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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芳生平事略

何其芳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杰出的文学评论家。他自幼爱好文学,勤奋学习,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努力实践,勇于探索,坚持不懈,为争取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做出了卓越的成就,他的治学态度和为人品德,深为人们景仰和赞扬。他的一生是作家、战士、学者的一生。

一、挣脱封建教育的羁绊

何其芳,原名何永芳,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出生在四川省万县割草坝的一个封建家庭。祖父何铁生,博学多能,在乡间以精于堪舆和医治眼疾著名,免费给乡亲开方治病,但政治上保守。尽管清朝已被推翻多年,他仍坚信还有皇帝要出世,科举制度还要恢复。父亲何伯嵇,和祖父一样保守,因而何其芳刚六岁,便被送进私塾,读经书,念古文,学作试帖诗,接受传统的封建伦理教育。读了两年多,因军阀割据,土匪横行,一九二〇年,八岁的何其芳与弟弟随母亲从万县到湖北宜昌避难。

在湖北过了两年多流离的生活,一九二三年回到万县城里,住在祖父与别人合办的棕厂里。热闹的县城,在他看来显得十分阴暗,十分荒凉。不久回到乡下,接着又继续进私塾,旧式的封建教育和封建家庭的束缚,使十岁的何其芳开始感到心灵上的压抑和营养不足。于是他利用假期自己埋头读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深深地吸引着他,常常从清晨读到深夜,废寝忘食。十二岁开始读《昭明文选》、《赋学正鹄》。十四岁那年暑假,他读完《唐宋诗醇》,李白、杜甫的诗打动了他,“真正从心里爱好它们,从它们感到了艺术的魅力,艺术的愉快”(《关于读诗和写诗·写诗的经过》)从此,开始爱好诗歌。

一九二六年春,在一位长辈亲戚的支持援助下,何其芳挣脱了封建私塾教育的囚笼,带着一种模糊的希望,生怯的欢欣,进入了万县第一高小,改名何其芳,开始了新式学校的生活。同年秋,考取万县中学。这时正是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节,帝国主义加紧了对北伐战争的破坏和干涉。英帝国主义的炮舰不仅炮击兵临武汉的北伐军,而且在中国沿海、内河横冲直撞,兴风作浪。是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轮船在万县附近撞沉木船,致使五十多人死亡,并造成经济损失。接着,英帝国主义又调来军舰,九月五日炮轰万县,发炮三百余发,达三小时之久,轰塌商店和民房数百家,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轰动全国的万县“九·五”惨案。何其芳目睹了英帝国主义的炮舰对万县施行的轰击和杀戮。学校就在临河附近,他听着连续的机关枪声,震撼墙壁和屋瓦的爆炸声;他看着受伤的士兵被运回来。炮声停止后,县城还在继续燃烧,巨大的红色火焰威胁着无言的天空。第二天他和同学们出去看了一条街的灰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行为,在他幼小的心上划下巨大而深刻的创痕。在万县中学,何其芳开始接受白话文,阅读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以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他酷爱读书,因而文思敏捷,词汇丰富。有了次万县全体中学生统考,县教育局出了“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作文题目,他尽情阐发了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民主思想,文笔流畅,结构精巧,深得多位阅卷老师的赞赏,被评为全县考生第一名,并登在县里的《民众教育月刊》上(见尹在勤:《何其芳评传》第9—10页)。一九二八年春,万县初级中学因校长人选问题闹学潮,何其芳受牵连被迫离开该校,转到江北县私立治平中学。陌生的环境,安静而寂寞,课外时间他全部用在文学书上。他还喜欢读英文和几何。教几何的老师讲得那样明晰,使他感到这门功课不但不枯燥,而且那种逻辑和推理的精密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这对少年人的头脑是一种有益的训练。英文老师介绍一本英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作为课外读物,其中《小美人鱼》,《丑小鸭》,《卖火柴的女孩》给他很深的影响。他认为那个人鱼公主的敞事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动人的故事之一,它们虽然不是用分行的形式写的,却是真正的诗。(《关于读诗和写诗·写诗的经过》)安徒生童话启迪他追求“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这一切引导何其芳更加接近了文学。

二、最初的文学活动

在中学学习期间,何其芳对文学就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了文学才能。他喜欢读冰心的《寄小读者》、《往事》等散文,以及她的小诗《繁星》《春水》。在新文学的影响下,他开始写新诗。那时,学校在江边,黄昏时候,他踯躅废圯的城墙上,半夜里他听着万马奔腾似的江水的怒吼,或者月夜里独自在那满是树叶和花枝的影子的校园中,走着走着,有了一点感触,就写在本子上,写了满满一本当时流行的小诗。

一九二九年夏,回到万县家乡。这时父亲先要他留在家乡,守住家业,后来又要他到北京求学。他却邀约方敬等几位中学好友,抱着“欲戍壮志往东下”的信念,乘船到了上海。进入了吴淞中国公学预科。由于他忤逆父意,父亲就不给他寄学费,弟妹们便把自己积留的钱凑起来寄给他。在上海,他过着经济窘迫的生活。可是,他却一心一意地躲在宿舍里读书。他认为,一个致力于文学的人,思想应该在广阔的领域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驰骋。他阅读的范围极广,古今中外的作品都读。同时进行创作,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

一九三〇年夏,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到上海招生,何其芳报考了这两个学校,均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当时他想学外语.“用这把钥匙去打开世界文学的宝库”,于是上了清华大学的外文系,结识了高班同学曹葆华。他在外语系只上了两三个月的学,因为没有高中毕业文凭,被斥退了。离开清华后,他搬到夔府会馆。这时,正是北方飘雪的冬天,屋里没有炉火,冷得象冰窖。每天餐桌上只有一大盆粗菜豆腐,一碗咸菜和一锅米饭。在积雪的日子,他往往独自跑出去,欣赏寂寞的大自然,回来便坐着写诗。他和友人杨吉甫两人都感到最好是以工作来排遣寂寞。于是,他们自己印小刊物《红沙碛》来督促自己写作。这个刊物一九三一年六月一日创刊,何其芳用“秋若”为笔名,写了发刊词《释名》。只印了三期,便没有继续下去。他发表了十四首短诗,一篇小说。后来,在曹葆华的帮助下,到北大交涉,由于他考试成绩优秀,北大承认他在上海已被录取。当时何其芳认为,“从事文学的人应该了解人类的思想的历史”(《关于读诗和写诗·写诗的经过》)。“作为了解欧洲文化的基础,必须明瞭西方哲学思想的来源和演变”(见《我和散文》,《还乡日记》代序第2页),所以他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是一九三一年的秋天。”

可是,在学哲学的过程中,那些枯燥的紊乱的理论书籍何其芳完全没有兴趣。“教授讲着胜论,数论,我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阳光,不自禁地想象着热带的树林花草,奇异的蝴蝶和巨大的象”(《还乡日记·我和散文》)。于是,一下课,他就完全沉浸在文学书籍里。晚上他常常一个人到北京图书馆阅览室去读书,他读了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雨果、福楼拜尔、莫泊桑等人的小说,以及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霍卜特曼等人的戏剧,差不多把北京当时所有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都读完了。还用英语直接读雪莱和济慈等人的短诗。还读了《全唐诗》、《宋六十家词》、《元曲选》等古典文学作品,文学修养大为提高。

何其芳步入文学创作生涯是从写诗开始的,他的成名诗作《预言》,就是刚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时写的。那时,他经常有写诗的冲动,有时一天之中,清晨写,晚上也写,甚至做梦时也写诗。他的名句:“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北方的爱情是惊醒着的,而且有轻趫的残忍的脚步”,就是梦中得句,醒来补写成《爱情》一诗。这个时期,他还写了《脚步》、《慨叹》,《秋天》、《休洗红》、《夏夜》、《柏林》;《岁暮怀人》、《墙》、《风沙日》等诗篇。当时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的诗歌编了一本合集——《汉园集》。这个集子中的燕泥集,编选了何其芳在北大时期的诗作十六首,他们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何其芳的早期诗集《预言》是在一九四五年二月出版的。这集子里所收的诗,全部是凭他的记忆默写出来的,凡是不能默写出来的都没有收入,因为当时原稿都不在手边。这些诗“以其姣妍,园融和精深见标,富有艺术魅力……形象丰美鲜明,语言精炼鲜丽,诗意味隽永,读起来动人喜人,耐人寻味”(方敬:《缅怀其人,珍视其诗文》,《何其芳选集》第1卷)。可以看出他对艺术的刻意追求,但思想内容较贫弱。

一九三三年,何其芳对抒情散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每篇散文应该是一个纯粹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还乡日记·我和散文》)。他竭力想为抒情散文寻找出一个新的方向,“我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新的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正如以前我写诗时一样入迷,我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一篇两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费两三天的苦心经营,几乎其中每个字都经过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抚摩。”(见《我和散文》,《还乡日记》代序第10页)这一时期,他写的散文有《墓》,《雨前》、《黄昏》、《独语》、《岩》、《伐木》、《货郎》、《楼》、《静静的日午》等,后收入散文集《画梦录》,一九三六年七月出版,当时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曾获《大公报》文艺奖。有的评论文章称它是“别自开放的奇花异朵”,说何其芳是“文章能手”,“是一位自觉的艺术家”,人们惊叹他的艺术禀赋,说“他把若干情境揉在一起,仿佛万盏明灯,交相映辉;又象河曲,群流汇注,荡漾回环”(刘西渭:《读〈画梦录〉》,《文学季刊》1936年9月1日第1卷第4期);他的散文具有他的诗的风格,可以说篇篇都富有诗意。他构思精巧,想象美妙,文字秀丽,感情真挚。但是,大多是叹息青春易逝,抒发个人的幻想、寂寞、哀愁和一些纤弱的情感,笼罩着徬徨、郁闷、感伤的色调。是对丑恶现实的不满而又脱离现实斗争,找不到出路的表现。

三、在苦难现实的奋争中觉醒

一九三五年秋,北京大学毕业后,何其芳走出了阴暗狭小的大学宿舍,来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可是,那里的教员宿舍,“生活比在大学寄宿舍里还要阴暗。那里充满了愤懑而又软弱无力的牢骚,大家都不满于那种工厂式的管理和剥削,然而又只能止于不满。我开始感到生活的可怕:它有时候会把人压得发狂”。“在黄昏中,看着远远的烟囱,看着放工回来的小女工沿着那从都市的中心流出来的污秽的河水的旁边走了过来,我们开始谈说着资本主义的罪恶。”(《星火集·一个平常的故事》)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南开的学生与天津其他学校的同学一起举行抗日爱国示威游行,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汉奸!”等口号。由于学校当局对教师的限制,何其芳虽然不能亲身投入学生的行列,但是学生的爱国的热情,激动的口号声打动着他,“象一堆突然燃烧了起来的红色的火,照亮了我生活的阴暗。”

一九三六年暑假,何其芳经汉口乘船回四川万县。到了万县,他把行李寄放在朋友家里,没有休息,就到街上,去看一看县城。而他所见到的却是一片凄凉的景象,在他身边走过的“都是一些垂头丧气,失掉了希望,而又仍得负担着劳苦的人”。回到乡下,他看到农民生活很苦,“干旱的土地,焦枯得象被火烧过的稻禾,默默地弯着腰,流着汗,在田野里劳作的农夫农妇”,“这在地理书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这些都使他感到乡土的凄苦。

在万县只停留了十三天。九月初,他毫无依恋地离开了乡土,来到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城莱阳,任山东省立第二简易乡村师范教员。在这里,他看到农民同样是那样穷苦,一年到头的辛苦劳动,几乎一大半收入要缴纳土地捐税。他“看见了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带着农具从邻县赶来做收获时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场一样的田野里等待着雇主,晚工为着省一点宿店的钱而睡在我们学校门前的石桥上。这期间,何其芳曾到过青岛,在青岛他看见一排一排的别墅在冬天里空着,锁着。“我非常明显地感到了这个对比所代表着的意义”。(《星火集·一个平常的故事》)进而认识到现实社会“实在是一个阴暗的,污秽的,悲惨的地狱。”(《还乡日记·街》)同时他又看到了来自农村的青年,他们吃的是小米饭,四等黑面,红薯,寒冬里只穿一件棉制服,但是却那样热心地追求着知识和进步的思想,甚至有的青年因到邻县宣传抗日救亡而被逮捕……这一切使他获得了许多许多从前在学校里所没有得到的东西。

在莱阳,他找到了“精神上的新大陆”,他非常清楚地看到人间充满了不幸,而且断定人间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造成的,他相信能够用人的手去把这些不幸毁掉。他在这个时期的诗作中鲜明地表示:“我再不歌唱爱情/象夏天的蝉歌唱太阳。”(《送葬》)“我情愿有一个茅草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云》)而且他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诗,如同文学中的别的部门,它的根株必须深深的植在人间,植在这充满了不幸的黑压压的大地上。把它从这丰饶的土地里拔出来一定要枯死的,因为它并不是如一些幻想家或逃避现实者所假定的,一棵可以托根,生长,并繁荣于空中的树。”(《刻意集·序》)他要使自己的歌唱变成鞭子还击到这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这时,他写了《呜咽的扬子江》、《街》、《县城风光》、《乡下》等散文,后编入《还乡杂记》(1939年初版时为《还乡日记》)。他从幻想的画梦中清醒过来,开始面向现实。随着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涨,随着曰益广泛地接触社会生活,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并且最爱读鲁迅、高尔基和罗曼·罗兰的作品。而这些作家的著作,又反过来使他的思想更倾向进步。文学,曾经引导他逃避现实和脱离政治,而这时它又引导他正视现实和关心政治了。

芦沟桥事变爆发了,何其芳感到无比愤慨和强烈的责任感。他回到四川,在万县省立师范教书。他发现家乡仍然那样落后,教员们几乎成天打着麻将,关心他们的职业和薪金更甚于关心抗战。学生们又那样安静,那样老成,十分需要做启蒙工作。他和在万县从事进步文化教育工作的好友杨吉甫合编《川东文艺》,撰写和发表宣传抗日,宣传进步思想,抨击腐朽现实的作品和文章,受到进步知识青年的欢迎。但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这个刊物就被万县反动当局下令查封了。于是,何其芳便离开万县去成都。

一九三八年春,何其芳在成都联合中学教书。同时又与卞之琳、方敬、朱光潜,谢文炳等合作,编辑和发行一个宣传抗日战争,针砭时弊,支持社会正义的刊物《工作》,这是何其芳全心全意转入抗战工作和革命工作的鲜明起点。他充满着“初上战场的新兵的激动”撰写杂文。他是刊物的主力,差不多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从思想内容到文风都有很大的转变。他认识到:文学不能脱离为“民族的自由而战斗,而死伤,而受着苦难的群众。”(《星火集·论工作》)他抨击浓厚的读经空气、歧视妇女和虐待儿童的封建思想残余。当他写了《论周作人事件》等文后,引起一些人的非议,连朋友们也说他“火气过重”。面对这种现实,何其芳感到异常寂寞和义愤,毅然写下了《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象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

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

那巨大的光明呵,

向我走来

向我的国家走来……

这首诗是何其芳诅咒黑暗现实,向往革命的誓言,是他创作道路的重大转折的标志。

四、向往光明奔赴延安

抗日的烽火,点燃了何其芳年青的心,他憧憬光明,向往斗争前线。他说:“我应该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应该到前线去。即使我不能拿起武器和兵士们站在一起射击敌人,我也应该去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星火集·一个平凡的故事》)正在这时,他得知沙汀要去延安的消息,就和卞之琳一块到沙汀家,希望能同沙汀一道去延安,到华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去。

一九三八年八月,何其芳与沙汀、卞之琳一起,离开成都,他们不顾道路的漫长和旅途的艰难险阻,穿过封锁线,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八月底到达延安。住在沿街的西北旅社里,很快领到一身灰布新制服何其芳高兴地穿在身上,一个崭新的生活开始了。他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

九月初,何其芳怀着激动和喜悦的心情,来到延安城内凤凰山,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他向毛主席倾吐了自己的愿望:想写延安,想到前方去,到华北八路军活动的地区,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毛主席鼓励他写延安,鼓励他到前方去。两个月后,何其芳以亲身的感受,满怀激情地写出了到延安后的第一篇散文《我歌唱延安》: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夭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延安象一只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宏亮的动人的音调。

这篇散文,曾经传诵一时,受到根据地特别是国统区知识界的重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是何其芳在政治思想上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飞跃。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何其芳由沙汀、王宗一两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何其芳、沙汀和“鲁艺”的一些同学,穿着棉军服,戴着军帽,带上一本厚厚的练习簿,一只自来水笔,从延安出发到前方去。他随贺龙同志过黄河到晋西北岚县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部,他住在老百姓的房子里,忙着访问军队干部,搜集写作材料。这时敌人使用三万兵力向冀中进犯,为了保卫冀中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何其芳随贺龙师长率领的部队向河北进军,在日军的乱炮声中,冲过同蒲路;在敌人巡路车后,跨过平汉路;在敌机的追击、轰炸下,在辽阔的平原上行军。这次行军,使他“清楚地了解了华北抗战的情形,了解了装备如此不完善的八路军为什么能够支持如此艰巨的华北抗战,了解了为什么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一九三九年一月,到达冀中平原。他们还一点也没有恢复长途行军的疲劳,就碰上了日本鬼子的围攻,部队立即投入战斗,经过艰苦的硬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缴获了八、九十辆大车的军用品。这期间一二〇师与冀中原有的吕正操部队会合了,何其芳应贺龙师长之邀,参加了两军的联欢晚会。一二〇师战斗剧团正在演出独幕剧,敌人的“扫荡”迫近了,何其芳骑马赶回宿营地,快到村口时,不慎被马抛在地下,右胳膊关节摔脱了臼。医生刚做完手术,就被扶上马,连夜急行军。在以后的行军中,贺龙师长要何其芳、沙汀跟着他在部队前头走。他们经过村落,穿过树林,有时还踏上结冰的小河。经过二十多天不停地和敌人在冀中平原上战斗,打圈子,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这时已是初春三月了。四月,何其芳、沙汀和“鲁艺”的学员,离开了一二〇师,七月回到了延安。

回延安后,何其芳继续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当教员,一九四〇年兼系主任。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困难,但是他却感到“生活里充满了光明和快乐,时间象一只柔和的歌曲一样过逝得容易而又迅速,而且我现在以我的工作来歌唱它,以我生活在这里来作为对于它的辩护,而不仅仅以文字。” (《星火集·一个平凡的故事》)“我们生活在延安。我们的生活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支柱。我们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星火集·论快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人类解放的伟大的理想,使何其芳有了生活和创作的明确方向,他紧张地忘我地忙碌着,对一切革命的工作都是热情、积极的。他认真负责,任劳任怨,事无巨细,从不肯马虎。他讲创作实习课,没有现成的教材,但他每次都事先做了认真充分的准备。他对同学们的创作实习作业,还象当中学国文教员时批改作文卷子那样字斟句酌,但对每个人的要求又不拘一格……对于任何才能的萌芽,他都表现出由衷的喜悦。即使一首小诗,他也会写上千把字的评语。他操心学员们的全部生活,“从这个窑洞到那个窑洞,他象工蜂从这个蜂房飞到那个蜂房。找了这个同学又找那个,他象园丁巡索在林圃中。”(朱寨:《鹿哨集·急促的脚步》)学员闹情绪,他坦率地提出批评;同学间伤了感情,他耐心地劝解,同学要办墙报,他为他们看稿,改稿,设计版式。有时如他们抄写得不象样,他还亲自动手帮他们抄写。(沙汀:《何其芳选集·题记》)他对人诚恳,爽直,对工作极端负责,贏得了普遍赞扬。一九四一年冬,他和周立波、严文井、陈荒煤同志组织一个文学社团——草叶社,出版《草叶》双月刊。一九四二年七月,何其芳同“鲁艺”学员牟决鸣同志结婚。

火热的斗争,崭新的生活,给何其芳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他以战士的胸怀,感受时代的脉搏,以革命的观点看待历史的发展,以高昂的激情,谱写战斗的篇章。继《我歌唱延安》之后,他又写了《日本人的悲剧》,《老百姓和军队》,《论快乐》等散文,后来汇编为《星火集》。在延安,他又迎来了诗歌创作的旺盛时期,他经常有写诗的冲动,“那时候脑子特别紧张,而又特別清晰。那时候要写的东西好象是自动地出现在脑子里,写的人不过是把它用文字记下来,并且作一些剪裁和修饰而已,有些象绘画的人速写美丽动人的风景一样。”(《关于写诗和读诗·写诗的经过》)这种创作“灵感”,使他感到非写不可。白天往往忙于别的工作,晚上或清晨挥笔写诗。相继写成了《一个泥水匠的故事》,《夜歌》,《叫喊》,《革命——向旧世界进军》,《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生活是多么广阔》以及《北中国在燃烧》断片等诗篇。后来结集为《夜歌》(第三版始改为《夜歌和白天的歌》)。诗人以热烈奔放的情感;讴歌革命,礼赞光明,颂扬抗日军民崇高的思想,伟大的精神,他以满腔的愤懑诅咒黑暗,鞭挞旧世界。有的诗写得单纯、清新,长久地萦绕在读者的心灵中;有的诗写得雄壮、强烈,激励人们在革命大道上奋勇前进!何其芳在写这些诗的时候,他“努力把语言写得朴素一些,单纯一些,使每个词每个句子都尽可能口语化。”他“努力使每句诗都写得能够朗读,尽可能不用那些我们在口语中不说的词藻和那些说起来不顺口的句法” (《关于写诗和读诗·写诗的经过》)。因而《夜歌和白天的歌》在艺术风格上是纯朴而优美,豪放而深沉。中学教材曾把他的诗选作课文,中学生说:“读这些短诗,我们好象小鸟儿在啜饮黎明肘延安草上的鲜露。”(方敬《缅怀其人,珍视其诗文》,《何其芳选集》第一卷)这个诗集是何其芳诗歌创作上的一座丰碑!

一九四二年四月下旬,毛泽东同志约请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戏剧系的几位党员教师谈话,何其芳怀着喜悦而紧张的心情来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同他们交谈了几个小时,倾听了他们的意见。五月,何其芳参加了在“鲁艺”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使他恍然大悟,明确了“文学艺术的源泉是人民生活……一个诗人,如果只歌唱他自己和他周围的那个小圈子的生活,那是多么渺小的诗人!”(《幸福的回忆》,《天津文艺》1978年第5期)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新的带根本性的转折。他说:“这是我到延安来后对于我最有改造意义的教育。许多胡涂观念,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都比过去认识得清楚了,因而更增加了我做工作的信心和热忱。”(《关于现实主义·论文学教育》)延安,使何其芳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文艺战士。

五、辗转在斗争激流中

正当何其芳充满激情,积极为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希望到边区参加实际工作,以达到“改造自己,改造艺术”的目的的时候,党中央宣传部确定派他跟随林伯渠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去重庆。何其芳毫不犹豫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一九四四年四月,来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中心——重庆,当时的斗争极为复杂。他担任重庆局文委委员,做文艺界的调查工作。他工作勤奋认真,一丝不苟,当时曾受到董必武同志的称赞。这期间他写了《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等文章,突出地介绍了延安文艺工作的新面貌,宣传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在国统区进步文艺界人士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九四五年一月回延安,担任“鲁艺”文艺运动资料室主任兼文学系研究室主任。当时曾向毛泽东同志当面汇报了情况。同年八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周恩来同志亲自找何其芳谈话,告诉他,中央派他再次去重庆,做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何其芳接受了这个新任务,连夜收拾行李,带着爱人牟决鸣同志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从延安出发,第二次来到重庆,住进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他先参加重庆工委领导下的文委工作,继任四川省委(公开)委员,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至九月初,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接见在渝工作的同志们,何其芳倒茶水,接待客人,毛主席向到会的同志介绍说,何其芳有个优点,“认真”。这是党对他的高度而又贴切的评价。何其芳工作一直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在国统区的文化工作战线上,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党的文艺方针。一九四五年十月,他在《“清明前后”的现实意义》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一个创作家需要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没有人民大众的立场,没有科学的观点,我们无法使我们的艺术与真理相结合。”(《关于现实主义》)在《评“岁寒图”》一文中,他说:“要不被黑暗所征服,所粉碎,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与黑暗作战,征服它,粉碎它!”(《关于现实主义》)一九四六年春,他向党和非党的进步人士介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创作和秧歌剧演出的盛况,给大家以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他注意团结一批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界人士,把文协重庆分会的工作搞得很有生气。同时,针对革命文艺队伍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和错误的文艺思想,写了《关于现实主义》等一批文艺理论文章,起到了澄清谬误,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原则和党的文艺方针的积极作用。

一九四六年,他怀着激愤的心情和磐石般的信念,创作了《新中国的梦想》,面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威胁,他坚定地唱出了:“新中国啊,百年来的梦想中的新中国啊,不管还要经过多少曲折,你将要在我们这一代出现!”他号召从青年到老年,从都市到乡村,从先锋队到尚未觉醒者,都起来“把新中国的基础筑得很坚固,把地上的荆棘和垃圾统统扫除。” “天快亮了,起来啊!起来啊!”

同年六月,国民党反动派公开撕毁了双十协定,挑起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一九四七年二月,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三月,何其芳同吴玉章等同志一起撤离重庆回延安,四月,到晋绥中央城工部总结工作,十月,到晋察冀中央工作委员会机关。原准备到解放区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后来组织上决定,要他到朱总司令那里当秘书(因原来的秘书黄华同志参加土改去了)。十月三十日,他随朱总司令到冀中平原去巡视工作,他参加会议,做调查记录,起草提纲,陪总司令散步,交谈……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言行,给何其芳以深刻的教育,使他终身难忘。

一九四八年一月,何其芳到河北平山县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他先是在张胡庄参加土改,半年后,到附近的回西舍,又进行了几个月的整党工作。这段实际工作,使何其芳同农民们结下了深厚的阶级情谊。

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何其芳被调到河北建平县中央马列学院任国文教员。一九四九年三月学院迁到北京,后改为中央高级党校。为了帮助老干部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学上,他不仅充分备课,用心讲好写作课,而且细致批改学员的卷子。他那认真负责的精神受到学员的一致赞扬。

六、文学研究领域立的勇敢探索者

“新中国的梦想”实现了!何其芳欢呼、歌唱。他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投票选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参加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开国大典,热情奔放地写出了《我们最伟大的节日》那样振奋人心的诗篇。

建国后,何其芳继续在中央马列学院任教,同时还写了一些评论文章。一九五二年结集出版,定名为《西苑集》。这是继《关于现实主义》之后的又一个文艺论文集。汇集了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一年中写成的十五篇文章。内容比较广泛,涉及了建国初期文艺运动中发生和存在的问题的许多力面,诸如生活实践对文艺创作的关系、戏曲改革中如何对待文学遗产,诗歌创作问题等。这些文章的特点是:问题分析得深刻具体,道理讲得生动,读来新鲜亲切,给人以新的启发。

一九五三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决定成立文学研究所(原属北京大学,1956年9月改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何其芳被任命为副所长。他以创业的精神,筹建文学研究所。他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与文艺理论,以及整理文学遣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并把这个指导思想确定为文学研究所总的方针任务。一九五九年二月,何其芳担任所长。他还先后被选为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书记处书记;第一、二、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何其芳在文学研究所领导工作岗位上,始终勤奋努力,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他在坚持马列主义指导思想的同时,强调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研究方法。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大量占有材料,精心钻研;反对“心浮气粗”。这样,他不仅个人在文学研究上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而且在所内培养出了大批科研人才,树立了谦虚、刻苦、实事求是的好学风。

多年来,他总是白天做行政工作,夜晚读书写作,不顾疲劳,夜以继日:迎接了一个又一个的黎明。他在“文革”前的十多年时间里,写出了数十篇学术研究性的文章,先后出版了《关于写诗和读诗》、《论<红楼梦>》、《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诗歌欣赏》、《文学艺术的春天》等论文集。他探讨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评论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及其作品。他学识渊博,理论精深。

何其芳做学问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踏实和富有创造性。他说,搞研究工作一定要谦虚,要很好地尊重和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同时他又十分强调要勇于创新,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不要吃现成饭,要刻苦钻研。许多重要文艺理论问题和作家作品的评价,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研究中国文学史和评论古代作家作品时,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客观实际出发,对作家的思想、生活和全部作品进行综合研究,并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他不拘于前人的结论,而是从自己的深思熟虑中作出应有的判断。他的文章观点鲜明,立论坚实,分析精确,蕴藏着理论的威力。一九五九年,高等院校编写了几部中国文学史,把中国文学的发展概括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把民间文学说成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何其芳对这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同年六月,在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他作了长篇发言,认为探讨中国文学史的规律,不应该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要找出中国文学的具体规律来。它们既是符合马列主义的根本原理,又是对于这些根本原理有所丰富有所发展(何其芳《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艺术的春天》)。他不同意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那种把许多作家和作品都纳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中去。那样,必然导致把不少作家和人们喜爱的作品都全部否定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就减弱了。他还列举了一些作家,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比如对女诗人李清照,当时许多论著贬斥她为“贵妇人”,全部否定了她的作品。而何其芳却认为,在我国古代的文学史上,李清照可以说是女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个。她在文学上有贡献,艺术上很优美,又有特色。同时也恰如其分地指出,由于受那个时代和她那个阶级妇女的经历的限制,她的作品也存在消极、感伤的方面。他的这种对待古人、对待文学遗产的公正态度,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和敬佩。何其芳提出,文学史的编写原则应当是,“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三,对作家和作品评价恰当”(《文学艺术的春天·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他的主张,不但得到了国内不少同志的肯定,而且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的外国学者十分赞赏他的主张,并且肯定地说:“恐怕在今后也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

六十年代初期,在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讨论会上,对待“厚今薄古”的口号,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何其芳鲜明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主张编写文学史不必提“厚今薄古”的口号,并且正确地回答了古与今的关系。他认为研究古今中外文学,都是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这就是古为今用。“并不是要在叙述过去的文学历史的时候勉强和现在的事情联系起来,也不一定要特别突出和我们的时代有关的作品,才算古为今用。”“我们对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作品的评价,仍应实事求是,力求恰当,不能对离我们越近的作品就越加以不合实际的抬高,对离我们越远的作品就越加以苛求和贬低。”(《文学艺术的春天·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

艺术典型问题,是我国文艺理论界争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度出现了简单化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何其芳同志以理论家的胆略和勇气,突破占支配地位的流行观点,大胆地提出了关于艺术典型的见解。他认为典型性并不等于阶级性。“在实际的生活中,在文学的现象中,人物的性格和阶级性之间都并不能划一个数学上的全等号”。“如果典型性完全等于阶级性,那么从每个阶级就只能写出一种典型人物,而且在阶级消灭以后,就再也写不出典型人物了。”(《文学艺术的春天·论阿Q》)他在具体分析了阿Q、诸葛亮、贾宝玉、林黛玉这些艺术典型之后,提出了著名的典型“共名”说。一九五六年,在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而撰写的《论阿Q》一文中,他试图回答为什么阿Q是一个农民但阿Q精神却是一种消极的可耻的现象这样一个难题。认为鲁迅“创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典型。一个虚构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者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的标志。(《文学艺术的春天·论阿Q》)在同时期撰写的《论<红楼梦>》一文中,何其芳又说:文学中“成功的典型人物,他们那样容易为人们所记住,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正是由于他们不仅概括性很高,不仅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特征以至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总是个性和特点异常鲜明,异常突出,而且这两者总是异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中国的和世界的许多著名的典型一样,贾宝玉这个名字一直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了一个共名”。(《论<红楼梦>》)

何其芳作为诗人,他不仅写诗,而且在大量阅读古今中外诗歌的基础上,研究诗歌理论,提出了建立“现代规格诗”的主张。在五十年代初写的《话说新诗》一文中,他就指出,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既适应现代的语言的结构与特点,又具有比较整齐比较鲜明的节奏和韵律的崭新的格律诗体,将是诗歌的支配形式。这是最初提出的关于现代格律诗主张的雏形。后来,在《关于写诗和读诗》一文中,又明确提出:“虽然自由诗可以算作中国新诗之一体,我们仍很有必要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但这种格律诗不能采用古代的五七言体,而必须适合现代的口语的特点;现代的口语的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字,而且两个字以上的词最多,因此我们的格律诗不应该是每行字数整齐,而应该是每行的顿数一样,而且每行的收尾应该基本上是两个字的词;中国古代的诗都是押韵的,中国的语言词韵母字很多,押韵并不太困难,因此我们的格律诗应该是押韵的,而不必搬运欧洲的每行音组整齐但不押韵的无韵诗体。”(《关于写诗和读诗》)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人表示赞同,也有的人不以为然或者持反对意见。接着何其芳又写了《关于现代格律诗》一文,详尽地论述了他的主张,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有建立现代格律诗的必要,认为“诗的内容既然总是饱和着强烈的或者深厚的感情,这就要求着它的形式便利于表现出一种反复回旋,一唱三叹的抒情气氛。有一定的格律是有助于造成这种气氛的” (《关于写诗和读诗》)。“一字回穷,如果鞭有适合它的现代语言的规律的格律诗”,“是一种不健全的现象,偏枯的现象” (《关于写诗和读诗》)。他分析了古代五七言诗的顿和现代格律诗不能采用五七言体的原因。同时提出了以顿数整齐和押韵作为现代格律诗的原则。应该说,这是一种勇于探索的表现。

何其芳在着重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对于新文学创作也非常关注。他满怀热情地撰写了《我看到了我们文艺水平的提高》,正确地评价了《林海雪原》、《红日》、《苦菜花》等新出版的几部长篇小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这几部新作的得失。一九五九年,在《青春之歌》的讨论中,他针对出现的简单化批评的倾向,写了《<青春之歌> 不可否定》,充分肯定了作品的时代意义。为了总结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经验,建国十周年前夕,在他主持下,文学研究所的部分同志集体编写了《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一书,从理论、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几个方面,总结概述了十年来的创作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随后他还写了《优美的歌剧<刘三姐>》,《<胆剑篇>印象》等评论新作的文章。

何其芳还经常重视外国文学的研究,他组织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委会,翻译出版了数十种外国文学名著,系统介绍了外国文学遗产。他努力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正确评价外国文学作品。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在住医院做手术后写的《雨果的<九三年>》以及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写的《托尔斯泰的作品仍然活着》,都是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特别是后一篇,写得气势磅礴,兴会淋漓,对托尔斯泰的三部杰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的分析,对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的论述,都是非常精辟的。

对待学术问题,何其芳历来强调“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他认为:“在学术问题的探索过程中,总是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把不同的意见提出来讨论,争论,对问题的深入和解决都是有益处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序》)在全国开展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批评运动的情况下,他仍坚持让俞平伯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凡是讲得有道理的地方,都充分予以肯定,而不是否定一切。对有的文章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他还为其澄清。(王平凡:《忆何其芳同志如何领导科研工作》,《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六十年代初,“左”倾思潮泛滥,文艺批评简单化盛行,他处在自己也遭到批判的逆境下,仍然明确表示:我们是做研究工作的,不能简单地把古人的东西拿来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批判,应当具体分析。他当时就强调实践是检验一切理论的标准。他认为实践“是一切思想、学说和主张的试金石……实践的烈火是那样无情,只有真理才不畏惧它的火焰”(《文学艺术的春天·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南》)。

何其芳十分重视人才,珍惜人才。他注意团结、尊重所内外专家,同他们交朋友,建立互相信赖、互相帮助的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调动所内专家的积极性,使他们安心工作,发挥专长,做出贡献。对青年研究人员,他精心培养,政治上严格要求,业务上具体指导。他着重抓基本立场、研究方向、研究方法、系统的专业知识等根本问题。他一再强调研究人员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研究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还常用列宁的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来教导青年。他亲自拟定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中外名著一百种,后来增加到二百种,要求青年研究人员阅读。他重视培养良好的学风。他教导青年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工作,要详细占有材料,特别是第一手材料。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和说明必须采取严格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从中发现问题;通过深入的研究,在大量的、可靠的材料基础上,引出合乎实际的正确结论。他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抽出时间具体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写文章,要求他们经过认真研究,先写出提纲,然后亲自同他们研究提纲。他总是首先肯定优点,具体说明哪几部分概括得好,同时指出不够准确的地方。他看青年人写的文章,非常认真细致,写出详尽的意见,从立论、写法、材料的应用等等都以亲切的商量的语气,提出他的看法。在文章定稿时,他往往还要亲自动笔,帮助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为培养一支文学研究队伍,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是所内同志公认的良师益友。

对于所外许多年轻的文学研究者,业余作者,诗歌爱好者,凡是来找他的,他都是热情接待,循循善诱。他经常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有的请他介绍创作经验,有的要他谈写诗的经过,有的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除了亲自回信外,还挤出时间,写成文章,作总的答复。《关于“生活是多么广阔”》,《写诗的经过》等等,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后来汇集成《关于写诗和读诗》,《献给初学写诗的同志们》。为了帮助诗歌爱好者提高对诗的鉴别力,他从古诗、新诗、民歌中挑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赏析,具体说明它们为什么写得好,同时指出缺点在那些地方。后来汇编为《诗歌欣赏》。他以诗人的眼光来欣赏诗歌,不仅准确地指出那些诗作的得失,而且分析得新颖,精细,令人惊服。

尤其可贵的是,作为学者的何其芳,具有革命者的胆略和胸怀,无论是对待学术问题或其他问题,他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别人对他的文章进行批评时,凡是言之有理或有合理成份的,他都表示欢迎,虚心接受;而对那些乱打棍子,以势压人的批评,他就据理力争,进行答辩。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出现了许多揪出××的大字报,何其芳同志对这种做法表示怀疑。继而,有人起来“造反”,他忧心忡忡,曾对个别同志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保卫党的利益……”但是没几天,他就成了所里“头号走资派”,被抄家,批斗,下放劳动。在残酷斗争情况下,他也拒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是“搞修正主义”。一九七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红楼梦》的新序言里,对何其芳研究《红楼梦》的观点,肆意歪曲。何其芳冒着风险,立即写一封近万言的长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同志,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有力地反驳了新序言的作者。当时,在“四人帮”霸占文坛的情况下,这封信不仅不可能公开发表,而且又被当作“文艺界右倾翻案的代表作”进行批判。但何其芳却坚定地说:“学术上的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切不可只看到眼前,不要被某些人的观点迷惑住了。是非曲直,将来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尹在勤:《何其芳评传》)。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粉碎了!这喜讯使何其芳激动得彻夜不眠。他拄着拐杖,与群众一起参加游行,欢庆胜利。这时,虽然他已体衰多病,但是他感到“文学艺术的春天”真正到来了,他要把被“十年内乱”贻误的宝贵时间夺回来。他火一般的创作激情,工作热情,一齐进发出来。他又不分昼夜地挥动彩笔,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先后撰写了《毛泽东之歌》,《回忆周恩来》,《回忆朱总司令》等几十篇文章和诗篇,并开始着手写他酝酿多年的一部以描写家乡和知识分子走向革命为主题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刚刚写了五万多字,病魔突然夺去了这个忠诚战士的生命。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何其芳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过早去世,使文艺界许多熟悉他的同志、朋友和学生,都悲痛万分,痛惜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无私无畏,多谋善断的好领导,失去了一个难得的人才。他的崇高品格,渊博的学识,优良的学风,为文艺界和科学界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那光彩夺目的诗文和坚实有力的学术论著,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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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红楼梦 网络文化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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