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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

——兼及钱钟书古典诗歌批评话语

焦亚东
内容提要 在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语境下审视中国传统的类书,会发现它不只具有文献学或思想史上的意义。类书不仅自身构筑了极为丰富的互文性空间,而且由于在唐宋时期其功能的变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诗歌的孳生现象,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方面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互文性诗歌文本,另一方面也为一种文学批评的范式——比如,钱钟书的古典诗歌互文批评——提供了可能。检讨类书之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意义,对于深入理解诗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诗歌意义的生成方式以及诗歌的鉴赏与批评等,都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类书 互文性 中国古典诗歌 钱钟书 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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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书,是将各种古籍中的文献资料依据内容分门别类加以辑录或杂抄,编次排目以供人们检索、查阅的一种工具书。“凡荟萃成言,裒次故实,兼收众籍,不主一家,而区以部类,条分件系,利寻检,资采掇,以待应时取给者,皆是也”①。这样看来,在体例上区分部类、胪列文献,在内容上兼综众说、博揽杂取,是类书的基本特点。类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尔雅》和《吕氏春秋》,前者取其分类标目的编排体例,后者取其博采众家的文献来源。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类书,则是魏文帝曹丕令诸儒按照“撰集经传,随类相从”②的原则编纂而成的《皇览》。此后,类书的编纂在历朝历代都很盛行,据统计,从《皇览》到最后一部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其间一千五百余年,历代史志书目和官私书目所著录的类书即多达1035种③,其中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永乐大典》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类书。
  类书常被人比作“百科全书”,如胡道静就认为类书“兼‘百科全书’与‘资料汇编’两者而有之”④。这与它们都具有检索查阅的功能和分类编排的体例有关,但如做认真区别,二者性质仍有不同。首先,在文献处理上,类书是“述而不作”,只编排文献,不阐述观点⑤,而百科全书则按照学科区分条目,著述而成。其次,在编纂目的上,类书主要是为保存文献史料,因此刻意求“全”求“备”——如宋代类书《玉海》就被誉为“所引自经史子集,百家传记,无不赅具。而宋一代之掌故,率本诸实录、国史、日历,尤多后来史志所未详”⑥。而百科全书最初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学派”为了教育目的而编写的,因此更强调已有知识的更新,侧重“新”、“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类书的功用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事实上,后来的类书在启蒙教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初学记》、《兔园策府》之类的类书,本身就是有名的童蒙教材;同时,如果考虑到类书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影响,它的意义就更应该给予重新的评价。
  类书按照所录文献内容可分为类事、类文和事文兼备几种。唐以前,基本上是类事类书,及至隋唐开科取士,内容多以诗赋策问为主,受此影响,于是《艺文类聚》这样事文兼备的类书开始出现。有宋以降,伴随着考试制度的日益规范和竞争的日益残酷,面对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应试者常常望洋兴叹。当“整个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被‘考试’这种所谓的智力较量所控制”时⑦,对应试用书的需求和应试技巧的研究也日渐高涨,在此过程中,类文类书开始出现并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类书的功能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导致类书功能演变的还不仅仅是科举考试。诗赋辞文,最初是少有世俗功利性的,所谓“感物”、“缘情”是也。至少在钟嵘的时代,人们还坚守着大千世界,人生百态,“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样的诗歌理想⑧。但是,大约自唐代始,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写诗不再是一种只为寻求个体感情宣泄的行为了,它渐渐具有了社会交际和往来应酬的意义,以诗作为交际应酬手段的场合越来越多,外交献酬、宴会制作、朋友赠答、诗社唱和甚至青楼寻欢,无不需要它来沟通助兴,营造气氛。诗成为了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⑨。正如林语堂所言:“如谓中国诗之渗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⑩钱钟书也曾指出:“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就是一位大诗人也未必有那许多真实的情感和新鲜的思想来满足‘应制’、‘应教’、‘应酬’、‘应景’的需要”[11]。
  类书功能的变化,主要就是在这样两个背景下悄然发生的[12]。无论是科举还是交际,类书都是人们以简驭繁、举重若轻的必备之物。对于前者,除了汇集时文范本的程墨、房稿、行卷和《唐宋八大家文钞》、《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之类的古文选本外,类书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觑。所谓“修习之时,但务钞略,比及就试,偶中是期”[13],急功近利的时代孕育了投机取巧的心态。对于后者,大量汇聚在一起的前人诗句由于“朝夕讽咏”已成烂熟之语,它们不仅可救燃眉之急,而且还能暂时浇灌枯竭的文思。在唐代,为举子场屋之用和为文人应酬之用的类书就已开始盛行,白居易《白氏六帖》、虞世南《北堂书钞》以及官修的《艺文类聚》、《初学记》即被称为“唐代四大类书”。宋代的官修和私修类书在数量上更是突飞猛进,多达七十余部,其中《文苑英华》、《玉海》、《类要》等均为当时有名的类文类书。所以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将“书”比作“户牖”,“经”比作“厅堂”,正史比作“正寝”,杂史比作“东西两厢”,诸子百家比作“书舍花园”,而类书呢——“类书如橱柜”[14],饥饿时不妨收罗一番,聊以果腹。虽是调侃之语,却也颇切中肯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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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献汇编渐渐变成写作的范本与摹本,类书功能的演变,始于唐,至宋基本完成,到明清则已成俗例[15]。这一变化,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随园诗话》里,袁枚还调侃说:“今类书、字汇,无所不备;使左思生于今日,必不作此种赋。即作之,不过翻摘故纸,一二日可成。”[16]类书成了文人学士摇笔弄文不可须臾或离的东西。在类书里猎取辞藻、借用典故、采撷成句,暗中模仿甚至公开偷窃,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秘密。在这样的价值取向之下,一方面,原本应该通过个人化的阅读与思考来完成的创作习进过程,就被简单直接的摹仿与因袭所替代;另一方面,在类书的流布过程中,社会和群体会自动选择那些最具效能、最受欢迎的本子,这使得写作的范本和摹本变得愈来愈狭窄。可以想见,当文学言说变成了一个在狭隘的语言圈子里择词选句的乏味游戏时,伴随着言说者主体性的渐渐消蚀,诗歌在典故、字法、句法、命意、取象等方面与前人的重复与雷同现象自然会日益凸显。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类书加剧了文学的孳生现象,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对于文学研究来说,这一转向背后的意义和价值还远远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有两个问题是过去类书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到的,它们是:一、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剪不断,理还乱”之关系的类书,如何在新的视野下——比如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视野下——给予重新观照?二、类书的研究价值,除体现在文献学、思想史等方面外[17],还能否在文学批评学的意义上做进一步的思考?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要继续探讨的。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译为“文本间性”,是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从结构向后结构(解构)过渡时催生出的重要理论概念。尽管此术语是由克里斯蒂娃在《词、对话、小说》(1966)中最先提出的,但它的产生先是受到巴赫金的影响,后又经过罗兰·巴特、里法特尔、热奈特、J.希利斯·米勒等人的阐释与补充,已经成为一个包含多重意旨的概念:一、从文学生产的角度看,意义的生成来自文本的自我指涉,文本成了生产力。克里斯蒂娃说:“任何文本都仿佛是某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18]先在的文本是诗人无法规避的,没有谁可以宣称自己与他者无关。刻意模仿甚至剽窃的诗作自不必说,就是有些连诗人自己都自信为独创的诗句,也常常会在漫长的诗歌历史与庞大的话语网络中现出其与前人诗句千丝万缕的联系。二、从文本构成的角度看,文本就是异质之文的共存兼容与错综相交。这就是人们常常使用拼凑、借用、剽窃、掉书袋、人言己用、旁征博引这类生动的说法解释互文性的原因。布洛克曼指出,一个新的本文就是语言进行再分配的场所,“是用过去语言所完成的‘新织体’”[19]。罗兰·巴特也将文本视作“编织物”,认为:“在一个文本之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多少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20]他们所描述的,正是作为“织物”的文本所具有的“文中有文”的内部构成特质。三、从文本关联的角度看,文学历史中的文本彼此勾连,组成形形色色的链锁或网络,显示出强烈的关联性。这就像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所描述的那样,文本中总是“隐居着一条寄生性存在的长长的连锁——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来客、幽灵”[21];或者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所言:“在书的题目,开头和最后一个句号之外,在书的内部轮廓及其自律的形式之外,书还被置于一个参照其他书籍、其他本文和其他句子的系统中,成为网络中的结。”[22]任何文本都不可能作为单独的个体而存在,它存在于自己与他文本的关系之中。四、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看,阅读的过程表现为对他文本记忆的重现。在互文阅读中,他文本总会作为理解的基础和参考从读者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为阅读活动搭台布景。法国学者洛朗·坚尼说:“互文性的特点在于,它引导我们了解一种新的阅读方式,使得我们不再线形地阅读文本。”[23]互文阅读注重对隐性语境的寻找与钩连,因此它没有顺序可循,而是成为在交错纵横的迷宫里往来反覆的行为,无始,无终,“永远也不能接近不断后退的地平线”[24]。
  在互文性视野下审视传统类书,可以清晰地看出,类书编织的正是形形色色的互文性话语空间。这同类书的编撰体例是分不开的:由于按照部类“区分胪列”文献,类书实际上就在意义层面上聚合了大量具有互文关系的文本,所以相同子目下的文献,就很自然地构筑了一个互文性话语空间。这里以《文苑英华》为例,来具体说明类书的这一特点。《文苑英华》是宋代的大型类书,全书共一千卷,上起南朝萧梁,下至晚唐五代,选录作家两千余人,作品近两万篇,按下列编撰体例统合文献资料:
  首先是“类”(文体),共分为:
  1.赋;2.诗;3.歌行;4.杂文;5.中书制诰;6.翰林制诰;7.策问;8.策;9.判;10.表;11.笺;12.状;13.檄;14.露布;15.弹文;16.移文;17.启;18.书;19.疏;20.序;21.论;22.议;23.颂;24.赞;25.铭;26.箴;27.传;28.记;29.谥册;30.哀册;31.谥议;32.诔;33.碑;34.志;35.墓表;36.行状;37.祭文。
  其次是“部”(题材),如“诗”共计一百八十卷,按照题材分为:
  1.天部;2.地部;3.帝德;4.应制;5.省试;6.朝省;7.乐府;8.音乐;9.人事;10.释门;11.道门;12.隐逸;13.寺院;14.酬和;15.寄赠;16.送行;17.留别;18.行迈;19.军旅;20.悲悼;21.居处;22.郊祀;23.花木;24.禽兽。
  再次是“目”(内容),每一题材又再加以细分,如“悲悼”可分为“追述”、“哭人”、“哭僧道”、“哭妓”、“送葬”、“坟墓”、“第宅”、“怀古”、“遗迹”、“挽歌”十子目。“天部”可分为“日”、“月”、“星”、“雨”、“雪”、“风”、“云”、“霜”、“露”、“烟”、“上元”、“寒食”、“端午”、“七夕”、“除夜”等三十一子目。
  最后是“细目”(具体内容),是对内容更为明细的划分:
  如在“天”部之“月”目下,分出“月”、“中秋月”、“玩月”、“杂题月”、“对月”、“望月”等细目。每细目下即开始胪列所能收集到的诗句。譬如,“望月”细目即列有梁简文帝至晚唐陈陶等人诗歌二十五首,“杂题月”列有梁虞骞至晚唐李商隐等人诗歌三十一首,如此等等[25]。这些诗句凸显出了一个以“月”为核心,同时又相对独立的诗歌话语网络,而这在洋洋千卷,作品近两万篇的一部大书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我们注意到,每个细目下的诗句,编织而成的正是一个典型的互文性话语空间,而由此往上,从细目到子目再到部类,这个空间越来越大,整部类书,就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包罗万象的巨大话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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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新解读,发现和研究类书具有的互文性特征,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其意义与价值完全有别于传统的类书研究。简言之,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出发关注类书之于古典诗歌的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修正传统的文学源流观、文学生产观和文学批评观,这里以钱钟书的文学研究为例进行阐述。
  首先,诗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阳若目击今事而阴乃心摹前构”。或许,在最初,当语言文字被用来表达个体感受时,诗人同外部世界还保持着一种相对清澈的关系。但是,随着类书的大量出现,随着类书的功用开始转向引导人们习诵、摹仿,这种清澈的关系便渐渐变得模糊起来。类书对大量前人诗句的聚合,不只是提供了摹仿的范本,更重要的是,这些诗句遮蔽了习诵者,模糊了他们观照现实世界的视线,恰如卡西尔所指出的那样:
  
  人不再能够直接地面对实在,他不可能仿佛是面对面地直观实在了。人的符号活动能力(symbolic activity)进展多少,物理实在似乎也就相应地退却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不断地与自身打交道而不是在应付事物本身。他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至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26]。
  
  类书强大的力量就在于此。它可以使诗人不自觉地被前人诗句所笼罩,而对身边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冷漠的距离。在《宋诗选注·序》里,钱钟书曾批评宋代诗人“从古人各种著作里收集自己诗歌的材料和词句,从古人的诗里孳生出自己的诗来,把书架子和书箱砌成了一座象牙之塔,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地凭栏眺望一番”,而这样一种写作的态度和风气,“可以使作者丧失了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性,对外界视而不见,恰像玻璃缸里的金鱼,生活在一种透明的隔离状态里”[27]。钱钟书还说,前代诗人言情写景的好句,离间了后世诗人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他因此追问:“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在[28]《管锥编》里,钱钟书以欧阳修名句“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为例,指明其与谢脁“风帘入双燕”、陆龟蒙“双燕归来始下帘”、冯延巳“日暮疏钟,双燕归栖画阁中”等诗句的传承关系,认为:“诗人写景赋物,虽每如钟嵘《诗品》所谓本诸‘即目’,然复往往踵文而非践实,阳若目击今事而阴乃心摹前构。”[29]由此可见,类书不仅自身构筑了丰富的互文性空间,同时它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诗人与他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关系。
    其次,诗歌文本的生产方式——“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著斧凿拆补之痕迹”。古典诗歌“寄生”、“孳生”的方式,是钱钟书文学批评常见的话题,比如,《谈艺录》就曾指出“显形”、“变相”、“放大”、“翻案”、“引申”、“捃华”、“摹本”、“背临”、“仿制”、“应声”、“效颦”等十余种王安石摹仿他人诗歌的手法,尽管方式五花八门,效果各自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原理,无非是采用“合并重组”、“压缩置换”甚至“剪贴拼凑”之类的方法,从他人诗句中转换派生出自己的诗句。钱钟书为此批评王安石:
  
  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或袭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贼,唐宋大家无如公之明目张胆者。本为偶得拈来之浑成,遂著斧凿拆补之痕迹。[30]
  
  这似乎已不再是某一个诗人创作的特例了,它变成了一切文本诞生的宿命。许多诗人并非不知诗须从旅途上得而不应自书斋中来这样的道理,像杨万里,最初学“无一字无来处”的江西诗派,后学王安石,再后转学唐人绝句,最后,“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31]。他还作诗自勉:“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但是,他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摆脱被前人话语笼罩的命运,又有多少可能同现实世界保持真正清澈的关系?这些问题,恐怕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
  最后,诗歌的鉴赏与批评——“连类举似而掎摭焉,于赏析或有小补”。基于对意义阐释的重视,钱钟书自觉地在中西古今浩如烟海的文学世界中去发掘各种各样的话语现象,寻找它们之间不同的联系关系,描述它们之间形态各异的关系图式,展现许许多多文学家族的谱系,编织钩连文本关系的网链,这样,他的学术著作就呈现出众多话语现象“嬉戏”、“狂欢”、“对话”的场景,而也正是在这样的场景中,文学的意义,通过现象与现象之间的交相映发、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彼此参印,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显现与抉发。笔者认为,钱钟书的古典诗歌批评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色彩,或者说,互文批评构成了钱钟书古典诗歌批评最突出的话语特征[32]。钱钟书很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33],所以自己“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的目的[34],就在于“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35];他学术著作中屡次提到的不同文本之间的“交相发明”、“交互映发”、“皆相发明”、“互映相发”等语,更可视为他自觉的互文批评之明证;他总是力图将某个诗歌文本所处的互文网络显现出来,以此来表明这首诗在源远流长的话语历史中存在的方式——很多时候,他的这种努力会走得更远,试图抵达这个错综复杂的网络深处,追溯一种话语的最初源头。譬如,他列举了从魏晋的曹植到宋代的王禹偁等近三十位诗人“摹写楼危阁迥,凝睇含愁”的诗作,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存在着一种“登高怀远”的情结。他接着追寻这种言说模式的源头,经由《登楼赋》“登兹楼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销忧”;《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到《高唐赋》“登高远望,使人心瘁”;《诗经·蒹葭》“道阻且长”;再到《诗经·陟岵》的登岵之“瞻”和升岗之“望”;最后到《说苑·指武》和《孔子家语·致思》所记孔子登农山时“登高望下,使人心悲”的感喟,并具体分析了这些话语在传承过程中的细微变化。这样一来,一个巨大的互文性话语网络以及这个网络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就十分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36]。在钱钟书的学术著作里,话语现象的聚合,使文本的意义在相互映发中得到了鲜明的凸显,显而易见的是,读者在这样的语境下所得到的阅读体验,与仅仅在一个封闭的文本内部阅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者,完整的诗歌文本,变成了一个在漫长而又巨大的话语时空里往来穿梭的碎片,碎片与碎片之间的“交互映发”,常常不由得令我们别具会心。这个时候再来看钱钟书所说的“连类举似而掎摭焉,于赏析或有小补”[37],就不能不使人觉得这是一位大学者的小谦虚、大得意了。
  总结而言:一、类书功能的嬗变使其得以参与到文学的言说活动之中,对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类书之于诗歌的此种影响可以在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观照下得到极其鲜明的凸显。三、从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视角关注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对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独创性、文学的接受与批评等文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立足本土的学术资源,吸纳外来的研究成果,以新视野审视传统,用旧传统融会新学,是钱钟书一生的学术理想。就这个意义而言,本文将西方互文性理论同类书、中国古典诗歌以及钱钟书的文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正是试图追随这样的理想。或许,这种思考可以为本土的学术思想资源提供新的研究和观照角度,同时也有助于西方互文性理论与中国文学批评的相互阐发与融合。从上述层面上看,互文性视野下的类书与中国古典诗歌,含蕴丰富。
  
  ①③张涤华:《类书流别》,商务印书馆1985修订版,第4页,第42—109页“存佚篇”。
  ②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8页。
  ④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页。
  ⑤也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类书既可以采用摘录或全文照录的方式,也可以采用串述或撮述的体例(参见夏南强《类书性质新辨》,载《晋阳学刊》2000年第4期)。
  ⑥《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51页。《玉海》为宋代王应麟所编,原为应考博学鸿词科而编纂。广陵书社2003年出版有精装繁体本,全5册。
  ⑦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⑧钟嵘:《诗品·序》,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⑨即使西方人也能感受到这一点。美国诗人蒙罗(Harriet Monroe)曾来中国,她“留下的最深的印象,除了天坛建筑之美,就是诗歌在中国的地位”:“在那里诗变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普通人也有诗的理想,每个中国人或多或少是个诗人”(参见赵毅衡《对岸的诱惑》,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⑩林语堂:《吾国与吾民》,黄嘉德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1][27][28]钱钟书:《宋诗选注》,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66页,第14页,第255—256页。
  [12]当然,导致类书功能变化的原因还有:言说活动的艰难,文学对恒情常态的传达,文学技艺的圆熟以及彼时的艺术风尚等(参见拙作《中国古典诗歌孳生现象研究》,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19页。
  [14][16]王英志辑《袁枚全集》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第8页。
  成为范本和摹本的,还有诗格与诗句图。但“诗格”主要是在方法论意义上讨论作诗之法,下附诗句亦很少;“诗句图”则按作者而非主题排列历代佳句。故同类书相比,它们对摹仿因袭之风的影响尚不显著。
  [17]传统的类书研究多从文献学意义上着眼;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专列一节讲述类书、目录和经典注疏,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它们的意义。他认为:类书各部类的排列顺序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如何对知识和思想进行整合与规范的,从中可以想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1—467页)。
  [18]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in The Kristeva Reader, ed. Toril Moi,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6, p.37.
  [19]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页注释③。
  [20]罗兰·巴特:《文本理论》,载《上海文论》1987年第5期。
  [21]J.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22]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3页。
  [23]洛朗·坚尼:《形式的战略》,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24]J.希利斯·米勒:《史蒂文斯的岩石与作为治疗的批评》,《重申解构主义》,第180页。对互文性而言,阅读是一种双重或多重的对话活动,它没有时间可循,它参照的不是文本的逻辑顺序,而是自我记忆的顺序(参见拙作《记忆的力量:诗与网》,载《名作欣赏》2006年第2期)。
  [25]李昉:《文苑英华》第二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702—712页。
  [26]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29][34][36][37]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4页,第854页,第875—878页及增订第72—73页,第860页。
  [30][35]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7—699页,第89页。
  [31]杨万里:《诚斋集》卷八一《诚斋荆溪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2]尽管未曾直接提及“互文性”,但互文性理论的两个基本向度——结构与解构,钱钟书却非常熟悉。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33]钱钟书:《诗可以怨》,钱钟书《七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29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原载:《文艺研究》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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