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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好的钱钟书

章益国
内容提要 钱钟书乃学术大家,他对自己的作品是否满意?他最想写的东西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想必是读者诸君很感兴趣的。章益国先生认为,钱钟书评品人物负刻薄之名,对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这方面,钱钟书并没有双重标准。

钱钟书本人的文字中——对的,是他本人——向我们暗示了存在另一个更好的钱钟书的可能。

《围城·重印前记》记载了一本据说比《围城》更好的长篇小说《百合心》曾经的存在:

我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命名《百合心》……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一九四九年夏天,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我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倒也从此省心省事。年复一年……我慢慢地从省心进而收心,不作再写小说的打算。事隔三十余年,我也记不清楚当时腹稿里的人物和情节。

不过,“就是追忆清楚了,也还算不得数”,钱钟书写道:

因为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要不然,谁都可以马上称为善做菜的名厨师又兼大请客的阔东道主了,秉承曹雪芹遗志而拟定“后四十回”提纲的学者们也就可以凑得成和得上一个或半个高鹗了。

虽说酒席未曾摆成,但还是可想见其丰盛:

剩下来的只是一个顽固的信念: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事情没有做成的人老有这类根据不充分的信念;我们对采摘不到的葡萄,不但想象它酸,也很可能想象它是分外的甜。

我们看钱氏的笔法:先说《百合心》会比《围城》更好,然后又话锋回转、撤出自己、构成旁观,自我调侃一下:我当然知道这只是作者的主观感受。接着再次反过来讲:这种感受也符合一般人的酸葡萄心理,所以这当不得真——这真是聪明人的造句。不过,我们当然相信钱钟书先生,因为我们相信:也只有钱钟书本人,才能写出比《围城》更好的小说。

《百合心》毕竟是虚幻事也,纵算写出来,也不过是充满个性和异趣的优秀小说,哪怕比《围城》还好一点,也还算不上旷世杰作。更让人惋惜的是,《管锥编》也没有写成全璧!这样的学术经典终成未竟之作,可与“红楼未完”比憾。他在《管锥编》1972年序中写道:

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庚扬。

1978年又记:

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

后来杨绛记述:

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日札(指钱的读书札记)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

而且,据说《管锥编》还有一个西文的姐妹篇,《管锥编·序》:

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

后来,德国汉学家莫宜佳博士来中国帮助整理钱钟书手稿,见到了钱钟书的外文笔记:

外文笔记部分数量很大,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或自己用纸张装订的本子写成……这样的本子大大小小的共有二百一十一本,比前两部分加起来还要多。这部分充分显示了钱先生的博学与勤奋。外文笔记里涉及到的语种至少有六七种,有英、法、德、意、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西班牙文等,题材之广,令人叹为观止。笔记包括了文学、语言学、哲学、文学批评、哲学、文艺理论、心理学、人类学、还有通俗小说以及笑话和百科全书等等……钱先生本打算根据这些资料,用英文写一部综合西方文学的论著。这部论著若能写出来,就该是《管锥编》的姊妹篇了。

莫宜佳说:

《管锥编》是第一次联系着世界文学来商讨中国经典准则的。反过来说,用英文写成的这个续编,就该是对照着中国文学而体现出来的西方经典准则了。

《中国学术》杂志曾经刊有钱钟书残损的遗作《欧洲文学里的中国》,文章没头没尾、戛然而止。杨绛在按语中写到:

几位“年轻”人看到这几页未完的稿子,叹恨没有下文,连声说:“太遗憾了!太遗憾了!”我心上隐隐作痛。他们哪里知道钱钟书的遗憾还大着呢!……反正他连《管锥编》都未能写完,为这几页残稿还说什么“遗憾”呢!

虽然钱钟书讲“开得出菜单并不等于摆得成酒席”,但是我们面对菜单,却难免对那桌酒席垂涎三尺。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有两个钱钟书,除了“写了出来示人”的钱钟书之外,还有一个“没有写出来的”、“可能更好的”钱钟书。当然我们通常会以为,“没有写出来的”的原因——像钱杨两人申明的那样,不过是“天不假年”,或“多病意懒”之类,或者如钱传作者汤宴等人说的“动荡时代辜负了这个不世出的天才”等,但是,一旦心存了两个钱钟书的看法,这一个见于人前、一个隐于幕后两个钱钟书之间的关系,怕不仅那么简单。

我们稍稍留心就可以发现,钱钟书有一种“被迫”状态下出版(或再版)自己文字的惯例。我们现在有幸能看到钱钟书的书,大多是一种被动状态下促成的。《围城》是“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槐聚诗存》也是杨绛“手写三册……幸免灰烬”,建议“宜自定诗集”,并助“选定推敲”的;《谈艺录》是“友人冒景璠……督余撰诗话”,此书后来“京沪出版社数请重印,皆敬却之”,最后还是中华书局“按读者来函,以《谈艺录》罕购为言,因申前请,固辞不获”;《宋诗选注》是“郑振铎同志的指示”;《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重印多有曲折,最后是柯灵要求,而“我一向听从我这位老朋友的话,只好应允合作”;《也是集》是“李国强先生要我编一本文集,交给他出版。我很为难,几十年前的旧作都不值得收拾”;《七缀集》出版干脆是遵从一个不知名的读者的建议:

我国读者似乎有个习惯,买不到书,就向常常无能为力的作者本人写信诉苦。有一位读者——也许该说,一位无书而欲读者——来信,要求我把《也是集》和《旧文四篇》会聚一起,在京沪出版,以便流传。我遵照他善意的建议。

正是热心人们的“督撰”,我们才能有幸看到“这个钱钟书”。不过,既然是外力敦促下的产物,我们看到的钱钟书作品,也就似乎总处于一种未定稿状态。钱本人也有意无意呈现出一种随意性,《管锥编》是“管窥锥指”,《谈艺录》是“咳唾随风”(如电脑的操作系统一样,这两本书不断出补丁),《七缀集》是“拼拆缀补”,《宋诗选注》是在当时学界风气和作者别裁无法两顾状态下的“半间不架”的作品,《写在人生边上》是对人生的“随时批识”。这种随意性给自己留下再创作、再加工的任务,它是自谦吗?还是可以看成“我想、我能、我该做得更好”的自我期待?甚至理解成一种隐约的推卸责任,“我是随便写写的”,所以“先别批评我,我自己知道写得不够好”?不管怎么样,它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至于钱的诗集,干脆以“诗存”为名,如艺文中的“留白”技法,指引我们想象那未曾存留下来的是一个何等美妙的诗世界。

钱钟书还经常丢自己的书。《百合心》遗失了,《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的修改本遗失了,别人从上海复制的原本也遗失过。虽说这可以和生活颠沛流离、居所狭小“容膝易安”等客观原因及钱钟书“没有藏书的习惯”等有关,但从主观方面讲,如果我们拿弗洛伊德确立的“过失心理学”中“遗忘的心理机制”说事,遗失物件实际上可能是潜意识中希望它遗失,那么或可以说钱钟书是以“遗失”这种方式来否定旧作。这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我们能感觉到,“那个钱钟书”对“这个钱钟书”是不满意的(当然,大概也只有钱钟书自己才有“学术资格和能力”对钱钟书不满意)。“钱钟书谁都看不起”曾经是一个流行的说法,我们想提醒凭此认为钱钟书心气高傲的人注意,钱钟书连自己也“看不起”:

我写完《围城》,就对它不很满意。
对于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兴趣。

…………

王国维曾有句奇幻的诗:“偶开天眼窥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想,前半句,可以是说“那个钱钟书”的,后半句则是说“这个钱钟书”的。相信钱钟书经常会有“偶开天眼”的高峰体验,像他那种人自然会有“书读完了”、“事想通了”一类终极感悟,但那一种体验,多半属于匈牙利裔哲学家波兰尼所谓的“默会知识”领域,超出了名言之域,一旦写将出来,着尘落地,食了人间烟火,便是“身是眼中人”,可以被自己“看不起”了。所以钱钟书下意识会拒绝“落地”,经常自我解嘲,抵抗出版旧作,把自己所有的出版物都处理成暂时的和有待补充的未定稿,同时其生命整个儿地呈现出一种未完成状态。曾经有人批评钱钟书“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可以说这话不错,只是我们需知道,“那个飘飘然的钱钟书”所凌驾的芸芸凡人之中,其实也包括他自己。

在钱钟书去世的1998年,九十岁的列维-斯特劳斯在自己寿宴上对一众门生故旧说了一段玄丽的话:

今日对我而言,存在着一个实际的我,不过是一个人的一半或四分之一,以及一个虚拟的我,仍鲜活地保存着对整体的观察。这个虚拟的我树立了一个写作的计划,并对实际的我说:该你接手做下去。而实际的我,却再也写不动了,对虚拟的我说——这是你的事,唯有你可以一窥全貌!

我们相信,这样两个“我”的对话,也存在钱钟书这个智者身上。

确实,钱钟书很多东西没有写完,但从更高的意义上讲,“钱钟书”是不可能被完全写出来的。学有至境,可意会不可言传,“那个钱钟书”能一窥全貌,“这个钱钟书”则意犹未尽。当然,即使是“这个钱钟书”,即使他那些自己也不甚满意的未定稿,也已经值得我辈奉若神明、手摹神追,甘当门下走狗了。

原载:《读书》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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