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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贞元”及其他

读《〈谈艺录•序〉笺释》

刘世南

  陈子谦先生《论钱钟书》中有一篇《〈谈艺录·序〉笺释》,细读之后觉得作者用力甚勤,钩稽故实,力求诠释钱钟书先生的序文,使其词意豁显,语无剩义。这对一般青年读者是大有裨益的。但有几处似仍不够准确,现依次提出,并陈拙见,以求正于作者及广大读者。

  1、序文:“麓藏阁置,以待贞元。”

  陈注〔十四〕:“贞元,年号。唐德宗李适、金海陵王完颜亮、元成宗奇渥温铁穆尔曾用此年号。序文用以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

  按:一元成宗年号为“元贞”,非“贞元”,陈先生此处欠严谨。二“贞元”年号何以能“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陈先生未说明。此因未获真解,故想当然。

  周振甫注释的《严复诗文选》252页《次韵答孙生》,首句即云“贞下何曾更起元”,注〔一〕:“贞下起元:《易·乾》:‘元、亨、利、贞。’朱熹比作春、夏、秋、冬。贞下起元,好比冬尽春回,喻好转。”

  周的注释对,“贞元”不是“比喻开明盛世或美好时日”,而是表示对复兴的希望。

  朱熹不仅把元、亨、利、贞比作春、夏、秋、冬,四库全书本《文公易说》卷十五《文言传》,全是讲元、亨、利贞的。304页,甘节录:“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周氏之注,应本于此。

  至于贞元之变,《文公易说》313页:“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它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

  《文公易说》卷七,158页:“陈淳举伊川‘以动之端为天地之心’,先生指朱熹曰:‘……元亨利贞:元是萌芽初时,亨是长枝叶的,利是成遂时,贞是结实归宿处。下梢若无这归宿处,便也无这元了。惟有这归宿处,元又从此起。元了又贞,贞了又元,万古只如此循环无穷……’”所以,元成宗根据“元了又贞”之理,以“元贞”为年号,显示他的统治稳定正常,始终是太平盛世;而唐德宗、金海陵王则根据“贞了又元”之理,以“贞元”为年号,寄寓乱极而治、国势复兴之意。我们查阅新、旧《唐书》和《金史》,就明白当时的乱象。

  有人会说,朱熹是南宋人,唐德宗怎么会知道他的“贞了又元”之说呢? 我这里说的是“贞了又元”之理。《旧唐书·傅仁均传》:“昔洛下闳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创历起元,元在丁丑。”南宋的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说:“周正建子,盖贞下起元之义。”而《周易折中集说》也说:“物既始,则必亨,亨则必利,利之极必复于元。”汉儒以来已说明这“贞下起元”之理。

  现在,为了更好地说明钱先生序文“以俟贞元”的寓意,我再引冯友兰先生一段话。

  《三松堂全集·三松堂自序》第一卷《“贞元六书”:从“照着讲”到“接着讲”》:先引《新原人·自序》:“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总名之曰贞元之际所著书:以志艰危,且鸣盛世。”冯先生又解释道:“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当时我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了中国大部分领土,把当时的中国政府和文化机关都赶到西南角上。历史上有过晋、宋、明三朝的南渡,南渡的人都没有能活着回来。可是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这次‘南渡’的人一定要活着回来。这就叫‘贞下起元’。这个时期就叫‘贞元之际’。”

  我想,看了以上的话,读者该都理解钱先生序文“以俟贞元”的意思了。

  2、序文:“不醉多谬。”

  陈注〔二九〕:“友人王月转辽宁大学李汉超教授语:‘不醉多谬’当注引陶渊明《饮酒》第二十首:‘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所言甚确。”

  按:“罪”当作“醉”。这可以看出陈先生不够谨严,和上述“元贞”年号误为“贞元”一样。

  3、序文:“皆指馈贫之囷。”

  陈注〔三一〕:“‘囷’指藏粮之地。《文心雕龙·神思》有‘博见为馈贫之粮’语。钱先生不说‘皆赠馈贫之粮’,而言‘皆指馈贫之囷’,比喻更切合文义。”

  按:此由不知“指囷”二字出处。《三国志·吴·鲁肃传》:“周瑜为居巢长,将数百人故过候肃,并求资粮。肃家有两囷米,各三千斛。肃乃旨一囷与周瑜。”后因以“指囷”比喻慷慨资助朋友。

  4、序文:“遗意足师,祖构有据。”

  陈注〔二七〕特将刘知几《史通·补注》照录,而标点下文为“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汉季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

  按:陈先生如参考了清人浦起龙的《史通通释》,必不至于将《季汉辅臣》颠倒为《汉季辅臣》,更不会将“华阳士女”标成《华阳士女》,世岂有如此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王煦华先生校点《史通通释》便很正确。再看浦起龙所释,便知《三辅决录》乃赵岐著,而挚虞为之注;《季汉辅臣赞》乃三国蜀汉杨戏所著,而陈寿《蜀志》多采其文;“华阳士女”由吕大防《华阳国志·序》而来。吕序云:“晋常璩作《华阳国志》,自先汉至晋初,逾四百岁,士女可书者四百人。”

  我指出这些,为的是希望学人治学,切戒粗疏。阮元曾戒学者勿以一目十行自矜,而要做到十目一行。钱钟书先生是最谨慎的,可《管锥编》仍有不少错误。经人指正后,竟汇编为第五册,附于《管锥编》四大册之后,“以志吾过,且旌善人”。此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最佳范例。“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我们研究钱学,就要学习钱先生细针密缕的治学精神,和他的那种“禹拜昌言”的虚心态度。

  (《论钱钟书》,陈子谦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5月版,26.00元)

原载:《博览群书》2007-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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