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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不堪比鲁迅论

朱海军
内容提要 本文讨论钱钟书三、四十年代治学与创作的一个侧面——面方哲学对他的影响以及他的回应。认为,在文学观念上,他广泛吸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研究成果,对什么是文学以及文学史观作出独特解释:他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围城》,叙事具有浓郁反讽意味,笔锋直指人性的弱点,并打上了克尔凯郭尔、乃至于存在主义某种“印迹”;他治学以诗学(文艺)为中心,取向是打通学科(文史哲)、地域(中西)、时间(古今)等界限。这种治学方式,提供了人文学科研究的一种“范式”,并蕴涵着深沉的人文关怀。

 

  在《鲁迅研究》月刊难以为继、而“钱学”如日中天之际,我一直很想知道钱钟书怎样评价鲁迅。然而遍读钱钟书已经出版的全部著作,未发现一次鲁迅之名。“煌煌巨著”《管维编》在中国古代小说史方面多处与鲁迅论述不谋而合或不一致,却不提鲁迅(郭沫若、闻一多等人亦然)。最后终于在“誉满神州”的《钱钟书传》中找到了钱钟书到美国讲学回答提问时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鲁迅的小说太短气(short-winded),像《阿Q正传》就该删削一下。这让酷爱鲁迅小说又熟知钱钟书小说的我义愤填膺!

  鲁迅激愤于日本课堂上那张中国人围观中国人被杀的幻灯片,决意扔柳叶刀操羊毫笔。这一事件本身标志着中国人一次雪毫的觉醒,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鲁迅是以伟大的思想家的姿态从事小说创作的,由于鲁迅有着对旧中国社会的痛切体验,又饱涵中外古今小说艺术修养,他的每一篇小说不重复地蕴含着他对中国社会弊病,中国民族文化性格劣根性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揭示。鲁迅将所谓的“启蒙小说”写尽写绝了,他塑造的典型形象达到了饱和。也就是说,没有人能给“鲁迅式”小说再增一篇,没有人能给“鲁迅式”小说人物再添一个。《呐喊》和《彷徨》作为一个时代的全景式的艺术反映,是“完成形态”的文学经典。

  而钱钟书的《人、兽、鬼》和《围城》都只是玩世不恭者的游戏之笔。《人、兽、鬼》各篇没有时代背景、没有地域性,是书斋里翻飞的想象,只如高空变幻的浮云。《围城》之书名乍听颇有硝烟味,又是写抗战时期,它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主流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是永恒哲理?一个已经沉淀成为法国成语的说法还有什么深深性和独创性?以“围城”译“被围之城”,根本不合汉语语法,许多人都感到别扭,只是没人取明说出来。《<围城>汇校本》编者吃了官司,谁让她校出了被钱钟书删去了的过于枝蔓的描写和过于尖酸的嘲讥呢?人民文学版《围城》里仍有不少不文明的噱头,如拿鲍小姐姓氏开玩笑和“文化大革命”中让坏蛋姓“钱”,不都同样低劣吗?《围城》语言以“博喻”闻名,那也不是无人能学的绝活儿,贩诉于钱钟书的《<围城>之后》的作者就学了七八成。现代小说家擅长调侃的多矣!

  鲁迅、钱钟书都以讽刺见长,在我看来,鲁迅用显微镜诊断出了时代民族的病根,而钱钟书只是用望远镜看见了人性表皮之斑疹。《阿Q正传》连载发表时,不少人怯怯害怕又恼羞成怒,以为是专骂自己的。众所周知,鲁迅是在责骂声中提早让阿Q“画圈圈”的,许多人都嫌《阿Q正传》不够长,读着不太过瘾,钱钟书却说该删削一下,口气俨然教师批改学生作文。《阿Q正传》入本三分地剔抉出了失败的中华民族的自大自虐症,《围城》只是冷嘲了被无数作家热讽过的怯懦、冷漠、虚伪,自私等人性通病。《阿Q正传》的讽刺深入骨髓,《围城》的讽刺如隔衣挠痒。所以,读《阿Q正传》我感到痛苦而沉重,而读《围城》感到很逗乐。我想哪位严肃的比较文学评论家也不会对《围城》和《阿Q正传》来一番比较研究,因为它们压根儿不属同一档次。治感冒的郎中能比治癌症的医生吗?

  小说家鲁迅有大很大爱、大痛苦、大思想,而小说家钱钟书只有诙谐、滑稽、幽默、调侃。鲁迅是20世纪中国一代巍峨的文化巨人,而钱钟书的“文化昆仑”没有立起已见风化。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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