮、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横向拉动(体现为“载道”),也有文学创作者内在个性追求的纵向制约(体现为“言志”)。

  因此,周作人说,“文学方面的兴衰,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周作人之所以用“言志”、“载道”来划分文学潮流,就在于他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像一条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取一次转变。”

  至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立场对初唐文风的纠正,欧阳修、梅尧臣的文学态度对西昆派的抵抗,确如钱钟书所言,是“对当时矫揉造作的形式文学的不满意”,与袁中郎的话“不无巧合”,但这并不能否认周作人关于中国传统文学中,“言志派”与“载道派”此消彼长的观点。因为从逻辑上看,钱钟书看到的是局部,周作人关注的是整体;钱钟书看到的是个案,周作人关注的是趋势。而这一点,恰恰是钱钟书对周作人一文的又一次误解。

  那么,这样说来,周作人此文是否就没有可议之处呢?其实,钱钟书的文章,有一处地方隐隐触及了周作人此文的“软肋”,只可惜语焉不详。那就是,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源流归结为公安派没有成为文学主流的事实,而不是文学本身”。

  在我看来,周作人此文的薄弱处,正是在于他“主题先行”的意图太明显了——他明里是追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实则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脉络下判词。翻读这篇不长的演讲稿,不难看到,作为新文学运动主将,为了给新文学运动张目,周作人不惜在文中扬“言志派”而抑“载道派”,却只是笼统地认为“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第三讲)。在这一点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缺乏或者说回避了对中国传统文学全方位的体察。这大概就是钱钟书敏锐地觉察到却未能拈出的“文学本身”的含义。

  在这种扬“言志派”而抑“载道派”的主题下,周作人对晚周、魏晋六朝、五代、元、明末、民国的文学成就,评价甚高,而对两汉、唐、两宋、明、清的文学创作颇有微词。周氏的观点是,政治一稳定,社会上较统一,文学就走上了“载道”的路子;反之,就“言志”。因此,周作人推崇魏晋六朝时的《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六朝文絜》以及晚明公安三袁和张宗子的作品。熟悉文学史的人不难看出,无疑隐含了周氏自身的创作兴趣和对外在新文化运动的诉求。

  因此,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如此不屑一顾:“虽然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六朝的骈文体也的确被他打倒了,但他的文章,即使最有名的《盘谷序》,据我们看来,也实在作得不好。”又如,“苏东坡总算是宋朝的大作家,胡适之先生很称许他,明末的公安派对他也捧得特别厉害,但我觉得他不是文学运动方面的人物,他的有名,在当时只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动。”

  这样的评价,又是出自一代宗师之口,在当时是颇能俘获文学爱好者的心的。就连以《中国史纲》名世的史学家张荫麟,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中写到:“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为了论证这一“循环之观念”,他所举的例子,正是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不过,以今日的眼光平心视之,只能说周氏此言,是失之偏颇了。高步瀛先生的《唐宋文举要》的选目,就直奔韩潮苏海而去,并不在那些浅俗的作品上流连。最近,我翻读沈德潜为《唐宋八大家古文》作的序时,注意到他针对“后之学者,唯应于宋五子之书是求”,指出“宋五子书,秋实也,唐宋八大家文,春华也,天下无骛春华而弃秋实者”。他还幽默地说:“若舍华就实,而徒敝敝焉,约取夫朴学之指归,穷其流弊,空有等于兽皮之鞟者,吾未见兽皮之鞟,或贤于虚华之饰者也。”而金性尧先生在《竟陵派的散文》(见《不殇录》)中的说法,就更简洁了:“在中国的散文大厦里,起栋梁作用的毕竟还是唐宋诸家的大品,不能因为被冬烘先生摇头晃脑地赞美过就如此鄙视。”金先生还说,“因为唐宋散文中那种铿锵作声的‘气’,读起来确实获得了一种音乐上的快感”。我想晚明诸家的小品,大约正是“趣”有余而“气”不足,终不能敲响中国传统文学的黄钟大吕吧?

原载:《博览群书》200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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