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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王朝闻文艺美学研究的比较

於贤德
内容提要 钱钟书、王朝闻两位先生都在文艺创作中取得杰出的成就,都以博大精深的学问、著作等身的建树和伟大的人格力量,为中国20世纪文艺美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文章从他们在文艺学研究中辨识精微、阐述细致的学术风范,以及行为处事、学术思维和文字表达上鲜明的个性特征等方面,对他们的学术成就和人格力量进行了比较。

要准确把握文艺美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展全貌,不能不对钱钟书、王朝闻两位先生的杰出贡献予以高度的关注。他们都以博大精深的学识、著作等身的建树和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格力量,有力地推动着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本文通过对两位先生的学术道路、研究方法、治学风范的比较,为更深入地把握他们的学说和中国文艺美学在21世纪得到更大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确实具有许多共同点。这不仅指他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王朝闻先生1909年出生,钱钟书先生1910年出生,20世纪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桩桩件件大事,他们都亲历了;更重要的是作为蜚声中外的大学者,他们的道德文章,尤其对于文艺美学的深邃而又宏富的见解构成了学术上许多共同的特点。

两位先生都有从事文艺创作的经历,且出手不凡,都在各自的领域留下了经典之作。钱先生的《围城》以其深刻的人生哲理内涵和充满睿智的幽默语言,成为本世纪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王朝闻先生的《毛泽东浮雕像》、《民兵》、《刘胡兰》等雕塑,也是中国现代雕塑艺术中不可多得的精品。文艺创作的亲身实践,在孜孜不倦的探索中获得如此巨大的收获,使他们能够深谙艺术审美创造的个中滋味,生动的艺术创作直接经验对于文艺美学研究来说,不仅提供了具体的感性知识,让他们以行家里手的姿态,在理论研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而且使得他们的学说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阐发艺术美的内部规律,真正达到入木三分的深度,避免了那种由于缺乏亲身实践导致理论研究的无的放矢的空泛和隔靴搔痒的肤浅。

由于早年对文艺创作的直接感受和深刻体会,钱、王两位先生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中都以辨识精微、阐述细致为自己的学术风范。在他们撰写的卷帙浩繁的学术著作中,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紧紧抓住文学艺术本身去探究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对具体事实和理论观点的深刻分析,去阐述自己的见解。敏泽先生在谈到钱钟书先生的学术研究时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学术著作并非像一般高头讲章那样,纲目分明,而是以传统的札记、笔记一类形式写就,珠玉蕴藏于各个条目之中”[1]。这些话用到王朝闻先生的著述上同样十分贴切。读王朝闻先生的著作,无论是五六十年代的艺术评论文章,还是晚年的各种专著,如《论凤姐》、《审美谈》、《雕塑雕塑》、《神与物游》、《吐纳英华》等,都是采用娓娓道来的表达方式,诉说审美感受,阐述学术见解,并由此展示自己的理论深度。两位先生不以高头讲章的形式来建构学术大厦的做法,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体现了学术研究风格的多样化。因为在科学探索中,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揭示客观世界的规律,表达方式其实只是一种手段,无论是宏观性的、体系性的宏篇巨制,还是以札记评论的形式,或在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中展示自己的真知灼见,或在作品的评论中叙述自己的美感经验与艺术判断,都可以在学术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两位先生的著述都证实了这一点。二、采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体现了他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认真继承与自觉创新。两位先生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把握,他们选择这样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是为了力避空泛的高谈阔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努力使深邃的学说为更多的人所掌握。三、对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占据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主流位置的浮夸、空虚与矫情,两位严谨的学者以朴素求实的学风和文风显示了人格的高尚和学力的深厚,不愧为科学研究的中流砥柱。

钱、王两位先生在学术上的又一共同点是学问的博大精深。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所涉猎的学术领域的广阔和学识的渊博,简直令人叹为观止,根据统计,他在《管锥篇》一书中征引的中国作家达3000人左右,典籍达六七千种之多,外国作家多达千人,著作近2000种。王朝闻先生所涉猎的学术领域同样十分广阔,从他的研究对象来看,雕塑、绘画、戏曲、曲艺、摄影、舞蹈、工艺美术、小说诗歌等无所不谈,而且往往有很多新鲜别致的见解。同时,他对国外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也给予很大的关注,无论是欧洲的艺术家、理论家还是非洲、拉丁美洲的民间艺术,都引起他的高度兴趣。虽然未能对他的著作中所征引的作家跟涉及到的文艺作品进行全面的统计,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王朝闻先生学术研究上同样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范围,几乎每一种艺术样式都能激起他的探索欲望,并且在不断的开掘中总是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与此相关的是两位学者同样以世人罕见的勤奋才能获得如此丰富的知识宝藏。钱钟书先生在五七干校暗淡的灯光下,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去看书的佚事,可以说跟中外一切奋发苦学的事例相比毫不逊色。王朝闻先生同样是一个最勤奋的学人,他在勤学苦练方面同样有着十分感人的事例,1946年他在张家口的医院病床上,连续读了几十种中国画论并写了自己的心得体会。虽然这些书稿后来在战争中遗失了,但他那嗜书如命的求知精神,却为他获得如此广博的知识,几乎对各种艺术样式都有自己的发言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钱钟书是一位幽默大师,他在《围城》中以幽默的语言去揭示生活的哲理,在给人以会心的笑的同时去回味其深刻的人生见解和充满机趣的艺术才华。这种以智慧、才情和独到的见识为核心的真正的幽默成为这部小说重要的艺术特点,而这种出自作家内在性情而不是停留在修辞层面的幽默,自然而然地会在他的学术著作中表露出来,《谈艺录》、《管锥篇》中亦庄亦谐、生动有致的文笔,每每让人获得知识的同时,充分感受到作者洋溢在学术钻研中的活泼情趣,领略幽默内在的学理机智和语言艺术的巨大魅力。

无独有偶,王朝闻先生同样是一位幽默大师,而且在他的文艺美学研究中同样表现出很强烈的幽默性。或许是四川人自小受川剧、龙门阵等民间艺术和文化生活的熏陶,王朝闻先生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人。一位真诚的学者,往往是以自己的本色来做学问的,王朝闻先生当然也不例外,我们可以从他着力最多的研究对象和语言表达上的高度幽默来证实这一点。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对那些带有喜剧特性的艺术样式,可以说是充满着一种特殊的偏爱,如戏曲中的丑角、曲艺中的相声、评书,美术中的漫画,戏剧中的讽刺喜剧等等。因为作者在讨论这些具有喜剧特性的艺术样式的美学规律时,能够和自己内心的幽默感融为一体,一方面使喜剧艺术的内在特质得到更加深刻更加准确的阐发,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自己的幽默的审美追求得到更好的实现,任何一个认真读过王朝闻先生学术著作的人都会被他贯串在理论分析中的幽默所深深感染。

当然,对于中国文艺美学研究来说,钱钟书、王朝闻两位先生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艺术规律的深入探索,对艺术审美创造的各个环节的认真钻研。两位先生在各自的研究中所达到的精深造诣,把中国当代文艺美学研究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纵观他们的学术成就,可以发现他们具有这样几点共同的学术精神:

(一)求实的精神 在钱钟书、王朝闻两位先生的学术研究中,贯彻始终的学术宗旨都是从大量生动、直观的艺术实践出发,广泛采撷古今中外相关的艺术创作的历史材料,通过科学的概括总结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这样的学术精神不但是他们的研究具有高度科学性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他们的学术生命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二)通达的方法 钱、王两位先生的文艺美学研究熔东西方古典文艺思想遗产和当代学术观点于一炉,在融会贯通中提炼出自己的见解,这里既有学术功力的深厚,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独到之处。在两位先生的著作中,辩证分析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无论是对于某种文艺现象,还是对待一个学术观点,都在掌握大量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或多重比较,或条分缕析,以理论的彻底性去洞穿所论的问题。

(三)创新的宗旨 钱、王两位先生都具有极为广博的学识,但他们不是把自己当作学问的资料库,而是以创新者的姿态,把积极继承前人思想文化遗产作为推动学术前进的出发点,力求对每一个讨论的问题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努力揭示文艺问题的本质特性或本质特征的某些方面。

钱、王两位先生在文艺美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点,是由他们的学术造诣和历史贡献所决定的,也是我们的比较研究得以展开的基础。然而,要进一步认识钱钟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各自的成就和学术个性,还必须对他们在学术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加以讨论,在他们的创造性劳动中,个人的人格魅力、研究范围、治学方法和文字风格都会带上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恰恰是构成中国文艺美学研究丰富性的依据。

钱钟书先生甘于寂寞、独立特行的品性早在学术界传为佳话。敏泽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与论述,把他崇尚清净和寂然无闻的学术境界,彻底摆脱功名利禄的考虑,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喜欢别人赞誉,以及临终前还留下遗嘱,不许举行葬礼,不肯保留骨灰的一系列常人难以理解的做法,跟他不攀附名人、迷信名人,敢于在学术上坚持原则,有一种强烈的独立不羁和独行其事的批判精神联系起来,认为这是钱先生学术境界的基本格调,而且是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敏泽先生说:“钱先生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极高造诣,自然和他的罕有的天才和超常的勤奋、独到的艺术敏感和悟性等等,都是分不开的,但和他守身如玉、淡薄名利、冰清玉洁、独立不羁的学术品格和一往独立的学术追求精神,在根本上也是分不开的。”[1]笔者完全赞同这一看法,但同时认为这也是钱先生人格魅力所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中去,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像庄子笔下“至人无己”的“至人”[2]。

王朝闻先生曾长期担任《美术》杂志主编,他的文艺美学研究是从艺术评论起步的。由于工作需要和热情、开朗的性格使然,他非常乐意和艺术家们交朋友,他把中国古人“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作为一种自觉的追求,深入到生活实践中去观察社会、关注艺术。特别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和艺术作品,王朝闻先生总是花费很大的精力予以深入的研究,对于这样的艺术,他总是满腔热情地扶持。他对东北的“二人转”、扬州评书《武松》这些为普通老百姓带来过极大的美感享受的艺术品和创造它们的艺术家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可以看出他对活跃在人民中间的艺术和艺术家是张开双手去拥抱,对人民群众是敞开心扉去交流。他深知“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3](P211)这一真理,总是尽最大的努力用自己的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去为人民群众服务。

钱钟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在行为处事的表现形式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异,两人的性格特征也完全不同,但却不能因此认为他们的人生价值有高低、人格魅力有大小。钱钟书先生尽最大努力去避开社会的俗套,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学术研究,这是一种境界;王朝闻先生贴紧时代、关注社会,用全部的心血去浇灌艺术之花,这也是一种境界。前者以出世的生活形式为学术、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者以入世的生活形式去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两者同样具有伟大的意义。正是存在着钱、王两位先生在人格魅力上的不同表现,才使我们能够领略到学者风范的多样性,中国的学术界才更加全面地展示异彩纷呈的精神风貌。

两位先生研究对象上也有相当的区别。钱钟书先生以文学为中心展开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审视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关注,他的研究还拓展到那些跟文学有关的人文学科,所涵盖的范围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但有一点,文学的创作、欣赏和批评以及包孕在其中的美学规律,始终是他的学术活动的中心内容,他在文学研究这座矿山里不断地挖掘,采撷到了一批又一批的宝藏,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无价之宝。这是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最大收获,也是当代文艺美学领域中的丰碑。

王朝闻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艺术,虽然他对小说、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也给予很大关注,甚至有《论凤姐》这样的红学专著问世,但他最主要的学术兴趣和最大的精力都放在艺术作品评论和艺术美学的研究上。在他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是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两个方面,并且以前者更为突出。王先生对文学研究,可以说是他在对于艺术创造的规律有了深刻的把握之后,在对文艺美学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深入的阐释的基础上,以触类旁通的形式作横向的延伸。这种延伸当然说明了他的学识的渊博和研究范围的广泛,但他以一位雕塑家、画家的姿态来从事理论探讨,其最基本的立足点一直放在艺术百花园这块土地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治学方法上,两位先生都是勤奋求实、锐意创新的楷模,都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了学术研究,然而在具体的学术思维的展开、理论观点的阐释中又各有特点。读钱钟书先生的学术著作,最让人佩服的是他对所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各相关方面的详尽而又深刻的把握,他像一个乘长风、破巨浪的知识航船的舵手,带着人们在知识的汪洋大海中尽情地遨游,智慧、理性在想象和联想的激励下,左右逢源,通达融会,时而跃上巨浪之巅,时而跃入深谷,让人的思维和情感伴随着探求客观事物奥秘的复杂过程而进入紧张、兴奋的运动之中,同时往往会给人以种种美好的收获。钱钟书先生正是以一位科学巨人的形象出现在他的学术中,他以高屋建瓴的姿态驾驭着知识的集团军,在各种观点的交锋、学理的辨析中为人指点迷津,助人到达真理的彼岸。

王朝闻先生在做学问上最大的特点是把自己放到所论问题中去,用自己的心灵去感悟各种艺术现象,并且把这一过程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去体味去吸收。因此读王先生的著作,常常会被他用满腔真诚来对待学术的情怀所感动,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是心灵的诉求,他的论证方式大都是心路历程的展现。他像一个赤子,先用自己真诚而又聪慧的心去拥抱学术,然后再把带着滚烫的心血的种种感悟和体会奉献出来。这种用心灵去做学问的治学方式,不是个人主观随意的发挥,而是以心理化的方式去点化各种学问,因此在王朝闻先生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最勤劳的园丁,他用自己的心血灌溉着学术之花,这花朵成为他生命的结晶。

正是有了上述种种差异,使两位先生在著述的文字风格上也呈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钱钟书先生的旁征博引可以说世所罕见,他在谈论学术问题时,总是紧紧抓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关键环节,和古今中外的学人展开全方位的对话。或者把各种正面的意见一条条地摆出来,用来证实自己立论的可靠性;或者把相互矛盾的观点放到一起,在各种不同学说的交锋中显示出它们的对与错、优与劣、深与浅。正是由于资料的翔实和论证的合理,许多问题的正确结论已经呼之欲出,作者只需作画龙点睛式的点拨和总结,无需再进行反复的论述,这种依靠事实和材料说话的论证方式,决定了钱钟书先生在文字表述上的两大特点:即征引的广博与论说的简约。可能是为了跟征引的文字在风格上保持一致,同时也为了笔墨的精练,钱先生的著作基本上都是用文言写成的,这并非为了显示学问的高深而拒人千里之外,而是先生一生力反俗学而身体力行的一种表现。确实,钱钟书一直把学术看成并非人人可以言谈的俗物,而是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文字表述上的冷峻、简约和精深同样是出于对学术纯洁性的维护。

王朝闻先生的研究带有更多入世的意味,尤其是他对民间艺术的高度重视,在他的学术著作里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表达上的通俗易懂,当然这和他早年从事过文艺宣传工作和造型艺术的创作有密切的关系。宣传工作的对象是广大民众,造型艺术同样可以拥有最广大的接受对象,尤其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对于具有多年革命文艺实践的王朝闻先生来说,一定会把文艺的大众化作为艺术创作的重要追求。这样的生活道路加上热情、开朗的性格,使王先生在学术著作的撰写上仍然带有强烈的大众化色彩,就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这样,以生动、亲切的口语式的白话作为基本的表达方式,就成为王朝闻先生学术著作特有的文字风格。

运用这样的表达方式会不会使自己的学术研究流于浅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从王先生在文艺美学研究中所达到的成就找到答案:文字的通俗易懂跟学术质量的高低没有直接的关系。大众化的表达形式能够使那些文化水平不那么高的艺术家(特别是民间艺术家)也能掌握更多的艺术理论,使他们能够在理论的指导下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朝闻先生在文字风格上体现了他对艺术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和认真实行。

在王朝闻先生的一系列的艺术理论著作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表达上的特点是把读者请到书本里来交流。读王先生的著作,就像一位宽厚慈祥的长者在跟你促膝谈心,与你平等交流。虽然在他的著作中对话体的形式是偶尔为之,但是对话的精神却深入到他的每一部著作中。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钱钟书先生的著作是在跟古今中外的学人作全方位的对话,但跟读者却保持着一段距离,而王朝闻先生却把读者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这样的文字风格,能够有效地调动读者探索问题的积极性,激活他们的思维和想象,使理论分析能够在读者的参与下展开,从而给人以更亲切的感受、更深入的理解。王朝闻先生在论述艺术创作规律时,非常重视艺术家对欣赏者的信任和尊重,他曾说过:“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把欣赏者的精神活动估计进去,这种尊重和信任服务对象,从欣赏需要出发的创作,将不会妨碍而会帮助自己的艺术水平的提高。”[4](P637)正是由于对接受美学的深刻理解,王朝闻先生坚持用对话的精神来表述自己的理论,表现了他的理论的平民化追求和质朴无华的语言美学特征。

钱钟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是20世纪文艺美学研究的两座高峰,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前者就像巍巍泰山,庄严肃穆,积聚了巨大的历史文化内涵,给人以峻峭超拔之感;后者就像奇美的黄山,俊秀飘逸,集中了多种多样美好的事物,给人以清新悦目之感,两座大山各具特色却同样伟岸壮观。钱钟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的文艺美学研究就像泰山和黄山一样,永远矗立在中华大地上。

在一篇文章里想对两位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显然是不可能的,本文的概括当然只能是非常初步的。然而,真正值得我们重视的不只是两位先生的学说和他们的学术道路,还应该包括从两位先生的学术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为我们文艺美学今后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当然,这同样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更多人的关注,笔者提出以下一些看法,供文艺美学界各位同仁参考:

(一)文艺美学研究要得到深入的发展,要在理论上有新的创造,必须把文学艺术的审美实践作为基本的出发点,理论思辨的对象应该是文艺作品和文学家的创作过程。像钱钟书、王朝闻先生那样亲身经历过艺术创作的磨练,品尝过其中的酸甜苦辣,这种直接经验,使他们比一般缺乏艺术创作锻炼的理论家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这种直接在实践中获得的感性经验,比起只通过欣赏和观察而得到对于艺术的感性认识,在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带有更大的优越性。

当然,对于艺术实践的重视并非忽视理论创造的学术价值,也不是否定理论思辨的逻辑力量,而是强调理论思辨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对艺术创作和欣赏的实际问题的关注上,特别要防止在一些概念和术语上兜圈子,把人类最自由最生动的精神领域里的创造性活动变成干瘪枯涩的文字游戏。特别是在对待外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上,在热情介绍、认真消化的同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予以科学的分析,看看哪些理论对当前文艺创作的现实有指导作用,哪些理论具有前瞻性,能够对中国今后的艺术发展道路提供某种借鉴,而又有哪些理论跟中国传统的艺术精神与现实的艺术发展不相适应,虽然很难用来指导艺术实践,但却可以作为文艺美学理论研究的参照系。总之,在热情“拿来”的同时,必须把它们放在中国的艺术实践中去检验,这样才能使外来的学术思想更好地为建设中国文艺美学思想体系服务。

(二)中国文艺美学的学术研究要在21世纪得到长足的发展,钱钟书、王朝闻两位先生的治学道路还给我们这样的启迪: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的学者。中国人在学术研究上历来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优良传统,重视学术修养,强调厚积薄发。一切有作为的学者都把学术功力的培养作为战略任务来加以认真对待,只有在不断克服浮躁的心态、名利的诱惑之后,才有可能在面壁十年之后获得一鸣惊人的腾飞。然而,中国人在现代化建设中长期以来形成的急于求成的浮夸心态,虽然在实践层面上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但在社会心理层面上还会不时地出来干扰人们的思想,同时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激烈的社会竞争,必然会对学术研究形成一定的压力,让人很难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而是把学术作为获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由于缺乏深厚的学术底蕴是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的,真正有学问的大学者也是不可能出现的。

要改变这种局面,全社会必须在尊重知识方面采取更为切实的措施,为学术的繁荣创造一个较为理想的外部环境。同时,要求一切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苦练学术的基本功,只有用最广博的知识充实自己,用最先进的方法来积累学问,才有可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苦练基本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它不但要求人们耐得住寂寞和辛苦,经受住各种磨练的考验,学会抵制各种诱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且还需要自觉地探索一套适合个人特征、符合科学规律的治学道路,持之以恒才会修得正果。

(三)学术发展没有单一的模式和套路,文艺美学研究也不例外。各种不同的治学道路、不同的研究方法、不同的学术风格,都应该有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它们既可以在同一领域形成百家争鸣的生动景象,也可以在各自的学术道路上自我发展。前者往往在激烈的交锋中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后者在各自的轨道上探索真理,每一个进步都可以为后人留下一条前进的路径,即使遭受到挫折和失败,也可以给人以“此路不通”的警示。正如钱钟书、王朝闻两位先生在文艺美学研究中走的是不同的治学道路,关注的是各不相同的学术领域,奉献的是饱含着个人心血的研究成果,然而他们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此可见,百家争鸣不但要允许不同的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而且还要提倡不同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的自由展开,不同个性的学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学术思路和学术理想来从事他的创造活动。这样,一大批有着鲜明风格特征的学者群体才能形成,学术研究的全面繁荣才能得到长时间的持续。如果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只允许人们运用同样一种模式去做学问,那么,像钱钟书先生和王朝闻先生品格迥异的文艺美学学说就不可能并存。

可见,自由的精神内涵只有在找到最恰当的表现形式的时候,才有可能生动地呈现在人类面前,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思维之果,而包括文艺美学在内的各种科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就是检验社会为学术提供了何种环境的试金石。恩格斯把欧洲文艺复兴称为“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5](P446)的时代。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我们将会拥有更多的巨人般的学者,但是,像钱钟书、王朝闻这样大师级的人物,将永远在人类文明的历史星河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参考文献】

[1] 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J].文学评论,1999(3).

[2] 庄子.庄子·逍遥游[M].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王朝闻.论凤姐[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原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1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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